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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至此闹僵，谈判转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中央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何如璋在态度上强硬毫无意义，“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李鸿章在发给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子峨》（何如璋字）密函中，认为何如璋办理外交“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并且与其副手也难以和睦相处，“出好兴戎”，过于“冒失”。处于外交第一线的何如璋与外交决策机构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880年，中俄在伊犁开始武装对峙后，日本趁机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请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中日之间居间调停。但日本人搬出了中日《北京条约》，证明中国早已承认琉球是日本所属，格兰特也无奈，其华裔随员在发给李鸿章的信中，直陈“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中国只有“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
在格兰特调停后，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III两岛划给中国。而中国则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
多次拉锯之后，新疆问题再度进入关键阶段，种种迹象也表明口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第二十七章 为保新疆失琉球
【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
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
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1880年7月，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开始了艰难的中俄谈判。大清政府对这次亡羊补牢的谈判准备相当充分：为曾纪泽配备了马格里、日意格等熟悉中国国情的外籍专家；为保持电讯畅通，中央还特别拨款兴建京沪电报线，原先只通到上海的国际电报终于延伸到天子脚下；左宗棠大军将伊犁地区团团包围，一边大练武，一边搞屯田，逐渐转化为生产建设兵团，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则大举采购先进军火。
国际形势也对中国相当有利。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1878年）结束，俄国虽然取胜，但元气大伤。除了英国积极反对俄国在新疆的行动外，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表示反对，它希望俄国将对付德国作为重点。在整个欧洲，除了德国想混水摸鱼，鼓动俄国东进外，几乎无人愿意看到俄国在新疆有任何收获。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纪泽的外交斡旋进展顺利。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领土方面，俄国向中国归还伊犁，但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军费方面，由中国赔偿俄国900万卢布（折合白银500余万两）；贸易方面，俄商在新疆可以暂不纳税；边民国籍方面，伊犁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保持中国籍或迁居俄国加入俄国籍。
尽管并不完美，但如此成果也已经难能可贵，左宗棠高兴地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古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他赞赏曾纪泽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大清海关的洋干部、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士认为：“外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经做好了动武的准备。”英国驻俄国大使德费伦感慨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未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它已经吞进的土地。”
与此同时，左宗棠再次向中央提议在新疆建省，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新疆终于废止了实行数百年的军府制度，开始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湘军名将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自此，中国在新疆的主权维护更为扎实稳固。
在确保新疆问题顺利解决的同时，大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和搁置的策略。
当时，对日俄联手的顾忌是中国的主流意见。陈宝琛等人认为，日本“畏俄如虎，性又贪狡，中国即结以甘言厚赂，一旦中俄有衅，彼必背盟而趋利”。李鸿章则进一步认为，利用中俄冲突谋取自己利益，不仅日本人如此，英、德、西、葡等国莫不如此，因此，“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对俄交涉成功，则各国都会暂时死心，对俄交涉若不成功，则各国都会“萌其诡计”。因此，李鸿章认为，“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激昂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他主张对日既不必像何如璋那样强硬，也不必答应日本的瓜分琉球要求，而是采取拖延办法：“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敌人，唯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张之洞也认为，对日应该拖延，“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且应当与日本订立不得助俄之约，等到与俄国交涉完毕，再来从容料理对日交涉。左宗棠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高喊抗日，甚至要求渡海征日的建议，不仅“先蹈危机”，而且“虚声震撼”，毫无意义。
李鸿章深刻地指出：“中国自强之医｝，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数年之后，船械齐集，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使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新疆问题解决后，大清国还来不及考虑琉球问题，法国人又染指越南。几经延宕，日本的实力迅速增强，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朝鲜问题也成为焦点，最终连台湾也沦陷于口本之手。琉球问题被不断地搁置再搁置，中国的宗藩体系迅速瓦解，战略缓冲地带丧失殆尽。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新疆大漠上的狂风。俄国与日本，从此双双成为中国最为凶险的敌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会竭力在表面上轮流扮演出中国好邻居的角色……
｛注：琉球与浩罕
琉球国，最初是指历史上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中山、山北三个国家的对外统称，后来指统一的琉球国（1429～1879年）。琉球国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之间，曾经向中国的明、清两代和日本的萨摩藩、江户幕府朝贡。琉球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
1879年3月30日，日本兼并琉球王朝，琉球国灭亡。大部分国土改设为冲绳县，北部诸岛则划入鹿儿岛县。
浩罕汗国，中亚地区的封建国家（1710～1876年）。核心地区在包括浩罕、安集延、马尔古兰、纳曼干等城的费尔干纳盆地。19世纪上半叶，经济生活和文化建设出现高潮。与附近牧区、中国、俄国等的贸易关系密切。
1876年初俄国吞并浩罕。｝
第二十八章 蝴蝶飞飞曾国藩
【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
面对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终于选择了回避，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快马送来红旗捷报，令恭王府、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陷入了狂欢的喜悦之中：4天前（1854年7月19日），曾国荃所部湘军终于攻人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燎原大火，基本被扑灭。
但大清中央核心的“二驾马车”––31岁的恭亲王、29岁的慈禧太后和27岁的慈安太后，似乎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消除另一个更大的隐患：手握湘淮百战雄兵、脚踏东南膏腴之地的53岁的曾国藩。
逐鹿问鼎
千里之外，南京大屠杀刚刚退潮。长江航道上拥满了开往湖南的各色船只，据说那都是运载“战利品”的。
曾国藩则忙于处置刚刚于昨天（7月22日）捕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这位太平军中最天才‘的将领，随后在大牢中写下了洋洋数万字的“亲历”，痛切地分析了太平天国的兴亡。但恭亲王及世人看到的“亲历”，却是个被曾国落删改了的“洁本”––据说李秀成在“亲历”中劝曾国藩自己称帝，恢复汉家天下。
权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曾国藩其时已经成为大清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同时也成为吸纳各种资源的天然磁场。除了李秀成之外，还有很多人希望曾国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些在野史中，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劝进”故事，还有好儿个版本：
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帐下大将彭玉麟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迎接曾国藩时，塞了个小纸条：“东南半壁无主，老帅岂有意乎？”曾国藩阅而变色，急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然后把信团起吞下肚去。
攻陷天京后，曾国荃和湘军其他将领们，欲效仿陈桥兵变，制造第二个赵匡胤，给曾国藩来个黄袍加身。曾国藩听说后，“仿徨无措，踟蹰徘徊于室中者通宵达旦”，第二天他告诉老弟说：“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
曾家子孙们也有类似的记载。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说，老家湘乡的工匠唱民歌，歌颂她老爸，有两句就是：“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应曾国荃邀请，为湘军撰写英雄事迹《湘军志》的湖南狂生王辏г耍菟狄踩霸识χ性Ｔ裁炊济凰担允种刚翰杷诓杓干闲戳硕喔觥懊弊郑缓笞呖猛蹶＇运自己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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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曾国藩坐大，这几乎是朝野上下一个公开的秘密。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湖北省代省长（署理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的虚衔。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曾国藩在前线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和尴尬。“无土无财，无位无民”，“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更为头疼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官的头衔。筹粮筹晌十分困难，备受掣肘。后来，干脆借奔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