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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腐的名义重回招商局的盛宣怀，从此在那里扎下了根，直到1903年离职。这个在招商局并无丝毫原始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且因此跻身中国富豪行列，其个人财富高达数千万两，仅在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值就有近2000万两。
“自银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国企的奶牛终于哺育了一部分先富起来者，他们的头上匕带着耀眼的光环，据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在鞠躬尽瘁……
第三十六章 盛宣怀打“野鸡”
【 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
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
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
开屏，向世界炫耀自己那灿烂的尾部……】
盛宣怀要打野鸡了，而且是联合自己死磕了十多年的老对手怡和轮船公司（英资怡和洋行麾下企业）、太古轮船公司（英资太古洋行）一起打。
这种变化有点让人眼晕。因为，盛宣怀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高高举起的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要从怡和、太古这些外商的手里，以“商战”的方式夺回民族利权。如今，枪口一转，敌人成了盟友。
“野鸡”的说法，是太古轮船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大班”）严吉迪发明的。他在1891年写信给盛宣怀求和：希望联手“设法驱逐走江海的野鸡船，俾我三家可以独占其利”。
这些“野鸡”，就是独立于招商局、怡和及太古之外的轮船。这些大多是“洋鸡”，比如美最时洋行的“宝华”号，麦边洋行的“萃利”、“华利”号，马立师行的“金陵”号等。因为这些“野鸡”的洋身份，盛宣怀打野鸡的行为，被后世的一些学者视为对外商战的一部分。
其实，这些野鸡大多是“土鸡”。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几乎每家外资航运公司中，华商都占了相当大的股份。招商局成立的动机之一，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要“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弧隐患，尤为计之得者”。但是，招商局一亮相，华商们就发现自己被卡在夹板中了：根据政策规定，华商只能入股招商局，而不得自行成立独立的民营企业，而且，中央宣示这一政策将维持50年不变（即至1920年代）。权衡之后，不少华商选择伴狮（外资）同行，而非与狼（国企）共舞。因为，与狮同行，虽被盘剥，但契约受到尊重，并且在外国国旗的庇护下，受到的官方骚扰就很少。而入股招商局这类“官督商办”的企业，不仅要贴银子，还得继续做孙子，伺候那些既不出资本，也不对国家负责的官商通吃的“督办”们，同时还得应对外商的竞争，等于是两线作战。英国人赫德管理下的大清海关，就在报告中指出：“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
经过三年的幕后讨价还价，混战＋ 年的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终于在1894年达成了“齐价合同”，约定三方“务要同心协力，彼此沾益，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三公司务须跌价以驱逐他船为是”。这是他们的第三个价格同盟，与之前那两个短命的同盟相比，这一次，他们的亲密关系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曾经并且仍然高举“外争利权”大旗的国企招商局，终于联手外企，组成寡头同盟，共同猎杀那些披着“洋皮”的“土鸡”。
“猎鸡”勇士盛宣怀，曾经以商战民族斗士的面貌亮相。
十年前（1883年），作为中央专案组的组长，他受命进驻轮船招商局，清理清查总经理（“总办”）唐廷枢、副总经理（“会办”）徐润的渎职及腐败案，决心大，措施猛。最后唐、徐二人被“双开”，招商局被彻底纳入大清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之下，盯得牢，关得住，跟得紧。招商局自此废除“总办”一职，盛宣怀出任党委书记（“督办”），执掌大权。只设“会办”的管理层，成为其实际上的秘书班子。日後盛氏羽翼丰满，提出“国退民进”的建议，试图进行类似MBO的改制，“官办”成为“盛办”，国有则成为“盛有”。
夺回了招商局的领导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让招商局成为会下GDP金蛋的金鸡，外树政绩，内得利益，盛宣怀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很艰巨。来自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自然是最为有效的资源投放。招商局的直接领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批示：“当此局势岌岌之际，必须官为维持，乃可日就起色。”
大清政府两袖“清”风，但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官方下发一纸红头文件，招商局就住进了“财政输血”这一高干病房，尽管它患的是多种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接受的却是开小灶般的滋补疗法：减税、加价、增资。本就是独家垄断经营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粮”）运输，得到了进一步的税费减免；对招商局轮船运载的茶叶，减征出口税，免缴复进口税；提高漕粮运输的费率，并且不再收取海运局公费；同时，暂缓归还官方投资款余额77万两。
这几招，招招大补，但招商局依然萎而不举，举而不坚。根据招商局自己的说法，那都是因为怡和、太古这两个敌人太强大。三方贴身肉搏得十分惨烈，争相杀价，三败俱伤，而招商局虽然难以雄起，却也撑住了，就因为背靠政府的大树，不仅有大笔的垄断生意，而且有财政上的巨大支持––大清国虽然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供挥霍，但以一国之力去对抗两个公司，那还是能够游刃有余的。厮杀之后的结果，就是三方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把枪口对准更为弱势的“野鸡”们。
联合猎杀“野鸡”的行动，成效斐然。怡和与太古看到，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而盛宣怀则欣慰地看到，通过猎杀“野鸡”并与外商大鳄结盟，招商局的利润额直线上升。招商局股票也如同服了春药，日益坚挺，从50两（1890年）飙升到140两（1893年），并攀上了200两的大关。这既是可以向上级大协特书的政绩，也是可以让子孙受益无穷的财富。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开屏，向世界炫耀白己那灿烂的尾部……
第三十七章 裸泳的奴家
【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
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而“奴
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潮水在退去，人们凉诧地发现：如胡雪岩、徐润那般道貌岸然，爱作弄潮儿状的伟大企业家们，也露出了水面下的半截身子，居然赤条条空空如也。
1883年，中法在越南对峙。法国军舰开到了黄浦江口，将炮口对准了这座繁华的东方巴黎。这不仅改变了上海的物价结构：除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飙涨之外，各色动产不动产几乎集体跳水自尽；同时也改变了上海的富豪榜排名，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狠。
令胡雪岩、徐润彻底“走光”的，搞得很黄很丢脸的，是一直拿着高倍望远镜和长焦镜头在窥伺机会的盛宣怀。盛本人就是因涉嫌裸泳而灰溜溜地离开了轮船招商局，他根本不相信在大清国还有人会真的按照规则、穿戴整齐再下海。
第一个被放倒的是胡雪岩。
与徐润不同，胡雪岩之于盛宣怀，就是个“外敌”。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而盛总则是李鸿章的小弟。老大之间的矛盾，当然就是小弟之间的仇恨。何况这两人，一个来自杭州，一个来自常州，都是长三角经济圈的地头蛇，都是玩“政治～经济”学的高手，更要为地盘斗上一斗了。
开始的时候，胡总当然强大许多。盛总无非是国企的高级打工仔，胡总却是富豪榜上的著名私营老板，他在西湖边建的豪宅，连同豪宅内圈养的十几房妻妾，都是人们八卦和垂涎的对象。胡总商业帝国的核心，在于阜康钱庄。作为纯粹的民营金融机构，阜康钱庄的核心竞争力却是政府公关，因能大量吸纳公款，这里几乎成了第二财政部，尤其是独家经办为左宗棠西征而借的外债。
承办国家外债，利润似乎并不高，阜康钱庄还得为此向外资债权银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风险着实不小。但这毕竟是大清国的国债，大清国可以常常失信于自己的子民，却绝不愿意（或许是绝不敢？）失信于国际社会。何况，承办这么大笔的国债借贷，早已深谙中国国情的外商，也在暗地里给了可观的回扣；如果在收、支时间差上再多动动脑筋，就很容易多方截留，从而将公款变成阜康钱J庄的现金头寸。更不必说，这本身就是有力的“中央一拾”，给阜康在国际国内市场都做了个大大的广告，无形资产增值不少。总之，银行跑营销出身的胡总，打算盘是基本功，不会算偏。
蛇大窟窿大，胡总向来爱玩空手道，如今守着个银行，自然是要大展宏图的。当时的生丝出口有巨大利润空间，胡总于是痛下本金2000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据说，他之所以如此放手一搏，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实际上，就是要形成市场上的垄断优势。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在黑白两道（胡是青帮的“空子”，差不多相当于其地下党员）的保驾护航下，胡雪岩抢购生丝十分顺手，几乎搜尽了当年的新货和此前的存货。洋商们无货可收，自然慌张，通过种种渠道与胡雪岩进行谈判。老外开出的价码很痛快：加价1000万两！
面对洋商的“诱惑”和乞求，胡雪岩并没有松口，理由却非爱民或爱国，而是要求再加价200万两。双方于是僵持不下。待到来年，新一轮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后，胡总却发现：不仅遥远的意大利生丝大丰收，缓解了西方工厂的原料问题，而且法国军舰开到了上海洋而耀武扬威，银根全面收紧，手头已难以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收购新丝，而囤积的旧丝却已经开始变质。
此时，早在暗中窥测多时的盛宣怀，实施闪电战：启动官场内的关系，将本应解送到阜康钱庄用于支付外债的公款，押后数日，虽然只有80万两，但却是外交大事；同时，动员大储户们进行挤兑，在市场上传播阜康不稳的消息，结果硬生生憋死了并非资不抵债的胡财神：仅生丝一项，胡雪岩就损失高达1800万两，并随即被“双开”加“双规”，革职，抄家，彻底打翻在地。
扳倒地头蛇胡雪岩之后，盛宣怀转过身来收拾过江龙徐润，尽管徐润是盛宣怀在招商局时的老同事、老同志。
徐总先前就比盛总、胡总家阔多了。他14岁进了外企打工，在英商宝顺洋行（也称颠地洋行）当学徒，后升为买办，自己还涉足航运业、地产业、丝茶业、保险业、出版业等，搞得十分红火。1863年，徐润就已经在上海拥有“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间”，而且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