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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恭亲王-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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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后人普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慈禧,不仅是妻于妾,更是君于臣。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们,所容易忽视的基本定位。作为昔日的正宫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来负责。在后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赖“母以子贵”就已天然获得权威资源和号召力,更是慈禧难以企及的。从公、私两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卫皇权方面都绝非一个唯唯诺诺的跟班。维护和巩固同治皇帝的地位,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切挑战,两位太后担负着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低调、一个高调。

在慈安、慈禧和恭亲王这个年龄相仿的三角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龄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净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慈禧一边;而在之后处死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尤其在为同治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合了恭亲王。如果我们认可恭亲王与慈禧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1865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大管家,而太后们则超越了“皇嫂”、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在她们看来,恭亲王似乎开始远离成为“多尔衮第二”的危险。

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三年后(1884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1884年那次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

“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满清“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衮”,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260多岁的“高寿”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总理的劳碌相

【 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早已通过大量的情报及公文往来,对大清国这位年轻的“总理”了如指掌,但当英国代表团与恭亲王奕訢共处了短短的数小时后,依然为他的风度所折服。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是27岁的恭亲工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面对着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占领军,而对着处处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这位年轻人,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在回忆录中描写到签约情景时,感慨道:“恭亲王真是个谦谦君子,他明显地在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恐惧。”额尔金勋爵的助手洛奇则回忆说:“恭亲王当时只有28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的相貌很睿智,但显得十分焦虑。其实,考虑到他的处境,这并不奇怪。他隐藏了他的恐惧感,如果有的话。”

缺少“王子相”

自从上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二十多年来,英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高级官员有过任何正面的评价。年轻的恭亲王令他们发现,中国除了充斥着大量颟顸、愚昧、贪鄙的干部之外,也有如此风采照人、作风清新的高官。遍阅史料,无论是当时的新闻报道还是时人的日记回忆,虽然将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描写得极为阴暗,但却很难找到对恭亲王的负面评价,这位年轻的王爷,似乎成为铁幕后面唯一一朵绽放的鲜花。

即使从清代流传下来的野史看,恭亲王也很难称得上是帅哥。对于恭亲王的外表,与恭亲王多次接触的美国传教士、日后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丁韪良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睛,并不漂亮”,“他并非很有‘王子相’的人”。尽管有的资料说他“俊美”,但那也只是相对他的哥哥咸丰皇帝而言。据说,咸丰皇帝在少年时曾从飞驰的骏马上摔下来,伤及骨头,虽经名医多方治疗,但终生行走不便。从正史上。可以肯定的是,咸丰皇帝文弱多病,而恭亲王却身体健朗。咸丰皇帝虽然广储后宫,甚至在民间也留下了大量的无法考证的风流韵事,却只生下了一儿一女,这种广种薄收的极为衰弱的生育能力,直接导致了日后慈禧太后的上台。而咸丰的其他兄弟们,包括恭亲王及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生父及宣统皇帝的祖父),都是枝繁叶茂,子孙满堂。

正史记载,少年时的恭亲王与咸丰兄弟俩,曾经共同习武,还共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令老爹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将枪法与刀法分别命名为“棣华协力”和“宝锷宣威”。同时,还单独赐给恭亲王一把金桃皮鞘白虹刀,由此亦可见恭亲王在这一“发明创造”中的关键作用。恭亲王习武善射,在史料中多有记载,而且传诵至今的众多诗文,文采飞扬,其文武全才,可谓当时皇子中的绝对佼佼者,但毕竞时运不济,与皇位无缘,在咸丰即位后更是备受猜忌。

直面暴风雨

尽管丁韪良并不恭维恭亲王的外貌,但却依然是恭亲王的铁杆粉丝之一。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直面暴风雨的勇气、决心和智慧,才是恭亲王在大清政界光彩照人的风采所在。丁韪良说,“恭亲王的命运之星升起在黑暗的暴风雨中”,他靠着“超凡的才智和勇气”,“在皇室危难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尴尬的局面愈发衬托出恭亲王的尊贵与镇定”。

当皇帝出逃、政局波动时,年轻的恭亲王挺身而出,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恭亲王手上并没有什么资源,他“从未见过外国人,也没有显著的势力支持他,京师的御林军已经溃散,圆明园被洗劫,城市也已失陷”,然而,“就像朱尔·法夫尔(签订普法战争条约的法国外长)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样,恭亲王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毫不示弱,努力争取最有利的条款”。

即使在签约前后处处贬低恭亲王,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还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恭亲王的敬意,他认为恭亲王是个更容易沟通的对手。英国人注意到,即使是在这种签订“城内之盟”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恭亲王始终镇定自若、彬彬有礼。讲究等级的英国人甚至惊讶地发现,这位中国“王子”对那些翻译及协助签字盖章的秘书人员,“十分和蔼,如同对待一个朋友,而并没有摆出那种手握特权的皇家威严来”。

丁韪良日后总结道:恭亲王的虚怀若谷,正是他能团结一大批干部,在艰难时刻继续维持政府运转的关键。作为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经常有机会与恭亲王见面,恭亲王对他特别热情,每次见面,“都按照满人的习惯,亲热地握住我的双手,这与汉人跟我打招呼时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人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也只是拱手而已,相互间敬而远之”。因为丁韪良十分熟悉中国文化,恭亲王还特别帮他取了个号“冠西”,意思是“冠绝西方”,从此,丁韪良良也被称为“丁冠西”。

丁韪良说:“他总是听从下属的意见,他的讲话不过是总结了下属的考量。作为一个皇帝的儿子和另一个皇帝的兄弟,恭亲王是中国当今统治者构成材料的良好例证。”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

魅力來自亲和力

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绘了恭亲王的魅力:“他的眼睛、鼻子等,都显露出他是个相当有内涵的人。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脸部飞扬着智慧的光芒。他说话很快,其话语的准确度远高于其深刻性。”“他行为举止既和蔼又优雅,说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

签订《北京条约》时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日后写了大量有关东方著作的芮尼医生回忆道:“恭亲王十分和蔼可亲,他的长相是十分典型的鞑靼人:他的右脸颊上有两颗浅浅的瘢痕,连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是之前长过疖子的痕迹。他的脸和手看上去都很小,手指十分小巧,如同妇人。”芮尼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写了恭亲王在接见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绅士风度,为之大为倾倒。

恭亲王的这种翩翩风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成熟。1879年,美国前总统、内战英雄格兰特将军访问中国,这是西方国家政治领袖首次访华。格兰特随行的私人朋友、著名记者、日后的驻华公使杨约翰(1882~1885年)写道:“恭亲王与之前我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们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印度和穆斯林的王子,以及我们在印度斯坦和埃及的朋友们,往往是呆板地坐着,整个谈话中面容呆滞,令你以为是在和石头对话。但是,恭亲王在谈话中,却表情丰富,十分生动。天很热,他边说话边摇着折扇,说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将折扇半合着,指着格兰特将军的胳膊,同时,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将军的脸。”在美国出版的杨约翰回忆录中,画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美貌若潘安的恭亲王形象。

在西方人的照相机和画笔下,这一时期的恭亲王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影像。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为恭亲王拍摄的照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皇室照片。

根据西方人给我们留下的影像和描述,这位大清国“总理”的形象基本可以还原:

他身材瘦削,甚至双颊凹陷,其腰围尺寸似乎与其地位完全不成正比,更与一般高级干部们脑满肠肥的形象大相径庭。这种瘦削,无疑并非福相,多主终身劳苦,却并非缘于先天体弱,更不可能因为营养不良,或许正是江山社稷的沉重担子所致。作为最早在大清“铁屋子”里清醒过来的人,恭亲王却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不能大声地呐喊,只能一边高举大旗“抓革命”,另一边则悄悄改革“促生产”,能做的不能说,至少不能多说;能说的却不能做,至少不能真做。

在瘦削的外表下,他却是人格层面上的“美男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对待列强占领军不卑不亢,对待自己的部属和蔼可亲,这令他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相当多的认可。在那批判与斗争充斥的高层,他几乎是所有干实事者的总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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