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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功罪-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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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从此在中国的刺绣界黯然失色。我们斥责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烧光。日本军队烧村庄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长沙大火?
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写过抗战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曲《南泥湾》,更是唱得家喻户晓。然而,大生产除了开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还种过什么呢?还种过大量的鸦片!国民政府不给共产党拨款,延安要从经济上支撑远远超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感困难。粮棉蔬菜只能解决部分衣食自给问题,于是获利较大的鸦片则受到青睐。有作家为了撰写中共领袖的传记,采访当地的百姓和当年的战士,据他们回忆,每有外国记者来参观,就发动战士们连夜把鸦片挖出来用土盖上,记者走了再翻过来种上。可见共产党也知道,种鸦片不是件光彩的事。为什么还要种呢,因为要钱来“打日本”。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叙述国军抗战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总指挥部和纵队,支队司令部,以摊牌民间妇女作杂活为名,选派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挥部和司令部去缝军衣、做布鞋、洗衣、做饭,妇女们请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归,均遭拒绝,要求一律在军营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轮换一次。凡去当差的妇女,大多遭到强奸,先后被奸污者达几百人。有的回家悲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轮奸致残,甚至含恨自杀。广大百姓对其暴行恨之入骨。”(纯子、蔡农、老加《一江血水向东流—中日武汉大会战实录》)这是谁的队伍?是日本军队吗?不,是中国的政府军。由蒋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是抗日的队伍。他们派夫派款,强拉壮丁,贩运私货发国难财,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强奸民女。日本侵略军最令人仇恨和恶心的战争罪行,也是强奸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总还不至于敢公开这样干,要不也不会组织专门的慰安妇了。而国军却是代表政府的,本身应该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证,这样的罪行只能说是执法犯法,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四三年,爆发随北十万民变,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派出三个师进行镇压。 
内斗的惨烈甚于外斗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重庆歌乐山军统局为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人员举办晚会庆祝圣诞节,结果台上唱戏,台下秩序大乱。中统局长戴笠特意约了几十个女人陪美军官兵跳舞,有些被当众强奸。这种事发生在战时国都重庆,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慰问援华友军,次日便有密报呈送蒋介石侍从室,蒋也只好不了了之。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犯下的强奸罪更是超过关东军十几年所为。而且还不许声张,一些对苏联红军的暴行表示过不满的中共干部,解放后长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延安种鸦片,本国和盟国军队强奸妇女,都是一个问题:为了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恶劣。如果这种道理站得住脚,那么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谅了:他们是为了“拯救”腐败堕落的中国,为了实现一统大中国(或“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圣战”。
有人会说,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愿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宁可被黄河淹死,“人或为鱼鳖”,也不给鬼子劈死;宁可自己一把火先烧光,也不留给鬼子去烧;宁可吸共产党种的鸦片,也不吸日本人贩来的鸦片;宁可给国军、美军、苏军强奸,也不给日本鬼子强奸,……这话或许有他的道理。不过,这叫什么道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河南听到过这样的民谣:“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军”是汤恩伯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百姓也有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同时或前后深受过侵略者和“自己人”灾害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同意一些人的高论的。鲁迅也早就表示过,死在自己人手里是最悲哀的。这是因为,“自己人”最防不胜防;这种死最无价值;内斗往往比外斗更为残酷和激烈。后来发生的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内斗超过外斗,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超过它的独立战争。五十年代韩战的激烈,远非抗击日本入侵时可比。从生物学的角度,同类物种之间的争斗,也超过不同物种之间生存斗争。不同的物种,所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牛、羊、鹿在狮子、豺狼袭来的时候,只顾各自逃命而不会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团结起来用利角去抗争”,却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不惜折腿断角抵死相拼。人类社会比生物界要复杂得多,有些简单的道理却是相通的。严格地说,决堤、放火还不是内斗,只是“误伤”。
皖南事变才是典型的内斗,国军一次围歼新四军八千馀人。而在此数月之前,新四军仅一“黄桥决战”,就歼灭国民党第八十九军一万一千馀人,成为共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战例。可惜黄桥、皖南虽在抗战期间,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国人。
为了防止共产党势力控制东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以出卖外蒙作为争取苏联承诺的代价,也可算作内斗的一种“谋略”,尽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收回了东北和台湾,却放弃了面积超过两倍于东北和台湾的外蒙。外蒙独立的意义还不止于领土的丧失,它动摇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动摇了“五族共和”的国本,为中国的进一步可能的分裂撞开了一条隐约的、难以弥合的罅隙。 
小国比大国容易被征服
有人认为,大中华思想是不对的;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统一中国,今日中国就会像欧洲那样好。我以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大一点好。欧洲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也不过四五百年时间,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结论。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小国缺乏战略纵深和自然资源,就很明显的要吃亏。日本最终就败在这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肥。”中国在抗战中什么都不如人家,唯领土辽阔,可以一退再退。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其实就是仓皇逃跑、回避;所谓打一场旷时日久的“持久战”(毛泽东),其实就是各据一方,静待其变。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逃避战略”,最终竟然奏效。拿破仑、希特勒横扫欧洲各国如入无人之境,却都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的土地上铩羽而归。以日本军队的善战,对付美国也只能采取偷袭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对攻击和占领辽阔的美国本土不存丝毫妄想,一当太平洋战争失利,它自己那狭小的国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击的靶子。这时候它才知道,当初轻视身边这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提出“三个月亡华”的计划,以至于未能倾全国之军力先行征服中国,是多么的轻率、愚蠢。
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气候者,多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亦即“大国变成小国”之时。周室威权衰落,再也不能号令诸侯统一发兵征战,遂有秦国的各个击破。东汉末年分裂成三国,虽短暂统一于晋,但诸王割据,使国家化整为零,遂在“八王之乱”后外族相继涌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唐末国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辽朝;而后女真人建立金朝,趁辽宋对峙,灭辽与北宋,占据中原;再后蒙古人入侵,灭掉各占中国半壁江山的金与南宋。西晋和北宋毕竟是“大国”,所以北方强敌入侵时尚能退守江东、江南,建立东晋、南宋,各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命脉,不至于被赶入绝境。当北方强敌再度入侵,已经成了“小国”的南方王朝再无地方可退,只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国的“统一”时代,但其末年国家为朱氏朝廷、李自成、张献忠三大政治势力所控制,形成实际上的国土分裂局面,清军趁势入关。分裂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够同仇敌忾地共同抵御外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实际统辖的国土狭小,没有回旋馀地,容易被占领和征服。
国家的领土辽阔,对于现代科技和经济,也有极大好处。以航天工业为例,欧洲和日本皆远不及美俄中三国,其土地面积的狭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建立地面站,只有大国才能办得到。欧洲是近代工业革命、近代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终因其“春秋战国”式的版图格局,在本世纪由盛而衰,输给了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这和一堆小公司,竞争不过一个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欧各国力图打破促狭国境的限制,实现经济上的统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既是明智之举,又是不得已而为之。欧洲的衰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空间”也就是国土面积太狭窄,而战乱一开,小国的战争创伤更难以平复。二是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两条实际上也都牵涉到国家领土(及属土)的大小问题。 
日本“加入中国”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国,不论它是以什么方式,想再退出中国,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全体“中国人民”坚决不能同意。除非出现象孙中山、蒋介石那样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划出日本为代价,换取别国的经济支持。中国“不是菜园子”,你想进的时候就进,想出的时候就出,没那么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个惯用伎俩,将侵略中国说成是“进出中国”,这是因为他们都没学好历史,不懂得中国进来容易出来难。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馀个,也包括中国,而蒙古后来成了“中国的蒙古族”,没有成为别的什么国家的蒙古。清兵入关,也使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中国人习惯将入侵者说成是“外族”。什么叫外族?说直白了就是外国民族。不然,怎么不以“外族”去称呼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瑶族、僮族、土家族,……怎么就从来没当过“外族”?
“加入中国”有哪几种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国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国一道被第三国征服(元初蒙古模式);
四,占领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国领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国而最终完成合并(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视中国为“上国”、“天朝”,汉代即派使臣到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的印绶,有点“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于中国的关系悠久得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这个惯于点头哈腰的小“附庸”,忽然变成了小霸王,中国反倒成了破落的“穷措大”。这种情况下,“西藏模式”显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间还隔著个高丽,也长期是中国的附庸,如果它都没能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国,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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