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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七世达赖之师，七世达赖是六世班禅之师，六世班禅是八世达赖之师，八世达赖是七世班禅之师，七世班禅是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是十三世达赖之师，十三世达赖是九世班禅之师。问题就出在对二十世纪西藏命运影响最大的最后一对师徒，即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关系上：他们失和了。
达赖的精神领袖地位本来就略高，又是掌权者，更是该任班禅之师，于是拉大了二者之间的距离。恰逢西藏的多事之秋，达赖早怀脱离中国之意，清廷知悉，竟生以班禅取代达赖统治西藏之念。两次革去达赖名号，都要班禅赴拉萨就任。第一次班禅不敢从命，他当时只有21 岁，借故推掉了。第二次倒是到了拉萨，犒赏入藏的川军，主持藏务，但仍不敢接受藏王的职务，没多久就返回自己的札什伦布寺。达赖回藏复位后，赏罚恩叛，恶班禅乘己之危僭位，罚银四万两。噶厦亦强迫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的统一领导，也就是“月亮服从太阳”。1923 年11 月，手下几位重要大臣被拉萨召去扣押入狱﹑深感恐惧的班禅终于出逃，达赖电令藏军千余人追截未成。1929 年，班禅在南京设立办事处。1931 年，班禅亲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并提案要求恢复其对后藏行政权，随后班禅正式受国民政府册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12 万元。这样，达赖的独立意图，受到极大的牵制。没有同时受到册封的达赖及噶厦极为不满，令西藏住南京办事处代表向行政院提出四点要求﹕一，收回班禅封号﹔二，没收班禅的军火﹔三，取消班禅的俸银﹔四，裁撤班禅驻各地的办公处。同时发表西藏三大寺及僧俗官员大会反对班禅的宣言。宣言不便明言班禅投靠中国政府之罪，只说他如何不如达赖地位崇高，如何残暴，如何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如何从未与闻政教两方面事权，等等，誓言“非达目的不止也”。其中的矛盾是﹕既然从未与闻政教事权，他又怎么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呢﹖班禅方面亦针锋相对，公开列举达赖“十大罪状”﹕无非是驱逐汉人，勾结英俄，阻隔中藏交通，背叛中国之类。班禅还宣称，自清干隆时设驻藏大臣，“上自达赖班禅之掣瓶转世，下至噶布伦等之选拔任免，均须经由驻藏大臣奏准政府，然后实行。从此以后，西藏即为中国版图之一部，而外人谓西藏非中国所有者，均系强词夺理，造谣离间。”
由西藏第二号精神领袖班禅出面，宣告“西藏为中国版图之一部”，给十三世达赖走向正式独立又添一道鸿沟。素怀贰心的达赖，竟然忘了摆脱中国的宏伟大志，和得宠于一时的班禅争风吃醋。说到底，还是怕名不正言不顺。而这“名”，就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给你，你是达赖喇嘛﹔不给你，你什么都不是。
1932 年12 月，班禅在南京就职“西陲宣化使”，准备返藏建立亲中国的政权，但一直受拉萨方面阻隔而未成。1937 年11 月，十三世达赖去世四年后，离藏15 年的九世班禅亦在青海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去世。两位西藏最高精神领袖在数年内相继圆寂，独统之争也就暂时画上一个句号。此时中国进入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其后又是规模不亚于抗日的国共内战，西藏问题“暂时”搁置。而转世的达赖﹑班禅两位灵童，也将分别被寻找﹑确认﹑迎立，各自成长。到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带着前世的恩怨“再次”相遇，已是1952 年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几近一年了。
十世班禅始终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但是他也始终不改对十四世达赖的尊崇。达赖以流亡的方式为西藏的主权奔走，班禅则以“上书”的方式为西藏的人权呼喊。他们都以极大的勇气，付出了沉重代价。只有在这时候，两位喇嘛才完全捐弃“前嫌”，各自赢得了对方的崇高评价。班禅称达赖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达赖称班禅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个民族硬要到了这个地步，才会出现真正的领袖和伟大的英雄，真让人扼腕叹息。
评国共大较量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的规模，能够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相比。无论是双方投入的兵员数量、武器装备的级别、战场分布的广阔，还是战争结果的出人意料，以及它对中华民族发生的深刻影响，就连在它之前持续了八年之久、堪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不能不相形逊色。
一对难兄难弟
对于这场战争，我一直有著浓厚的兴趣：怎么打成这样？为什么领导抗战胜利而声望达到顶峰的蒋介石，会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溃不成军，将江山拱手输给他一贯惧怕而又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的共产党？许多年过去了，学者们作过探究，国共双方也各自进行过检讨和总结。我们不妨抛开历史的恩恩怨怨，那些胜利者令人讨厌的炫耀于世，那些失败者引人发笑的诿过于人，以“白发渔樵”的心态地坐下来，替国民党归纳一下。原因大致有：
一、政治独裁腐败失掉民心；二、日本入侵给共产党以发展壮大之机；三、苏联提供便利使共军在东北站住脚；四、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五、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及谍报活动；六、战后经济破溃；七、军事战略的重大失误；八、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九、共产党解放区实行土改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
这些都是原因，都有一定的事实作为依据，都没有错。不过以此来盖说当年的这场战争，仍太嫌单薄。就我而言，如果仅仅咀嚼导致战争胜负的几条原因，也是维持不了那么久的兴趣的。我以为，在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得失背后，一定还藏有某种文化的咒语。它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性质，还主导著它的运势，在所谓“战略决战”的数十年前即埋下日后方能揭晓的“天机”。如果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那么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它仍在暗中持续不断地发生著作用。
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是一对主宰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难兄难弟。国民党是兄，共产党是弟，即使彼此结下血海深仇，弟被兄杀得扪伤四散，兄被弟打得抱头鼠窜，它们之间的血缘与排行关系是不容置疑和不能乱的。国民党参与建立了共产党，共产党参与改组了国民党，两党被北洋政府统称为“乱党”。“乱”就是革命，两党都以革命为宗旨。如果进一步比较，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相似之处：师法苏俄，走列宁式道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建党，党高于国，党指挥枪，实际上是以最高军权赢得党内的最高地位，全党服从领袖，重视和控制宣传舆论，以民主为口号行独裁之实，指对方为“革命的最大敌人”，把一切异己者都指责为对方分子。
如今，这两兄弟都垂垂老矣。国民党号称百年老店，共产党也快满八秩高龄。国民党历经兴中会（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火奴鲁鲁）、同盟会（一九○五年八月，东京）、国民党（一九一二年八月，北京）、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七月，东京），直至一九一九年十月孙中山宣告正式更名为中国国民党，可说是从一开始便历尽沧桑。共产党的创建则较简单，由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联合组成。如果从正式以现名建党那天算起，两兄弟相差实不足两年。
“党”字蕴含的不祥之兆
民国初始，朝野各地组党凡一千馀个。有的叫“党”，有的叫“会”，有的叫“社”，有的因利益相同，有的因政见相近，有的因脾气相投，有的因地位相当，有的代表某个地方，有的代表某种职业，有的为暂时的联盟，有的纯属乌合之众。作为一种在社会上具有活动和影响力的团体，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党”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当然是对西方政党体制的简单模仿。我不知道为什么恰好选用了这个字。在中国人的固有词汇中，“党”本是略带贬义的：党争、党祸、党羽、党议、党锢、朋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都不是什么好事。史书上记载的所谓“党”，如东汉桓帝时的党锢、北宋时的庆历党论、明末时的东林党议，给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都是灾难。传统士大夫因有“君子不党”之说。可惜的是，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却把西方的“Party”当成了“党”。简直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不祥之兆。
译名还只是表面，重要的应在其实。国民党从兴中会、同盟会发展而来，虽经俄共顾问帮助改组，其帮会色彩依然很浓。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即仿照了中国民间秘密帮会建制。入会要宣誓：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现在来看这一誓词，并未超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的政治报负。孙中山自幼景仰太平天国，自许“洪秀全第二”。兴中会一经成立，数月内会员发展到百馀人，全为广东籍。其中，侨居海外的洪门会、三合会、哥老会、兴义会、致公堂占很大的比重。一八九九年一一月，兴中会乾脆邀集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集会，歃血为盟，集合成一个帮会组织“兴汉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策划和发动起义。
其后，兴中会又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组织的华兴会，章炳麟、蔡元培、吴敬恒组织的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至民国初年，同盟会又联合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组成国民党。孙中山毕竟从小留洋，接受完备的西方式教育，其见识、思想和志向远高于各帮会首领。这是他能够提出三民主义，领导革命党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及同盟会终能区别于其他帮会的根本原因。但他毕竟未能脱离帮会体系，在由同盟会向国民党转化的过程中，最后起指导作用的又是俄国顾问。俄式共产党组织，与中国民间秘密帮会形式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的秘密帮会有哪些特点？一、组织的非公开性，即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组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存在的；二、具有秘密的宗旨（包括口号和誓词），奇异的入会仪式，相互联络的隐语暗号；三、进行非法活动；四、对官府朝廷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南会与北教
中国自清代以降，秘密帮会的数量及势力激增，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大致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会党，如天地会、哥老会；一类为教门，如白莲教，及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等分系。会党与教门之间，并不一定互相排斥，相反，还可能互相渗透融合，乃至演化。清帮由罗教演化而来，有些省份的三点会演化为斋教、洪莲教。更有一些秘密组织亦会亦教，或非会非教。一般情况是，会党盛行于南方，教门则盛行于北方。故有“北教南会”之说。
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十分符合秘密会党的基本特徵。共产党则起源于北方。中共“一大”虽然在上海召开，建党后在南方的活动也远较北方为盛，但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却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传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及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九二一年四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党派遣的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五月抵上海，先后找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建党。维经斯基的使命，明显地带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