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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县委书记敢到「朝廷」上去吹牛是有靠山可依恃的，省里的吴芝圃大人公布的河南省的跃进数字比他长葛县伟大得多：全省大搞水利工程完成的土石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
在那每天都有新的「历史奇迹」出现的日子里，作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要取其中一个「奇迹」解剖一下，察其真伪。他相信了，而且认为一处能做到，别处也应当能做到。这样一来，两千多名县委书记回到各自的辖地真的深翻起土地来了。一说深翻，自然是越深越好，你说一尺五，他说二尺，我说三尺，大夫们一个个成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好汉。不知哪位科学家说，农作物的根须可以长到三尺长。由于下层生土板结，根须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够的营养，因此要充分提高产量，应当翻土三尺。于是毛泽东对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说：「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发挥作用。以后单位产量（亩产）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够了。」（注１３：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后向毛泽东汇报时毛的「九点指示」。
陈正人向全国传达了毛的这个指示，但是究竟是下面自行攀比，先发明了「深翻三尺」的口号，还是毛发了这个荒诞的指示后各地响应，如今已很难考证了。在那些「敢想敢干」的日子里，深翻三尺已经不光荣了，有的地方互相攀比，越挖越深，甚至挖到一丈二尺，比造楼房的房基还深。下命令的中共干部自然不会动手去挖土，遭殃的只是成了「人民公社社员」的老百姓。
公社社员们本已疲于奔命，如今又要深翻土地，只有挑灯夜战。电灯、灯笼、火把，凡能用来照明的全拉到地里点起来。中国农村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样壮观的场面，感情再冷漠的人见了也会感动得热血沸腾，诗人、作家见了更是灵感泉涌，写了无数的诗歌、散文，歌颂那「挑灯夜战」；唯有手执锄头干活的农民才知道，自己「被驱不异犬与鸡」！
《安徽日报》十月十八日头版刊出一篇报导：「浅水养不出大鱼，浅土长不好庄稼，全省已组织二百三十万人的深翻土地的大军。」文章说，通过「鸣放辩论，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扭转了抵触情绪，使群众认识到深耕的好处」。由此我们知道，农民对如此深耕是有「抵触情绪」的，在「辩论」、批判之后，被逼得无奈才去深翻土地的。在这块土地上，农民并不是主人。譬如山西阳城县，十二月份已冰冻三尺，可是还有干部逼着农民摸黑去「深翻土地」（因为没有灯可挑），尽管锄头抡下去砍不进一寸深。这时的中国农民已完全成了没有自由的役工。
好在生产大队和公社里的书记们光有无限忠于毛主席之志，却并没有五年内挖三百条（深翻一尺五）或六百条（深翻三尺）大运河的决心。他们可并不真的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上下下关心的只是如何在最显眼的地方（譬如上级的轿车最可能驶过的公路旁）挖一块地，插上个「深翻三尺」的木牌牌，县里来检查时好有个交代；或者将大报、小报的记者招待一顿，请他们弄个消息，在报上登一登，出点风头。挑灯夜战虽然壮观，但谁也没有本事连续两年不睡觉，一般都是熬它个三、五夜，编个数字往上一报，也就偃旗息鼓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曾见过上千人挤在一块二十亩的田里深翻土地的场面。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场面并没有维持几天。
可以说，那些书记同志们用弄虚作假的办法挽救了共产党。不然的话，认认真真地将全部土地深翻一遍，等不到五年头上，只怕一年也要不了，几亿累得半死的农民就会变成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了。
由于认为自己有着伟大的动机，干部们在撤谎、吹牛时一点也不觉得羞耻。譬如河南省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登封县的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堂而皇之地发言，为自己吹牛、造假的行为辩护道：「不虚报，就不能鼓足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一连七、八个「不虚报」，就如何如何，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英雄。后人也许会问，难道这位登封大夫不怕下油锅？答案是：一、法不治众，大家彼此彼此。二、河南在省委书记吴芝圃的率领下，已吹出了「千斤省」（即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一千斤）的牛皮，天塌下来先砸个儿高的，要下油锅也轮不到他县委书记。三、省委吴书记正在物色接班人，既然他喜欢吹牛，那么为吹牛寻找理论根据自然可以博得大人的青睐，说不定可以脱颖而出，升迁到省城去。后人也许还会再问：难道省委书记就不怕得个「欺骗朝廷」的罪名，被套上大枷送到京城？答案也还是上面那三条。
总之，吴大人就是不怕。八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主持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五便率领了一批人到吹牛最凶的几个省去调查。他们一路上不敢乱发议论，到了河南，见吴芝圃等人闹得实在不像话，方出面向吴提了一些意见。但吴自恃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归本省，认为自己是大跃进的英雄，根本不将监委书记放在眼里。刘无可奈何，结果真的是「不起作用」，白跑了一圈。「不起作用」倒也罢了，八年后文革一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以刘为首，十五位常委中被整死和被逼自杀的竟有八位。监委被一举摧毁，毛泽东、林彪在中央为所欲为，成了不受监督、约束的君主。这是后话。
当时，规规矩矩做事的省委书记也有，陕西的第一书记张德生可算一个。由于在别人胡来时他坚决不跟浪潮，不肯向中央吹牛说大话，陕西被批评为「黑锅底」。但周恩来心里有数，曾风趣地夸奖张领导的省委是「守法户」。由周恩来这话可以判断，当时规矩守法的必定是少数。这一点也可由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薛暮桥诉苦这件事得到印证。
对于一九五八年的种种疯狂行为，音乐家、上海音乐院院长贺绿汀有一句很精辟的评语：「大跃进是空洞名词，鼓励急躁情绪，浮夸作风，不要科学，违反规律。」
在那一年中，中国人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现的疯癫行为可能超出了过去一千年的总和。除了前述与大炼钢铁有关的外，这里再略述几个。
二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计划实现「四无」的期限，如北京定为两年，河南三年等等。由此搞了个全民动员、亿万人参加的剿灭麻雀的全国会战。仅北京一处就有三百万人上阵，连续闹了三天，共打死麻雀四十万只。平均起来，每二十五个人合作奋战一天，消灭麻雀一只。剿雀大军中包括华罗庚、钱学森等最优秀的科学家。
全国各地统一的行动似乎不多，全民「除四害」之外，还有一个「全民写诗」。
由于毛泽东在三月间成都会议上指示「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中共中央竟号召「全民写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说，老百姓对此「不胜其烦」，这大致是事实。譬如山西省委号召大放「文艺卫星」，要青年人每天写几十首诗。作家赵树理就对请他去讲话的年青人说：「我给你们泼凉水啦！我是一个职业作家，一年还写不好一本书，你们一晚上怎能写出几十首诗？别说放卫星，连个起火（即烟火炮引者注）也放不成。」可是讲完后，主持会议的干部照旧宣布，每人必须写诗若干，不得偷工减料，气得赵树理当场拍了桌子。
有一个人倒是一个晚上写了几十首诗的，这是正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份子聂绀弩。他在其《散宜生诗》自序中告诉我们，一九五八年「大办文化」时在北大荒劳改犯农场中发生的一件趣事：「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说是要使全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画．．．．」劳动了一整天，大家都想睡觉，对这种命令自然是「不胜其烦」，但聂绀弩却窃窃私喜，因为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诗了。他写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交出一首七言长诗，想不到竟荣获表扬：领导宣布他做了三十二首诗！原来领导为了凑数，将他的诗按七言绝句四句一首的标准裁成了三十二份。可见名曰「大办文化」，当官的关心的只是「大办」而非文化。
在「大办」的热潮中，云南省会昆明办了个「万人赛诗会」，一连数天，满城都是张贴的诗画。云南大学校长、文学家李广田看了三天之后，在教室里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宵，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
由于平民百姓的诗作无人刊印，我们仅能由名人诗作之不堪卒读来推断李广田的言之不虚。如戏剧家、诗人田汉时为文化部副部长，在大跃进中写的是竟是这样的「诗」：「一九五八年，祖国不寂寞。人民干劲大，一个赛一个。」
全民写诗，劳民却不伤财，至多破费点笔墨纸张。毛泽东号召的「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虽然号称有两亿四千万民兵，但那只是花名册上的兵，造成的危害也并不严重，仅仅苦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他主持民兵工作，可是对各地汇总来的民兵人数，他吃不准应当打六折还是打四折，只好说：「究竟民兵有多少，是个谜。」（注１４：《罗帅最后十五年》第九十九页。）
经济建设就不一样了，各地搞的五花八门、举不胜举的名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湖南凤凰县城是沿山筑的城墙，城内一律是青石板、红石板砌的路。跃进了，应当实行「运输车子化」。但石板路是肩挑人扛的时代的产物，如何行车子？于是县委下今令用泥土将全城的石板街道盖上了厚厚的一层。「车子化」的准备工作是做好了，可是谁也没本事「化」出一部车子来。有路没车，白干一场。要是县委书记们肯认错，再下个命令将泥土扒去倒也罢了，可是他们就是没有这份勇气。老百姓就遭了殃。在那个一年四季时常下雨的地方，一到雨天全城就泡在泥浆里，因为石板下的下水道全堵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车子化也没实现，新一代的领导人终于老老实实地将石板翻出重见天日。
因为有科学家说，天山、祁连山的积雪融化成水后可以解决西北的干旱问题，物理书上又说黑色物质从太阳光中吸热的本领最大（夏天可不要穿黑衣服），于是便有人行动起来。事前连可行性也不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