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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在陕西、河南、河北调查后，于五月九日给毛写信，说明食堂有「五不好」，并告毛，这三个省的省委均主张开放自由市场。
五月十日，邓小平、彭真就北京郊区的调查结果向毛写报告，表示基层干部和农民均主张取消供给制。
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在湖南老家给毛去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五月十三日，邓子恢向中央送去报告，主张停办农食村食堂，扩大分给农民的自留地。
五月十六日，毛收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报告，该报告建议解散公共食堂，将经济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
其实当时毛泽东也知道，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是守不住了。一九六○年底的一天，他表弟贺晓秋的儿子从湖南来京找他诉苦，当会客室里只剩下他们二人时，贺从一个布袋子里掏出一大堆公共食堂的餐票说：「主席，我想请你到我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贺显然说出了几亿农民的心里话，毛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现在党内主要同志都明白地用电话、信、报告的方式表达了意见，他便在五月下旬开始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采取守势，作了退让。他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注１６：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注１７：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终于决定解散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结束搞了近三年、害死无数人命的大锅饭。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的立场稍微软化了一些。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到安徽蚌埠，曾希圣又向他汇报搞「责任田」的事。他表示：「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注１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三十六页。）
这样，柯庆施和曾希圣的争论就该有个结论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那误国害民的极左路线，他只是鉴于国民经济形势险恶，稍稍收敛其左调，不那么咄咄逼人而已。这位深谙权力斗争艺术的老手只是在作暂时的退却，这是曾希圣乃至刘少奇等人都没有摸透的。毛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农民在一个集体里生产、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到了六一年秋天，他见各省干部在刘、邓的支持下，或派人去安徽学习、「取经」，或省委书记亲自在本省推广安徽的经验，个个热衷于搞「责任田」、「包产到户」时，便认为党的干部们又在搞右倾了。他亲自批发了一个批判包产到户的文件，要求各省开会研究，实际是要求停止、煞车。
但是，即使不识字的农民也明白「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他们不愿意混大堆干活，只希望将土地分到农户，包产最好，包工也可以，总之对集体生产没有兴趣。
曾希圣虽然曾是最受毛宠爱的省委书记（他是唯一曾同时担任两个省的第一书记的人），但这时已不再追随毛的左倾路线，而转向刘、邓靠拢了。所以，文件到了安徽，曾希圣向全省的地委、市委书记草草念完，往旁一丢，说「这还不是中央哪个处长起草的」，根本不予理睬。到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间，他去江苏无锡向毛汇报工作，此时中共已决定将农村的收入、分配基本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以解决大集体效率低下的毛病，因此毛便问曾：「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搞责任田？」他认为只有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大集体不行，至少也要维持一个小集体，让农户各自种自己的「责任田」就不是社会主义。就坚持理想、原则这一点而言，毛倒是前后一贯的。但是将国家引到那样深重的灾难之中，他还不醒悟，足见其思想之僵化、狭隘，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曾希圣不能公然违抗党主席的意见，便采取拖的办法，答了「农民才搞了一年，尝到了一些甜头，明年的产量刚刚包下去，现在不宜改，明年再看」。
这时的曾希圣已不是三年前紧跟毛搞大跃进那时的曾希圣了，他决心替百姓行点好事，保护刚刚到农民嘴里的那点「甜头」。他敢那么说，心里是有数的。全省两个月前刚对三十六个县作了调查，每县各抽一个实行「责任田」和未实行的生产队进行统计，结果是实行「责任田」办法的三十六个生产队，平均亩产比一九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而未实行「责任田」的三十六个生产队，平均仅比六○年增产百分之十二。农民包了自己的一份田，耗在地里的时间少了，收的粮食反而多了，扛回家的米也多了，当然十分欢迎。曾说「明年再看」，是希望「责任田」优于集体生产这一点为更多人承认，从此可以坚持下去，永不再改。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一个月后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即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从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到二月七日，开了一个月）．毛泽东竟拿他开刀了。会议快要结束时，毛在大会上讲话之后，特别说明收到安徽一个干部写的揭发问题的来信，当场宣布会议延期，让大家「揭开」安徽的「盖子」。安徽饿死人的事本是事实，毛泽东从未追究，但对于「责任田」却断不容忍。由此可见，在毛看来，饿死农民是小事，「搞资本主义」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因为主持收拾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处理濒临破产的经济而赢得了大批高、中级干部的尊敬，声望上升到逼近毛的地步。但为免「震主」而受猜疑，他处处小心，尽量不与毛正面冲突，所以刘虽曾经赞成、支持曾希圣搞「责任田」，这时却不站出来阐明其观点，为曾辩护。像两年多前丢弃彭德怀一样，他丢弃了曾希圣。于是曾被撤了职，再也回不了他主政十三年的安徽省了。
不过，曾希圣究竟是谁搞倒的似乎混沌不清。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延期结束，批判曾希圣是毛亲自宣布的，可是刘少奇起的作用也不小。曾倒台后不久，安徽人民便听到了刘要枪毙曾的传说。可能会议批判曾时，中、下级干部将安徽的灾难如实披露，刘少奇一怒之下，便以安徽饿死人太多为由要枪毙他；但更可能的只是说曾该枪毙，并不是真的要采取行动，因为要是曾希圣该杀，该杀的省委书记就太多了，刘少奇可能没有想过这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毛、刘批曾的角度不同。毛认为曾搞「责任田」是「代表富裕农民」，「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注１９：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而刘则认为曾要对二百万人民死亡负责，所以说他该枪毙。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共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去讲了话，其间说到曾希圣这个人，我看不是那么坏」，「曾希圣早调出来就好了」，可见并不真认为曾该下油锅。但是，打倒曾希圣，他倒确实出过大力。后来文革初刘少奇被打倒，曾希圣想翻身，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声称自己受了刘的害，多少也是实话。刘被整死之后，毛在七三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籍」，「要置他于死地」，那只是借题发挥，为倒刘增加一个籍口，并不说明他真的以为刘要杀掉曾希圣。
曾在毛、刘的夹攻下倒台，毛除去了在省委书记中带头「搞资本主义」的人物。其他各省中顺从民意、实行「包产到户」的干部也一一予以清算。譬如接替张仲良主持甘肃工作的省委书记汪锋在一九六一年春天到临夏回族自治州，发现集中营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和公共食堂害苦了老百姓。汪同州委书记葛曼研究后，决定在全州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将农民从公社桎梏中解放出来。临夏百万农民包产还不到一年，刚尝到一点自由的甜头，就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在七千人大会上批判了，葛曼为此受到了降职处分。以后到了文革，毛泽东于六六年八月第一批点了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名，其中之一就是汪锋；葛曼更因为这个「资本主义」而被残酷斗争，终致饮恨自杀。
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扩大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同时顺应毛的意思，帮助毛整肃了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同他的观点大同小异，所以整掉他们也就成为日后他自己被毛整死埋下了种子。
当时农村的严重局面丝毫未变，由于一九六二年的春荒，大片青黄不接的农村发生断粮、缺柴、大批人逃荒的现象，全国大中城市在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而且情形还有恶化之势。此时，主持党务的刘少奇说：「如不采取紧急措施，我们会回到苏联内战时期的情况。全国人民将各奔前程。」（注２０：《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第二十四页。）
这所谓「紧急措施」是以三月份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通报全国的，总的精神就是给农民多一点自由，扩大分给社员的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集市贸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一九六一年比五八年提高了三分之一。）（注２１：《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四页。）这些措施固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增加农业收成，但从把地分到农民手里到长出粮食倒进锅里还得好几个月，眼前的粮食难关如何过去？
城里人没饭吃就要闹事，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大跃进时期「大办工业」盲目招收的工人「下放」，退回农村去。一九六一年下放了一千多万，六二年还要再下放一千多万。周恩来在五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注２２：《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城里没粮，乡下更没有粮。一九六一年粮产比五七年低百分之二十三，可是国家规定留给农民自食的粮食却减少百分之三十。如今又要将两千万城镇人口送到乡下去，分农民一碗粥，被送下乡的和乡下人都不愿意。中央在作此决定时，曾准备出乱子，准备学生、工人闹事。刘少奇甚至说一旦出了乱子，「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复。」但他又预先警告说不得开枪打死人。（注２３：同注２２。）
幸而十多年来「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口号已深入人心，上了下放的「光荣榜」的人留在城里也无生路，闹事又势单力薄，百分之九十未上榜的不会支持。再说，这些人大多是大跃进中招来的，乡下多少还有些亲友，因此一般也就接受「党的安排」下了乡。全国那么多人「下放」而未出乱子，这的确了不起。所以，当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自豪地说，「二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倒是句大实话。
不过，要是不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再增加一亿人下地种田也没有用。扩大自留地固然好，可是扩大了也不到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