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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寻了死。最荒唐的是，习仲勋曾经在一家饭馆吃过饭，办案者便认定饭馆经理是习的「地下交通员」，而且一下株连到几家饭店，逮捕了十几个人，整死了五、六个。
习仲勋是周恩来最重要的日常助手，整掉他是否有警告周的意思，那只能猜测而没有佐证。但有一条是可以提一提的，李维汉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可是中共统战工作一向由周恩来负责，因此李其实也只是周的副手。把李、习搞掉，周是应当有唇亡齿寒之感的。但是周除了对习说「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之外，实在也没有法子救他。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负责对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交往。他于二月间向中央提交一个报告，主张对外应采取和缓（非激进）的方针，援外亦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现在毛泽东批他搞「修正主义」，他便靠边成了闲人，以后被撤了职。
一九六二年时，毛泽东尚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整个党对抗，他对付不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控制下的严密的党组织，也就无法掀起一场以刘、邓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更不能设想倒掉周恩来。他的攻击只到邓小恢、陈云为止，便转而去准备文化革命了。严格来说，毛当时是转而寻求倒刘少奇之道，而非准备文化革命，因为迟至一九六五年，他仍然没能找到倒刘的途径，他所能做的仍然是「清君侧」，清除彭真等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被发明时，毛仍然不知道如何打倒刘。六六年八月「红卫兵」的出现是他意外的收获。这已超出本书的议题了。这里要说清的只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时，他已经企图打倒刘少奇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的种子，早在六二年就已经播种下了。为阐明这一点，特引述毛泽东本人的几段话如下。
一九六四年二月，毛同一位外国领导人谈话时说：「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注１４：《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四页。）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对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这四年。」（注１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第二三八页。）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两位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解释为何要搞文化革命时也提到六二年，说那时「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刘、邓在一九六二年是否有推翻毛的企图是不难弄清的。毛对卡谈话时，刘、邓已经倒台，可以用来安在刘头上的罪名已全部用上了，可是没有一条可以同「推翻」毛扯上关系。正因为拿不出罪证，第二年他才通过康生搞出了一个诬陷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其实毛并不见得真认为别人要推翻他，他只是自己退居二线后发现失策，想重新抓权，可是师出无名，不好明说。而刘、邓鉴于几年大灾大难的教训，尽管对毛依然敬畏三分，却也不甘拱手请毛主宰一切。从刘少奇的角度来看，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几亿人的命运再交给毛去折腾。文革中毛控制国家后的灾难也证明，刘抓权不放是有道理的。毛搞不了文的便动武的，搞不了合法的便来非法的。文革中的「夺权」就源出于此。至于毛说刘要「推翻」他，别人相不相信他倒是不很介意的。
党的高层领导人中，无人有意推翻毛是事实，很多人对毛不满却也是事实。譬如党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青浦县搞调查，记录了一个农民的牢骚：「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享福，吃粥。」之后，有人指出，说这话的是个「坏人」，他的话不能代表农民的意见，但陈云还是把这话写进了《调查纪要》。
由于毛泽东总说「成绩是九个指头」，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便说：「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但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不够，可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注１６：黑雁男著《十年动乱》第四十八页。）（按：杜勒斯是当时因癌症死去不久的美国前国务卿）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一九六一年九月说：「长征苦？长征还没有大跃进苦。」又说：「少奇同志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严重错误，这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这里中央显然主要是指毛。（注１７：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对广东省高级知识份子的报告。见首都红代会斗争陶铸筹备处」印发的材料。）在六二年三月的一次报告中，陶铸干脆就说：「要跟共产党走，不是跟哪个人走。」（注１８：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见同上材料。）
一九六一年底，身为山西人的彭真在与山西干部的谈话中，也「挑衅地提出『三面红旗是红旗？是灰旗？是白旗？』的问题，并五次叫嚣『人民公社要垮台』」。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明彭真对毛不满，那么当时他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领导一批干部查阅五八年至六一年毛和中央批发的全部文件，这件事是足以说明问题的。参与此事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目前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另一位则真截了当地说：「彭真让我们查中央文件中的问题，可以用来纠正中央的错误，让毛主席冷静下来检讨。」（注１９：以上均见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北京日报》。）
点名批评毛泽东到这种程度的不多，一般人只是委婉地说几句而已。譬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大跃进中是一员积极份子，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斗彭德怀，他更是一员大将。但他毕竟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当刘、邓与毛歧见逐渐加深之后，他就不那么死心塌地追随毛了。六二年，他先后在四川省委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四川有些问题，为什么别的省也有这些问题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妈养的嘛！」「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为什么不检查呢？主要是为了体贴毛主席的苦衷。」（注２０：见重庆大学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编印的《打倒李井泉》一书。）
更多的是不点毛的名，只是对毛坚持高举的「三面红旗」予以抨击。如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廖鲁言在一九六二年说过：「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对不对？对了，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没有一个搞得好的。」（注２１：引自北京农业大学和农业部一九六七年刊印的批判廖鲁言的材料。）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说过这样的话：「三面红旗不红，如果不彻底解决问题。就红不下去了。」（注２２：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广东《野战报》。）
贵州省委书记苗春亭则攻击大跃进：「天天讲跃进，搞得饭都没吃的。没饭吃还有什么可谈呢？」
稍低一级的干部，如河北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甚至对下级说：「以后不许再提三面红旗了，要只提总路线。」他实在很聪明，因为总路线只是一句口号，是红是白均无大碍，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才真正是祸源。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去李悦农管辖下的徐水县参观，说粮食多了「一天可以吃五顿嘛」时，他就在旁边陪同。大跃进时他积极过、风光过，如今也醒悟了。
主持宣传部门，天天领导报刊、电台去喊「三面红旗万岁」的干部也厌倦了靠说假话、大话度日的生活，开始说真话了。但说真话就要付出代价。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被撤了职，以后又被开除了党籍，而野心家张春桥则因此而捞到了升迁的机会。陈其五的真话流传于世的只是片言只语，且只能从文革中批判他的文章里去找：「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陈的官职虽不高，但他与刘少奇关系很近。据他自述：「我对少奇同志是十分敬爱的，他不但是党的领袖，在个人关系上也永不能忘。是他批准了我的党籍。」「我的名字也是他要我改的，第一个写『陈其五』三个字的，就是他。」（注２３：以上均引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
陈其五「咒骂」大跃进是「大破坏」，「三面黑旗」，鼓吹分田到户，多少反映了刘少奇系统的那批干部当时的观点。当时，连自一九五九年邓拓被毛赶离《人民日报》社后就兼管《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吴冷西也敢于「攻击三面红旗」了。他在六二年二月一日说：「到现在为止，这个局面，不是大跃进，是大跃退。．．．．这是人祸，不是天灾。」（注２４：新华社「革联」编印的《吴冷西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
吴冷西说的是实话，一九五八年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目标是年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几年跃进过后，六二年的钢产量只有六百六十七万吨。（注２５：《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一页。）同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六二年的工业总产值倒是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九，但这是以更低的效率、更不经济的途径大量消耗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结果是国民收入反而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点五。六二年，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比中国步入「初级社会主义」之前的五二年的产量还要低。（注２６：《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六十九页。）粮、棉、油、肉，同国民党时代收成最好的一九三六年比，除粮食产量略高一点外，都低了一截。若按人均占有量计，就都远低于一九三六年了。（注２７：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八四、一八五页。）农业产值可资查核的数是：一九六一年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注２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另据《天府新论》（成都）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刊载的韩西林的文章说，农业总产值一九五七年是五百三十七亿，一九六○年是四百十五亿。）的的确确是吴冷西所说「大跃退」。不过吴只是在新华社的内部会议上这样说，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每日公开刊发的稿件仍是假话连篇，无日不喊「三面红旗万岁」。自然，这不能苛责他个人，因为连刘少奇在公开场合也在说这样的假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实现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注２９：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于中共干部，不求其在公开场合说真话，凡是能在党内会议上说几句真话的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一九六二年的确是中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由于对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