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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
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大
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
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
袋，里面放著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⒌⒏。闹学记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
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的跟我讲∶
“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
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坍白雪茫茫的
夜晚，竟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吩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
。他说∶“我们结婚好么？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
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么？”
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
，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
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
∶“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盯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⒍⒏。闹学记一面
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
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
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
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
。
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佾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
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
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
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
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
梦一般，呆呆的。
。⒎⒏。闹学记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
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著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
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
不讲多年了。
说著说著，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
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
，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
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的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匣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
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
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
信中写著∶“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
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
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
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
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⒏⒏。闹学记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
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
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著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
“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著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
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
“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我们一样。小
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⒐⒏。闹学记捧著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只鬼丢上来的灰披
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太浓的气氛里，像做什
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的响了起来。
。０⒐。闹学记孤独的长跑者为台北国际马拉松热身我的父亲陈嗣庆先生
，一生最大的想望就是成为一个运动家。虽然往后的命运使他走上法律这条路，可
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个勤于活动四肢的人。父亲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网球打
得可以，撞球第一流，乒乓球非常好，到了六十多岁时开始登山。目前父亲已经七
十五岁了，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两三站下公车，走
路回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其实就是他一生做人做事负责认真的表率。
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
。
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
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
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
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
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
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
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⒈⒐。闹学记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
大弟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
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跟父亲较量，
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
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
在我们的家人里，唯有我的丈夫荷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著不可分割
的关系。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至爱潜水
。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
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
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在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总是架著的，父亲
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步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
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
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加，而打得最
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
记得当年的台湾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
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著预备给孩子生病时用的“急
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
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甘心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
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筋疲力尽都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
声唱和。当。⒉⒐。闹学记时我们不知父亲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
呼大叫，父亲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
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
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意。
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著爬了
好几年。当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
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纳利群岛时，每天跟
著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
回想有一年我开始学打网球时，父亲兴奋极了，那一年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
，在教德文，收入极有限，可是父亲支助我买二手球拍、做球衣，还付教练费，另
外给我买了一辆脚踏车每日清晨骑去球场。这还不够他的欢喜，到后来，父亲下班
提早，也去打球。他的第一个球伴是球场中临时碰上的而今的国民楷模孙越。
父亲打球不丢脸，抽球抽得又稳又好，他不会打竞争的，他是和平球。
等到我又远走他乡一去不返时，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迁，我住北非沙滨
去了。那时最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