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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灯光。那时，一吃过夜饭，沈岳焕便与同街的伙伴，在晕黄光波的漾动中，围着摊子赌劈甘蔗。——将一根甘蔗的一头削尖，竖立在地上，参加的人抽签排定顺序，轮流用小镰刀去劈。由于人小，第一个总要站在一张小凳上，方能与甘蔗等高。谁手法好，刀身能穿过蔗身，就可不花钱吃最好的一节甘蔗，由输家出钱。现在，赌劈甘蔗的年龄已经过去，赌输赢的兴趣已转移到掷骰子赌钱。将骰子抓在手中，奋力向大土碗里掷去，口里跟着喊出“快”、“臭”种种专用术语，沈岳焕便忘了周围一切，进入一种忘我境界。如果家中一早派他上街买菜，他就同一群小无赖跑到米厂天棚内玩骰子。如果手气好，赢了钱，便拿来立即买东西吃；若运气不佳，将买菜的钱输去，就悄悄从后门溜回家中，径直去找外婆，从她那里将输掉的钱补足。这办法极冒险，因此，他常常只拿出一个铜子下注，赢了便走，输了也不再来。这样，输赢数目少，家里很难觉察，敷衍过去也还容易。
由于赌术精明我不大担心输赢。我倒希望玩个半天结果无输无赢。我所担心的只是正玩得十分高兴，忽然后领一下子为一只强硬有力的手攫定，一个哑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
“这一下捉到你了，这一下捉到你了！”
先是一惊，想挣扎可不成。既然捉定了，不必回头，我就明白我被谁捉住，且不必猜想，我就知道我回家去应受些什么款待。于是提了菜篮让这个仿佛生来给我作对的人把我揪回去。这样过街可真无脸面，因此不是请求他放和平点抓着我一只手，总是趁他不注意的情形下，忽然挣脱先行跑回家去，准备他回来时受罚。
每次在这件事我受的处罚似乎略略过分了些，总是把一条绣花的白绸腰带缚定两手，系在空谷仓里，用鞭子打几十下，上半天不许吃饭，或是整天不许吃饭。亲戚中看到觉得十分可怜，多以为哥哥不应当这样虐待弟弟，但这样不顾脸面去同一些乞丐赌博，给了家中多少气怄，我是不理解的。
我从那方面学了不少下流野话，和赌博术语，在亲戚中身份似乎也就低了些。只是当十五年后，我能够用我各方面的经验写点故事时，这些粗话野话，却给了我许多帮助，增加了故事中人物的色彩和生命。①
沈从文传……从“将军”向士卒的跌落
从“将军”向士卒的跌落
“我那时太野，简直无法收拾。一到晚上，尽作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常常梦见自己生了翅膀，身不由己向空中飞腾，虚飘飘的，也不知飞了多久，突然看见满天金光，那金光异常强烈，又闪烁不定，照得我头晕目眩，全身燥热，急得我大叫一声，就醒转来了。……好多年后，它还使我半夜里无法安睡。这大概是因为小时摔跤，脑子受了伤的缘故。”１９８４年夏，当年的沈岳焕在北京崇文门大街的高层寓所内，和我谈起６０余年前他的顽童生涯时，就是这样开头的。“什么时候摔的跤？”我问。
“摔了多次，爬树摔过，翻杠子也摔过。最重的还是在预备兵技术班的那一次。我攀上杠子，两臂向后反挂，准备作一次背车。不知怎么不小心，旋转时从杠子上猛地掼到砂地上，喉咙一下子跌哑了，想说话，却无论如何用力，也不出声。幸亏班长梁凤生赶紧将我扶起，架着我在操场上乱跑。跑了好一阵，才慢慢说得出话来。”
“关于预备兵技术班的起因，您在自传里说过。那是民国５年，地方上受上年１２月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战事的刺激，感到军队非改革不能自存，凤凰镇守署便设立了四个军事学校：一个军官团，一个将弁学校，一个学兵营，一个教导队。如此说来，湘西地方军队也参加‘护国运动’了？”“当然参加了。当时田应诏任湘西镇守使，此人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和蔡锷同期，参加过辛亥革命，攻占雨花台，首先随大军进南京的军官里就有他。蔡锷的参谋长朱湘溪说他大少爷脾气，不中用，才转回湘西。‘护法’、‘靖国’等大规模战役，湘西方面都派兵参加过，曾兵出常德、桃源，进抵长沙。只是作首脑的割地自保情绪太重，战事一过，就又退守湘西。”
“凤凰开设军事学校那年，我上了高小。本地人都觉得学军事较有出息，一个与军官团陈姓教官作邻居的，要求这教官饭后课余也教教孩子，于是就办起了预备兵技术班。开张不过半个月，就招集了１００多人。我看见那些受过训练的同学，精神显得比别人强悍。他们告诉我，参加技术班的人，两个月考选一次，考取了可以补上名额当兵，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决定去问问母亲，看她是不是允许。”
“以沈家在凤凰的地位，您那时是一个少爷。家里能同意你参加吗？”
“在我们那地方，当兵不算耻辱，凤凰上层阶级大多是行伍出身。文人方面，人们记得的，好久才出了个翰林熊希龄，四个进士，四个拔贡。至于武人，不算咸同年间所出四个提督军门，单是后来保定军官团出身的，就有一大堆。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担任蔡锷参谋长的朱湘溪，也是凤凰人。因此，本地人多以当兵是年轻人唯一出路。这时，父亲谋刺袁世凯的事，风声也不那么紧了。辗转从熟人处得到消息，知道他在东北。哥哥受家里嘱托，已经一路给人画像，北上千里寻父。家里只有母亲操持，而我又不受管束，母亲正拿我没有办法。既然有机会考一份口粮，技术班里规矩又极严，觉得与其让我在外面撒野，不如让我进去受训练。因此听我一说，就立刻答应了。还特别为我缝制了一套灰布军服。”“在技术班里，难道如您母亲所期望的，您的野性被管束住了吗？”
“说来也怪，倒真是被管住了。这大概得力于那位陈姓教官在我心目中的威信。这个人作事极认真，仪表又威严，永远挺着胸脯走路。先就听说他翻杠子技术极好，得过全省锦标，又亲见他在天桥上竖蜻蜓，用手走四五个来回；在单杠上打４０多次大回环，似乎毫不费力。在我眼里，他简直是个新式徐良、黄天霸。我们既怕他，又心悦诚服归他管。“只是规矩太严了点，方法也有点死板。倒是另一处训练班更有趣些。
“那时，我所在的技术班，用的是新式训练法，那另一处，用的是传统的旧式训练法。主持旧式训练的，和我家是街坊，小孩子喊他滕四叔，同辈称他滕师傅。
“这两处的规矩截然不同。我在的一处，操练时姿势稍稍不合要求，教官当胸就是一拳；服装风纪略有疏忽，先就得吃一巴掌，还得罚立正半小时。跳木马时，一下子掼到地上，哼也不许哼一声；野外演习，喊一声卧倒，不管是水是泥，就得立即扑下去。这对于我们这些大不过１７，小的才１２岁的孩子，实在不大合适。滕四叔教的那个班，动作不合要领，就让退到一边，由师傅亲作示范，犯了错误也受处罚，可那种处罚却是让犯错误的人泅水过河一次，或其它类似有趣待遇。“教授的内容也不同。我们学跑步，一跑就是一点钟；练正步、齐步，一练就是老半天，十分单调。还学打靶、白刃战，最后是射击学、筑城学，得听种种艰深道理和不顺耳的陌生名词。我们的学习是枯燥呆板的，生命凝固而不流动，被另一处嘲笑为‘洋办法’。他们学的是翻筋斗，打盾牌，舞长矛，耍齐眉棍。单是盾牌就有藤编圆盾牌，皮制方盾牌，上面还描有各式好看的彩色花纹。武器有标枪、弓箭，花样多，形状也美丽悦目。他们学骑马射箭，学摆阵，全体排成方阵随金鼓声进退。练格斗时，可以单个练习，也可成对厮打，一人手持盾牌大刀，一人使关刀或长矛，一面格斗，一面喊‘杀！’他们的学习活泼有趣，学习与游戏无从分开。“这样一来，教官和学兵的关系也大不一样。我们尊敬、惧怕教官，在他面前紧张、拘束；他们爱自己的师傅，学兵和师傅在一处时，总是十分亲热。”
“那您为什么不去参加滕师傅的训练班呢？”
“家里不让我接近滕四叔。滕四叔是个怪人，一身奇才异能。不作任何准备，头略略一动，便可将身子向空中抛起，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来一个空心筋斗；极高的桅杆，眨眼间就可爬到桅尖；又会扎猛子，再深的水也可以一扎到底，老半天不必浮出换气；又会捉鱼，要吃鱼时，只要到河里打一转身，总不会空手而归，还会采药医伤，谁手脚受伤，他随手在路边采几样花草，嚼碎敷上，就可包好。……说来实在太多，他给我的印象简直是无所不能。
“性格也有趣。他不识字，一个粗人，身份又卑微，到老只是一个战兵。难得的是他对谁都和气，遇事比谁都讲公道，特别喜欢和小孩子玩在一处，样子既天真又妩媚。遇上‘额外’、‘守备’一类小官，总是垂手低眉，异常和气谦恭地喊一声‘总爷’。
“只是他不但教孩子在操场上演兵摆阵，还教他们用骰子摆阵赌博；既教他们打拳练习，还鼓励他们打架斗殴：‘狗肏的，没得OE庞茫艿憔ⅲ倮矗倮矗虼耍依锕婢卮蟮的孩子，都不准到他那边去。参加他那个训练班的，多是寒微人家子弟。由于同住一条街，我家里要点草药或遇到别的什么事，常免不了找他帮点小忙，却不许我和他泡在一起，大约是担心我限着他学下流。我呢，却常常瞒着家里，跑到他那里去玩。我后来在军队中遇到危险，一些自救救人的知识，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您在技术班的成绩如何？”
“很不错。我六岁时出疹子，差点死去，又得蛔虫病，体质弄得很弱。亏得技术班的训练，使我体质结实了好多，同时也磨炼了性格的坚韧。后来凡事不关心成败得失，始终能坚持下去，就得力于这种训练。我还先后参加过三次守兵缺额补充的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将学习的各种技术演习一次。单杠上挂腿翻上接十字背车，蹿一次木马，走一回天桥，拿一个人顶；指挥一个十人小队，下正步、跑步、跪下、卧倒种种口令。虽有许多军官在场，临事心里不免有点慌张，但动作还没有失误。三次缺额考试我都没有得到。第一次被一个叫田杰的人得去，他在班上作大队长，聪明能干，各样都来得，在同学中威信极高；大家都喊他作‘田大哥’；第二次考取的是一个姓舒的孩子，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虽各种技术不怎么出众，胆量却极大，从两丈多高的天桥上，翻筋斗落下，到地还稳稳站住；第三次是一个叫田棒槌的，撑竿跳会考全班第一。其余人虽然落选，倒也无话可说。我虽未考中，家里仍然十分高兴。一是进技术班后，我每天去军官团上操，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又懂了许多军中礼节；二是第一次考试还得过军部奖语，家里以为我已经上了正路。”
“那您当时一定是很得意的了？”
“是很得意。在技术班里，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陈继瑛，家住在离我家不过５０米。吃过晚饭，我和他就相约穿上灰布军服，有意挺起小小的胸脯子，气昂昂从街上走出城去。城门边有个卖牛肉的屠户，常常故意逗我们，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