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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个弟弟死了，她想起她弟弟，真会发疯。”沈从文早从胡也频神色间估到了他的心意，就说：“要个弟弟多容易！她弟弟死了，你现在不是正可以作她的弟弟吗？”
不想这无意中的一句打趣的话，正与胡也频早上的行为暗合。胡也频脸红了一下，似乎想分辩什么，却又无从分辩，便猛地在沈从文肩上拍了一掌，就跑开了。
可是有一天，丁玲突然回转湖南去了。这一下急坏了胡也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生闷气。沈从文跑到《民众文艺》编辑处去看他，只见房间里满地都是撕碎的报纸和书页。
这海军学生，南方人的热情，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糊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的想象到别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把自己生活同别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少几回见面里，就成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且就用这印象，建筑一种希望，……人既一离开，如今便到了使他发狂的时候了。①于是不久，北京城的公寓里便不见了胡也频的踪迹。——他抑制不住胸中高涨的爱的潮汐，赶到湖南找丁玲去了。
５月，沈从文上了香山；９月，因《第二个狒狒》和《棉鞋》事件，沈从文受到训斥和威胁。正当他感到孤独时，阴历８月１５那天，吃过晚饭，沈从文回到住处，见门上留有一张字条：
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面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悉的人。
有熟人来访，沈从文十分高兴。他立即按纸条上所留的地址寻去，一路上胡乱猜测这两人是谁。等到一见面，没料到竟是胡也频和丁玲。见沈从文找来，胡也频一面拉着沈从文往屋里走，一面叫着：“有客来了，你猜是谁？”走到门边，沈从文朝屋内看去。一个熟悉的圆圆黑脸，睁着一双大眼睛朝外看人，脸上挂着几份羞赧腼腆。房内只有一张双人床。沈从文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心想：“新鲜事咧。”他一边笑着，一边朝屋内唯一的一张藤椅坐下去，说：“这是新鲜事情。”
胡也频说：“这不是新鲜事情。”
三人一齐笑了起来。随后，他们走到见心斋池边，坐上一只无桨无舵方头船划水，互相说着分别后各自的情形。这时，慈幼院的孤儿们正联欢庆祝节日，箫鼓声从山上悠悠飘来，头上悬着一饼晕晕糊糊的圆月。返身时，他们各人买了一片糖含在嘴里，算是没有辜负这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起初，胡也频和丁玲的生活得到湖南方面的接济，所住房间虽不很大，地面却很干爽，屋前屋后都是枣树；又有井，用水也很方便，两人自己动手办伙食。一份新鲜的生活加上新婚的缠绵，日子过得十分兴奋。沈从文时常跑到他们那里吃晚饭，饭后便一起天南海北聊天。但过了不久，湖南方面的汇款便不能按时寄来，胡也频和丁玲的生活就有点狼狈起来。到欲炊无米时，两人就结伴下山进城，或找朋友告借，或出入当铺典当衣物。到不便进城时，就跑到沈从文住处，三人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里的粗馒头。
即便在这时，三人仍互相说着大话——假若每人每月写三万字文章，得３０块钱，就可以自己办一个小小刊物，每周出版一次。还十分认真地商量刊物该取什么名字。每到这时，丁玲必说：
“先生们，别把我拉进去，我不作文章。你们要我来，我就当校对，因为可以占先看你们写出的文章。”“没有你我们办不下去。”沈从文诚恳地说。
“有了我就办得下去吗？我又不会写什么，派我充一角有什么用处？”
“把你写情书的那支笔来写……”胡也频笑嘻嘻地说，随后望着沈从文作鬼脸。
丁玲有点急了，“得了，得了，频，你为什么造谣言？我跟你写过情书吗？不能胡说八道，这一行你们男人才是高手！”胡也频打趣说：“你并不写给我什么情书，但我看你那样子，是个会写情书的人，不相信只要我们一离开就可明白了。”
“你自己不害羞，我为你害羞。你们刊物我不管！”
可是争论过后，丁玲反倒重新拟定计划，并笑着征求沈从文和胡也意频的见，口气早就软下来了。
“文章我不会作，作了你们能高兴改改，那我一定作。”
古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胡也频和丁玲之间，烦心的事正随着经济的拮据逐渐增多，两人终不免为着一点小事发生争吵。每到这时，其中一人必定跑到沈从文那里诉说心中委屈。到后，又总是由沈从文充和事佬，两边跑来跑去进行调解。考虑到目前境况，在这种每月九块钱房租的地方长住下去不是办法，沈从文建议两人搬到可以多欠一点钱的公寓里去。胡也频和丁玲听从了这个建议，终于搬到北河沿公寓——即那个上山前沈从文住过三个月，主人极好结识弄文学的朋友的那座公寓里住下了。
虽然三人见面已不如先前方便，但只要沈从文一下山，总要到胡也频和丁玲所住公寓里去。并且，每次见面总离不开如何想法筹钱，用自己力量办刊物的话题——那时，他们共同感到青年作者所受的冷遇。尽管按当时北京物价，办一个类似《语丝》规模的刊物，每期印一千册，有十二三块钱就可办到。但这时，沈从文和胡也频的文章，按最低稿费标准索酬，也无法找到固定地方发表，寄出的稿件常常一去无消息。当时，《语丝》正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只要能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很快就会引起人们注意。这年５月，沈从文一篇题名《福生》的小说，由胡也频通过一位熟人转给周作人。当这篇小说在《语丝》上发表后，胡也频拿了这期刊物，告诉沈从文时，沈从文见到目录上文章的标题，感动得只想抱着胡也频哭泣。但这种幸运只能偶尔降临到他们头上。于是，那个自办的刊物只能在他们的想象里诞生，旋即又在想象里夭折。
这期间，胡也频和丁玲住处，常有一些知名青年作家来访，谈起自办刊物，总有人说自己已与某报接洽好，正准备办一个什么周刊。待客人走后，丁玲总是说：“频，这些人要办什么，天生就有那种好运气，一下子就可以弄好了。”胡也频总不放过任何努力的机会：“休，休，我们赶快也去问问，不要他们稿费也行吧。我们写一封信去问问，还是亲自去问问？你说。”
沈从文也总是苦笑，却不作声。他想起自己和胡也频到处接洽，给别人办一个副刊，却总是毫无结果的事，心想：假如我们对文学事业有一种信仰，不必和别人计较一时的得失。眼下，只能在沉静中支持。
可是，胡也频只要一认为有机会，就会立即伏到桌上，给编辑朋友写信。写完后怕丁玲抢去，总要退到墙角里，然后念给另外两人听。末了，总是由沈从文签个名。丁玲说：“频，得了，你们不是文学团体中人，你们文章人家还不肯登载，何苦又去做这种可笑事情？”
胡也频却不觉得可笑，并硬拉着丁玲作陪，顺北河沿走到北大第一院门前，将信塞进邮筒。
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久，胡也频和丁玲实在呆不下去，便一起返回湖南去了。两人前脚走出北河沿公寓，沈从文因和慈幼院方面闹翻，又后脚搬进这公寓。这之后，胡也频不时从湖南写诗寄给沈从文看，沈从文这时正在《现代评论》当发行员，便将这些诗转给《晨报》和《现代评论》发表。由于这些诗的形式和原稿字迹，都与沈从文相近，编辑都以为这些诗是沈从文作的。他俩都喜欢用硬笔头，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几乎没有区别。《现代评论》方面以为也频是沈从文的另一笔名。丁玲也继续着同一书写方式。以至１９２７年，丁玲《在黑暗中》的各篇章开始发表时，《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见到原稿，也以为不出沈从文和胡也频二人之手。
想不到因三人的这同一习惯，在１９２５年４—８月，在丁玲、沈从文和鲁迅之间，惹起了一场严重的误会。１９２５年４月３０日，鲁迅收到了一封署名丁玲的来信——那是丁玲独自离开北京返湖南之前，因上学无望，处境艰窘，就写了此信向鲁迅求援。
信的大意是说：一个女子在现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无出路，想要求鲁迅代她设法弄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①鲁迅收到丁玲来信后，因不知丁玲其人，就托几个熟人帮他打听一下。
次一天晚上，孙伏园就来报告消息了，说，岂明先生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当时的笔名，曾有稿给周岂明看，故岂明记得他的字。）
于是在座的章衣萍便说，不要又是什么琴心女士与欧阳兰的玩意罢。②
鲁迅信以为真，认为沈从文以女人身份和他开玩笑，并因此生了气。７月１２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①
７月２０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又就此事作了进一步发挥：
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确有其女人。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耳矣。①
后来，荆有麟从胡也频那里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无以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将这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遂涣然冰释。鲁迅很抱歉地说：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②１９７９年，景山在《新文学史料》上勾稽考证了这段往事后，这样说：
９３２沈从文传
①
②艾云：《鲁迅所关怀的丁玲》，载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２日《新华日报》。《鲁迅书信集》上卷：《７５致钱玄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欧阳兰，当时北大学生，曾以女人名字发表文章，孙伏园曾认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孥孥阿文”，指沈从文。１９２５年７月１２日，《国文周刊》第５期刊登了沈从文所录一首镇筸方言民歌，歌曰：六月不吃观音斋，打个火把就可跑到河里照螃蟹。
“耶乐耶乐——孥孥唉，今天螃蟹才叫多，
怎么忘了拿箩箩。”
“孥孥阿文”即据此而来。欧阳公即欧阳兰。以丁玲之弟的名义拜访鲁迅的，是胡也频。丁玲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只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