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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
……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就好了。我常常想能睡在你怀里一次。①显然，丁玲这里所说的对胡也频的爱。不是男女间的情爱，而是类乎密友或兄妹之间的爱。只有这种解释才能与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相一致。如果这一推断不算错误，那么三人间关系最后处理的结果，对每个人都只能是一场悲剧。但在生活的表层上，胡也频和丁玲的关系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像一对度蜜月的伴侣”，在西湖边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这在沈从文看来，当然是一种喜剧结局。以至在８月间他去西湖灵隐石笋峰时，由胡也频和丁玲陪同，参观了两人在葛岭的住处，还兴致极高地听胡也频指点自己所写的《来了客的黑夜》里的那个“贼人”，当真从某处爬入、某处逃走。——这个蒙在鼓里的配角，不能不又一次地在《记丁玲》中陷入主观推测。在《记胡也频》里，他自己也承认“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然而，就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平息下去不久，一些关于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的“三角恋爱”的传闻，开始在上海滩不径而走，随后还变成文坛艳闻出现在上海的小报上。例如刊登在《雷雨》创刊号上的《丁玲小传》，就这样写道：
……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他们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他们作诗写小说，还绘画，出版了各种杂志。但结果都遭到失败或被封禁。
沈从文听到有关传闻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那是他从武汉大学返回上海的寒假期间，一些热心的熟人朋友当面向他提及的。这在《记胡也频》里有过隐隐约约的透露：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①丁玲将这种传闻的起因归于《记丁玲》一书中所说的三个人的“同住”。在《胡也频》一文中，她谈及《记丁玲》在海内外引起的种种猜测后说：上述所谓的“同住”就是问题之一，国内外来信询问的也频不乏人。②
在《记丁玲》里，沈从文是在叙述胡也频拿丁玲想当电影演员而终于失望的往事，和丁玲开玩笑一事后说：说到这些事情时，已在儿人同住上海的时节。③在另一处，沈从文写道：两人皆觉得非迁个住处不可，恰好我住在新民邨也正需要搬家，故商量去找一相当房屋，预备三人同时可以住下。
同样的说法，在《记胡也频》里，沈从文谈及三人在北京时的往事时，也曾出现过。
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①“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８０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１９３１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５０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实际上，这“同住”，在上海期间，指的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共同租赁萨坡赛路２０４号一事。当时，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在北京汉园公寓的“同住”，也曾引起过一些猜疑。当时是这座公寓小主人的美籍华人黄伯飞，在他的一篇回忆文字里，作过这样的说明：
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后坐二楼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见的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门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自己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①关于这种传闻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的问题，沈从文和丁玲的回答都是否定的。１９８４年，笔者曾当面向沈从文提及这个问题。对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闻，沈从文带着几分难以理喻的厌烦。沈夫人玩笑似地插话说：“不必回避，有什么就说什么吧。”沈从文摇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尽管如此，作为对事实确证的要求，当然不能仅以本人的证言为准。然而，倘若承认男女间的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欲求，它还需要情感与精神（包括双方的人格、气质）的相互吸引，那么，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便在当时，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沈从文传……萨坡赛路号
萨坡赛路号
天气渐渐热起来。西湖已不适宜久住。７月，胡也频和丁玲从杭州来到上海，住永裕里１０号。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２００元的报酬。①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频、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人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②又由这副刊，激活了三人在北京时萌发的自己办刊物的幻想。——这时，新书业已成为上海商业赢利的时髦行业，由于眼红北新书局的兴旺，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等一批新书店相继开张，新书业的勃兴，无意中为作家的作品开通了出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的作品也获得了相应的发表与出版的保障。这一情势直接刺激了三人的冒险——三人又商定了编辑出版《红黑》、《人间》杂志的计划。
在接手《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后，胡也频和丁玲搬到８６２沈从文传
①
②谈到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的起因时，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完全了解报纸性质。……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丁玲：《胡也频》，《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据丁玲回忆，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每月可拿到七八十元的编辑费与稿费。280
了萨坡赛路１９６号。这时，沈从文住马浪路新民邨，为商量与筹备《红黑》、《人间》杂志的出版，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他们那里去，连伙食也包在了一处。一个多月后，由于沈从文的出现，煽起了房东青年妻子微妙的感情欲望，胡也频感到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已不合适，而沈从文也正需要搬家，于是，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２０４号。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开始了其后一年间共同的紧张而忙碌的编辑与写作生活。这时，胡也频父亲恰好来上海，答应为他们转借１０００元筹办刊物和红黑出版社。于是，三人商定，由胡也频负责《红黑》杂志，沈从文和丁玲负责《人间》月刊，并在各书店出版三人取名为《二百零四号丛书》。
１９２９年，《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分别于１月１０日和２０日出版发行，三个人酝酿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红黑》第一期出版发行后，三个人一起赶到集中了上海各书店的四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况。他们从一家书店溜入另一家书店，每人既紧张又兴奋。各家书店橱窗里都陈列了这本新刊物，在他们眼里，由刘既漂设计的刊物封面，“红黑”二字显得既极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着读者正拿着这期刊物翻阅，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几天后，他们又分头跑到各处去打听销路，所得的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好——《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近１０００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们高兴得脸上发红，预备各期增印到５０００份。
一份迅速增长的信心成为推动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动力。虽然，以三人之力，支持两个刊物，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最初的稿件，几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编辑、出版、发行各种繁杂事项，均得自己动手。然而，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婴儿。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于是，在胡也频身上，迸发出惊人的实干精神。他既要负责编辑，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账，购实纸张，接洽书店；沈从文和丁玲则待刊物印出，便忙着抄写订户名单，然后按名单将刊物分寄各处，或付邮到外埠，或亲自送刊物到上海各书店。虽十分忙碌，精神却十分愉快。
《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争取文学“独立”的产物。——在与文坛其他作家的关系上，他们渴求自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门户之争；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又希望不俯就商业赢利的趣味。其时，在上海文坛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开始勃兴，在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和鲁迅、茅盾等人之间，正爆发着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激烈论争，国民党政府正着手实施“党治文化”，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开始酝酿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便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抗衡。而上海各书店的老板，又正以商业赢利为目的，迎合读者趣味，竭力使文学作品商品化。虽然，沈从文和胡也频三人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无形中开始出现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理解，却共同不满意于掺杂着某些意气用事的无休止的理论论争；对文学商品化倾向又怀有共同的不满与厌憎。正如丁玲后来所说，他们出版《红黑》，是“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薰心的商人的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