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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信这一传言的前提下，沈从文于同月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死难朋友的哀思。
这是一篇以丁玲死难消息为背景的纪实小说。主人公实际上是那个没有直接出场的“孟轲”。作品通过另外三个女性——黑凤、仪青、蒲静的议论，从侧面赞萨了孟轲的“不俗气”，“革命、吃苦”，“切实工作”，“朴素”而“不把那点经验炫人”、“不矜持”，“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的优良气质和品格。当黑凤收到未婚夫“璇若”拍回的孟轲已经被害的电报后，小说这样描述黑凤的反应：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强硬结实一点，不许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是很当然的。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日子而生活。为了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他的日子，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的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轻更结实的家伙，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了颜色么？她现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她自己的确并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仪青会先告她梦里驾驭小船的经验，以及那点任意所之的快乐，但她却将告给仪青这个电报的内容，给仪青早上一份重重的悲戚！她记起仪青那个花圈了，赶忙到食堂里把它找到，挂到书房中孟轲送她的一张半身像上去。①
六七月间，围绕丁玲失踪事件，社会上谣传纷纭。说丁玲已被杀害者有之，说丁玲向国民党当局自首者亦有之，事实真相被掩盖了，使人感到扑朔迷离。国民党当局慑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拒不承认逮捕了丁玲。一方面，文化界民主、进步人士坚持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并澄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者则利用报刊编织、散布谣言，对丁玲实行人身诬陷。其时，一个名叫张铁生的燕京大学学生，在报上著文，渲染丁玲正和一个姓马的特务在莫干山同居。沈从文痛恨这些没人心者的造谣，并坚信丁玲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６月４日，他再次执笔，写下《丁玲女士失踪》，于６月１２日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援引了丁玲托人带出的口信“我已被诱捕，不自由”和上海公安局否认捕人的消息，坚持认为“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法律手续捕去”，对国民党政府的暗杀政策提出抗议。末了，沈从文愤怒地写道：为这件事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年轻人“自卫”且指示自卫方法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沈从文的辩护招来了张铁生的攻击和漫骂，并极为下流地编造有关沈从文和丁玲的谣言在《庸报》上发表，文章充满了不堪入目的污秽语言。张铁生的卑劣行径激起了沈从文周围人们的愤怒。《大公报》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鼓励沈从文向法院起诉，同张铁生打官司。王芸生也对沈从文说：我们出钱，你去法院告他。《庸报》得知这一消息，赶紧派人向沈从文道歉，事情才算作罢。
７月，沈从文写下长篇回忆文字《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在《记丁玲女士·跋》里，沈从文这样写道：
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不作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仍然准备继续死去。他们应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却并不气馁畏缩。只是我想问问：你们年轻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过些什么感想？当不良风气黑暗势力已到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文学家可以凭空失踪，且这作家可以永远失踪，从各方面我们皆寻不着一个能为人权与法律的负责者，也寻不着一个为呼吁人权尊严与法律尊严的负责者时，你们是不是也感到些责任？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较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他看准了他应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他相信光明与正义所在，必不至于因为前面触目惊心的牺牲了，就阻止了后面赴汤蹈火的继续。他明白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轻人的血写成的。同这个社会中种种恶劣习气作战，同不良制度作战，同愚蠢作战，他就不能吝惜精力与热血，他们力尽气竭后，倒下去，僵了，腐烂了，好像完事了。在一般人记忆中，初初留下一个鲜明活跃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尽了。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的死，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①１９３４年，《记丁玲女士》结集为《记丁玲》交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时，却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审查委员会的严重删削。书末的《编者话》说：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所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１９３２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能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
《记丁玲》出版的当天，鲁迅在致赵家璧的信中，这样写道：
《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以后的新书，有几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罢。②
自然，丁玲事实上没有被杀害，而是被秘密囚禁于南京。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至年底，曾转移至莫干山，随后复被软禁于南京。因丁玲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过什么审讯”的字条，监禁较前略见松宽。１９３６年１月，丁玲开始在《大公报》、《文季月刊》上发表文章，冀望透过作品，向外界发出信号。于是，丁玲的住址立即为沈从文所知。（《大公报·文艺》这时虽然已由萧乾署名主编，沈从文仍是实际上的“顾问”）不久，沈从文便去南京苜蓿园探望丁玲。可是，丁玲心里，对沈从文却有了芥蒂。
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１９３３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１９２９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２０４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和我母亲住二层楼。１９８１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同我去，住在我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１１天，即５月２５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６月４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５２号、５３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编者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很使我们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６月１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她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１９３４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前面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①关于借用沈从文的名义接丁玲母亲到上海一事，丁玲显然把后来的印象提前了。沈从文去南京看望丁玲，是１９３６年初的事。在同一篇回忆录里，丁玲叙述她得知此事是在１９３６年５月去北京见到王会悟以后。
我很奇怪为什么她（指王会悟——笔者注）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就因为１９３３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了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①
丁玲提及的两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已无从确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由第三者转叙的。沈从文是否轻信了吴铁城的电报？就在《独立评论》刊登胡适“附记”的当天，沈从文写了《丁玲女士失踪》，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如果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要丁玲母亲来上海，是出于沈从文的“胆小，怕受牵连”，又何来《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于在营救丁玲活动中署名？难道后者的风险比前者要小？至于路过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所母亲转述的，丁母又是听第二师范学生转叙的。若确有其事，沈从文的原话如何？在纪实性散文《湘行散记》里，沈从文叙述他那次路过常德时，是住在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曾芹轩的旅馆里的。而这次返乡的原因，是沈从文母亲病危。到凤凰后，沈从文在家里只住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北平。过了不久，沈母即病逝。即便有第二师范学生要沈从文去看丁母事，沈从文因急于返乡探望病危的母亲，而未能去看望丁母，从人情上也说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嫌。既然不怕牵连来看望仍被软禁的丁玲本人，难道还怕因看望丁母受奉连？至于说沈从文对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似乎也出于丁玲的主观感觉。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远跑来自讨没趣？——人世极为复杂，这些自然都是些难以索解之谜，只能交付后来者根据各自的人生经验去判断了。
然而，终因丁玲心存的“芥蒂”——无论起自何时，基本上埋葬了她与沈从文的友谊。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的友谊，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动人的一页。我们惋惜这一友谊的终结。可是，一种友谊的维持与了结，原是当事双方的权利，是不能勉强，也无可奈何之事。历史以它自身的固有逻辑，将这友谊最终撕毁给人看，本不足奇。然而，若从深处咀嚼这种变化，却不免勾起人们淡淡的惆怅和无言的叹息。
沈从文传……叩开幸运之门
叩开幸运之门
丁玲事件卷起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