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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接受份定上，希望和梦总不可能不在同样情形中破灭。或死于敌人无情炮火，或死于国家组织上的脆弱，合二而一，同样完事。这个国家，因为前一辈的不振作，自私而贪得，愚昧而残忍，使我们这一代为历史担负那么一个沉重的担子，活时如此卑屈而痛苦，死时如此糊涂而悲惨。①
眼下，在这大后方，物价在飞涨。本地小学教员正照米价算工薪，一个大学校长的收入在四千法币左右，大学教授的收入在三千法币上盘旋，竟不如一个堂信或理发师，一个优秀的图书馆员的薪给不及“资源委员会”的门房。一切近于玩戏法，恰如要一条蛇从一根绳子上爬过，成天为吃饭发愁！为应付生存，闻一多靠出售图章、李晨岚靠卖画、董作宾靠卖字来贴补家用，自己手边还有一批他们托付的图章、字画，正急需代为寻找主顾！……自己家里，日子过得也极窘迫。住处在离滇池五里远近的一个小小村落里，房屋简陋，用作厨房的一间，斜梁接榫处已经开裂，却无钱修理，每逢大雨倾盆时，雨水照例从裂缝处向屋内灌注，即使半夜，也得从床上爬起来，动用盆、桶各种家什，与张兆和轮流接、倒，稍一疏忽，厨房即成一汪水池。不漏雨的两间，因檐口浅，门前水沟常溢水为患，室内常湿漉漉的。最严重的是七八月雨季，每夜都可听见村中远近土墙闷钝的倾圮声。一家人听着这声音传来的方向和次数，坐待天明。因为这种坍塌在自己身边也随时可能发生。家里早已用不起保姆，一切家中大小杂务，都得自己动手。磨刀扛物是自己２０年前老本行；张兆和则负责烧饭洗衣、照看孩子，同时还要去中学教英语；挑水捡树叶，则全家出动，九岁的龙朱，六岁的虎雏，一律参加。吃饭时，粗的细的，干的湿的，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包谷红薯作主粮也是常事。数量不够时，先尽两个孩子吃饱，大人半饥半饱了事。
尽管日子过得极为狼狈，全家人精神却极好。“这是战争！”一个朴素而简单的信念支撑全家人渡过眼前的困难。……
想起几年来挂在自己和家人口头上的这句老话，马上的沈从文有了一种从容和镇定。他深明大义，国家在艰难中，前方在流血，流血的并不少自己的亲友，个人生活艰难是预料中事。可是，一想到昆明城里，国民党治下的种种人事，沈从文的心里又不免痛苦起来。
国民党党政机关的大小官吏仗势枉法，颟顸贪得；文化检查机关压制民主、控制舆论，一个月来，自己的文章就有三次遭到扣压，这些自不必去想它，虽令人气愤却不奇怪。可怕的是一座小小山城，到处是钞票在膨胀，在活动，影响到多数人的做人兴趣。一种可怕的庸俗实际主义，仿佛一场无形的瘟疫，在社会各组织各阶层中蔓延流行。每天能看到的，除了报纸上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似乎就只有“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员直接为法币而奔忙，自不足奇；最可悲的现象，是大学里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特别多。这些人学经济，习会计，目的只在毕业后能进银行做事。一些社会研究所的专家，学图书馆的，弄考古的，学外国文学的，只要有亲戚、朋友、同乡牵线，机会一来，就纷纷挤进银行或相近金融机关当办事员。许多优秀脑子，都给有形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和弹性，以及对“生命”较高的认识。
“我的法币下落了！”
“我的汽油上涨了！”
“我的事业这一年发了５０万财！”
“我从公家赚了８万３！”
…………
无论走到何处，所遇面孔无论生熟，几乎都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谈话里交织着得意与失望，忧心与亢奋，痛苦与欢乐。人类的全部基本情绪只在“法币”的得失上涨落。
这种只注重目前一己得失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障蔽了人们的眼睛，忘却了一个中国人身当民族存亡关头做人的责任。
我们眼光注意到“出路”、“赚钱”以外，若还能估量到在滇越铁路的另一端，正有多少鬼域成性阴谋狡诈的木屐儿，圆睁两只鼠眼，安排种种巧计阴谋，在武力与武器无作用的地点，预备把劣货倾销到昆明来，且把推销劣货的责任，委派给昆明市的大小商家时，就知道学习注意远处，实在是目前一件如何重要的事情！①更有甚者，一些人追逐金钱的结果，做人的良心标尺，已被压扁扭曲，失去了应有的完整。
沈从文的眼前浮现出不久前，张兆和一位堂姐来乡下看他们时的情景。
…………
“啊呀呀，三妹，你怎么穷到这样子？还教什么书，写什么文章，跟我出去做生意，包你们发财！”
这位堂姐一进门，一面用眼睛四处打量，一面直嚷。
望着这位堂姐身上入时的衣饰和保养得极好的又白又胖的圆脸，沈从文只觉得眼前的来客气概异常大，灵魂却异常小，他无言以对，心里却起了一丝怜悯。
这位堂姐嫁了一位铁路上的工程师，在这国家困难的年头，却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大做投机生意，一时发了大财。这位太太每天要烫两次头，家里小孩一天看三场电影……。生活虽过得有滋有味，生命却无热无光，金钱扭曲了人性，已失去做人的起码良心。家里有一位因战乱逃亡来投靠的寡嫂，却被视异路人。那位已经死去的堂兄叫张鼎和，后改名张璋，共产党员，是一个带传奇色彩的革命者。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在广州被国民党逮捕，关在戏楼上，半夜从监狱屋顶上越狱逃走。３０年代初，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地下活动，为筹建北平“左联”而奔走，并被当选为北平“左联”的执委。后离开北平返老家合肥乡下从事革命活动，曾夺取枪枝武装农民，与一位地主绅士的叔叔在一栋房子里隔墙互作武装戒备，以至被“张家老围”视作洪水猛兽。后遭国民党军警追捕，逃亡到了日本，又被引渡回来，关押在合肥监狱里，终于被蒋介石下令枪决。１９３５年４月，沈从文创作的小说《大小阮》中的小阮，就是以张璋的事迹作为原型的。
张璋牺牲后，留下一个寡妻和三个儿女。堂嫂是童养媳出身，婚前虽曾随大姑二姑同去张兆和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读书，不到一年就被家里叫回合肥。抗战爆发后，一个女儿被迫送给了别人。之后，独自带了三个孩子流落到湘西所里（今吉首），靠卖花生、瓜子一类小东西度日糊口，后来又转辗逃难到昆明，寄居在大姑——那位堂姐家里，实际上被当作佣人老妈子使唤。而一切用于嫂子身上的开销，全由公费支出。
…………
这种种的黑暗腐败情形，使得许多读书人精神萎靡不振。
有些教授之流，终日在牌桌上度过。生命俨然无别的用处，只能用花骨头与花叶子去耗费，在牌桌上争胜负，一时输了，脸上下不来，还要自我解嘲似的自言自语：“我输牌不输理！”
想起自己有时也曾劝过一些熟人，不要成天泡在牌桌上，应从大处远处着眼，却常常话不接头，似乎自己反无是处，沈从文不觉皱了皱眉头。
“国家到这样子，全是过去政治不良，不关我的事！我难受，我能干什么！我不玩牌更难受！”——有的照例装洒脱，带着一副聪明又痛苦不过的神情。
“你以为你一个人对国家特别热忱？你去‘爱国家’，好！我玩牌不犯法，比贪官污吏好得多！”——又有人恼羞成怒，反唇相讥。
十年前，沈从文在船上遇到一个大学生，谈到个人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对人类未来应有的理想时，那位大学生说：“这世上一切都是假的，相信不得，尤其是关于人类向上的书呆子的理想。我只见到这种理想和那份理想冲突时的纠纷混乱！我在大学读过四年书，所得的结论，就是绝对不做书呆子！”
望着眼前的虚空，沈从文从这十年前后的联结里，看到了民族中因循堕落的因子，及其传染浸润的连环。将眼前河山的丰腴与美好，与人事上无章次两相对照，从这个无剪裁的人生中，他似乎触到了“堕落”二字的真正意义。
战争已经进行了几年，前方战事虽屡屡失利，整个民族却不气馁。虽然已有万千人民死亡，无数财富被毁，仍然坚持抗战，就因为这背后还有一个庄严伟大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忍受。可是，如果一部分读书人所梦想，所希望的，只是餬口混日子，缺少追求一个伟大道德原则的勇气，并相互浸润传染，战场上尚未完全败北，精神即见出败北趋势，我们这个民族明天怎么办？
这不成！这不成！人虽是个动物，希望活得幸福，但是人究竟和别的动物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如果真正多数的幸福，实决定于一个民族劳动与知识的结合，就应当从极合理方式中将它的成果重作分配。当前实在需要一场“清洁运动”，将现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现代文化的市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知识分子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在年轻生命中形成的势力、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恢复头脑应有的纯正与清朗，认识这个世界，并在人类驾驭钢铁征服自然的才智竞争中，接受这个民族一种新的命运。
这也就是一场战争，一道需要在精神上修复建筑的无形防线。……
离家已经不远了，杨家大院的房舍的轮廓已清晰可见。沈从文知道，家里此时正有来自各处的信件，等着自己拆看。几年来，他的相当一部分精力与时间，就花在给各种生熟朋友的回信上。这些回信传递出沈从文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既鼓励那些在各方面服务的生熟朋友，其中，有下级军官、士兵、大学生、银行职员、小学教师、文学青年……，在艰苦努力中为民族抗战效力，同时也是一种自勉。信中，有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分析，有对身当民族危急时期基本的做人态度的阐述，有对文学运动在抗战中的意义的估价，以及一个文学工作者必经途径的建议……。其中的一部分，已结集为《云南看云集》出版。此时，这些信件中的字句又断断续续爬上沈从文的大脑皮层。
……恶邻加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分量虽然不轻，然而近２０年来（也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所产生的民族气概，一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却一定担当得起这种忧患。所以“不久胜利”虽近于一个空话，“招架得住”业已表现于多种事实。既招架得住，争取时间便成为我们胜负的关键。以目前情势说来，乐观是有理由的。
一个朋友对于日本人的失败，说得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