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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青年高华，曾这样回忆他请沈从文审阅一篇考古学论文的经过：……我写了封长信去请教，并把我论文的初稿也一并寄去。沈先生在百忙中看了我的论文，并就我所提的问题给了许多明确的答复。他老人家回了我一封四倍于我的长信，蝇头小楷恭恭正正地写满了八页。他不仅提供了许多参考文献，而且有的就直接旁证博引，省得我再去考证了。经他老先生提供的线索，我翻遍了全套《汉书》，终于查出鎏金在汉朝已经广泛应用到了建筑装饰上的实例。我在论文中曾引用了一段沈从文先生复信中的话，我的指导教师、建筑家陈志华先生也是独具慧眼，他一眼就瞧出这些材料有来头，他问我资料来源于何处？我于是老老实实说明是沈先生复信中的摘抄。他说应当把材料来源出处说明，于是我加上了“据考古学家沈从文至函介绍”字样。①沈从文对这种播撒火种工作的重视不亚于自己的研究。他看到了这对于民族文化研究的长远价值。他从自己的艰辛严肃的劳作中，深切体验到了四时交替对生命的严峻意义，时间就是生命。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时间有限，应作的事太多，而能作的事实在太少，面对自己归纳排比出来的一大堆研究专题，沈从文有了强烈的焦急感，还有许多责任待尽，自己正一天天老去。他愿意年轻一辈能够分担这份责任。在他的感觉里，不是自己帮助年轻人，而是年轻人在帮助自己。每当遇到一个有志于文物研究的年轻人，话一投机，他会立即引为知己，并推心置腹地说：“我在有生之年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只怕来不及。我愿意把一些专题分给年轻人，把我积累的资料交给他们，完稿后以他们的名义发表。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出来，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你有没有兴趣承当一份？如愿意，可以把有关资料拿去，如有困难，也可由我指导进行研究。”
这种焦灼感使他不愿去计较对方的目的与动机，以至充满兴致地忙活了好些年，一旦那人出露头角了，回过头来反把他的真诚和忘我当作笑谈，背地里对他横加揶揄。对这类人的以怨报德，他总是一笑置之，依旧照样带了一股“傻”劲去帮助别人，从来不曾从中吸取教训。他何尝不知道人世复杂，人之贤与不肖，各各有别。他宁可承受个别人的以怨报德，却不愿因可能不得好报——他原本也不求报，而阻塞了更多的有志者的上进之途。——这个“乡下人”，有如他过去笔下的老兵会明，承受了一份别人所得的“呆子”印象，却无从抹去保留在深心里的那份人生责任感，尽管在会明身上，是一种不知而为，在沈从文则是“明知故犯”的。
文物研究在中国起步晚，底子薄，课题多，是一种筚路蓝缕式的开拓。其不能与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位相称，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注。１９６３年，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在谈到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出国访问，参观过人家的蜡象馆、服装博物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文化比他们悠久，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服装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服装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编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服装史？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当即插话说：“这事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也当机立断：“好，那就交给他去做。”齐燕铭对沈从文的研究工作是了解的。１９６１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的苏联专家尼基希洛夫，去历史博物馆参观时，就曾指名要沈从文陪同。沈从文陪她看了整整４０天。沈从文强闻博记，对中国古代文物的深入和透彻的理解，对问题的举重若轻，使尼基希洛夫既惊讶，又佩服，对这次参观极为满意。不久写信给文化部，希望沈从文能编一本书：“就按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和您的讲解来写，这就很是马列的了。”
不久，就抽调沈从文、王崇吾、金灿然，与尼基希洛夫组成一个班子，着手《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全书由沈从文起草，每写出一章，就提交编写小组讨论通过。
就在此书将付印时，中国科学院方面以书稿内容不够详细为由，要求另组班子，重作修订。
于是，又组成一个包括沈从文在内的１２人委员会，其中，有６个专业研究员，重新开始工作。
对此，沈从文大惑不解，心里有了疑虑。“不详细”是不是中止此书出版、另起炉灶的真实理由？这原是一部以实物图像为主的著述，自与那种对实物了解不够、却以典籍记载加以引申的著作不同。而这１２人委员会中，大多没有见过多少实物。如果仍以原先的构想为主，那么重新增补的基础在哪里？如果改变原先的构想，使之“详细”的结果，这本书又会成为什么样的型范？假若果真如些，为什么不干脆组织人另编一部，让两个不同特点的著作并存，而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
是不是还另有原因？原先在这本书稿编写过程中的一些人事点滴突然闯进沈从文的心里。——每当他写出一章交小组讨论时，总要爆发一场无谓的争执。一些本无可争的问题，也要被提出争论一番。那时，沈从文以为这只是学术问题上的正常现象，虽有点迷惑，却并不以为意。现在仔细一想，心里不免起了隐忧。他朦朦胧胧地触到一个可怕的字眼：成果争夺。
他被自己这种联想惊住了。——也许，这只是出于自己的多疑。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念头？可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未来的工作必然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扯皮。预期的结果一定要完结于生命与精力的“内耗”之中。在这种牵连到人事的“争夺”中，自己从来就是一个低能者，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败北记录。
——但愿这是自己的无端猜想。但不论是哪种情况，今后的工作都将与自己所预期的相反。与其将生命耗费于无结果的努力中，不如及早避贤让路。
于是，沈从文将书稿交由新的班子处理，当真就从１２人委员会中退了出来，返回了历史博物馆。
然而，这本书此后也就泥牛入海无消息。
１９６３年，当齐燕铭向沈从文转达周恩来的决定时，沈从文欣然应诺。他钦佩周恩来对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重视，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他愿意做这种开拓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打前站”、“为后来者开路”的工作。
沈从文立即着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按照统一安排，由轻工业出版社的阮波负责这本书的出版，由历史博物馆从美工组抽调陈大章、李之檀、范曾参加，负责图片制作——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实物资料，加以描摹绘制。到１９６４年春，一部包括２００幅主图及部分附图，２０余万研究说明文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即告完成。全书以文物图像为纲，以不同方式、不同体例作文字说明。文字说明以实物为归依，穿插引申文献典籍，进行比证、分析与综合。
书稿完成后，出版社立即出样书，分送有关部门及专家征求意见。在听取了各方面有关意见后，沈从文又重作增补。按预定计划，此书将在１９６４年冬付印，作为建国１５周年献礼。
可是，１９６４年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注定了这本书的夭折。随着国内经济的全面好转，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阶级斗争又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思想文化领域照例首当其冲。文学艺术各部门已经受到了严厉的警告：“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极左思潮正借机而起，酝酿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
在此时，即便是远离现实政治的文物考古部门，也不是宁静的避风港。早在１９５７年，沈从文发表的一篇题为《古代人的胡子》文章，就有人在报上著文，指名批评他“不谈阶级斗争，谈起古人的胡子来了”。对此，沈从文简直啼笑皆非。——胡子问题，一般人可以不谈、不懂，搞历史文物研究的，却不能不谈，不能不懂！不同样式的胡子，是判断历史人物所属时代的重要依据：战国人的胡子，像倒过来的菱角，向上微微翘起；西汉人的胡子，是长长的左右两撇，显得威严庄重；到了隋代，更是按人的不同身份，编成形状各别的辫子；而现世京剧里的人物，胡子都是明代人样式。对古人胡子的鉴别，涉及历史文物的真伪。
然而，那种将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思潮，却正制造着中国文化的“劫数”。
沈从文和他的文物研究，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风暴中，不可能不在劫难逃。
沈从文传……那朵小花，真美！
那朵小花，真美！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江青等人直接组织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由姚文元署名，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１９６６年２月，林彪伙周江青等人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５月１６日，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二月提纲》被撤销；８月５日，毛泽东发表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８月７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这场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切都来得那样迅猛，那样眩目，那样令人猝不及防。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据的打、咂、抢；逼、供、信；剃阴阳头，戴着高帽子游行示众等人类自残自渎行为，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实被涂上神圣灵光。在革命旗帜包裹下的极左思潮，迷乱了人们的理性，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权威崇拜正以理葬一切权威形式进行。一方面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红五类”“黑七类”成为划线站队的根据；另一方面，任一“莫须有”的罪名又可使人立即由“红”变“黑”。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沦为“牛鬼蛇神”。许多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转眼间便成为革命的阶下囚。
在这场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沈从文以反逻辑形式逻辑地被视为革命对象，运动一开始就被“揪”了出来。罪状是极容易罗织的，而且还是“五毒俱全”。且不说当年他与胡适等人的交往，抗战中“反对作家从政”，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所持反战立场，莫名其妙地被认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反共老手”成为戴在沈从文头上的第一顶帽子；又有人揭发，沈从文家成天跳黄色舞，听黄色音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也是一种诬告，沈从文从来不会跳舞，也从未在家里举行舞会，所谓听黄色音乐，实为沈从文长期养成的听西方古典音乐的习惯；解放以后，他所从事的文物研究，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自然又是“反动学术权威”。
于是沈从文被红卫兵先后八次抄家。他无法记清被抄走了些什么东西，唯一留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