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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疑惧在沈从文心里逐渐加重。思前想后，他从国家权力中枢结构的变化中，依稀瞧见了一个虽不免朦胧，却并非没有依据的大体轮廓。而这时，正有一些过去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正失去作人良心，有意混淆是非界限，主动迎合那些新发迹的权要，顺水推舟，以求自保。对这种人的行径，沈从文大不以为然。１９７０年夏，感慨于“顺水船易坐，逆风旗难擎”，他在双溪写了一首诗，对这种因“陀螺启悟心”，以致失去操守，从而“朝为阶下囚，夕作席上宾”的现象进行了讽刺。指出他们的目的是使“四人开心”。
在另一首题为《双溪大雪》①的诗中，他这样叙述自己的遭遇：
今有乡曲士，身心俱凡庸。
白发如丝素，皤然一老翁。
时变启深思，经春复历冬。
五色易迷目，五音耳失聪。
三月犹雪雨，彳亍泥途中。
时怀履冰戒，还惧猛将冲。
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
“何不辞辛苦？”“举世皆尚同！”
他知道自己的遭遇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安排，沉默中承受属于整个民族的苦难，是自己的份定。他不想逃避。也无从逃避，逃避之路并非没有。然而，这是不宜为也不屑为的。
亦宜若有人，应世巧为容。
乘时忽鹊起，终“举鼎绝踵”。
亦宜若有人，拙诚如老农。
廿载锥处囊，澹然忘穷通。
偶逢机缘巧，附凤即凌空。
亦宜若有人，材质凡鸟同，善自饰毛羽，展翅成大鹏，一举高冲天，飞飞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焉可穷？
沈从文一生厌憎为一己私利而向邪恶屈膝的行为。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沈从文正受到冲击的时候，有人出于“好意”，向他建议说：“江青是你在青岛教书时的学生，只要写封信给她，就可以避免受害了。”
“不行。”依旧是惯常的细语轻言，却内涵着“不必再提”的决断，脸上消失了惯常的笑容。
沈从文从不假外力以求“非份”。既然摊派到身上的一份灾难属于一种近于社会“宿命”的安排，就不能以“非份”之举寻求逃避。任何“非份”所得，从小处言，终必招致意外灾星；从大处言，只能导致人格的丧失和做人起码的义利取舍的颠倒。
基于这种信念，沈从文获得了生命的镇定与从容。依依宫墙柳，默默识废兴，不语明得失，摇落感秋深。
日月转双丸，倏忽万千巡，盈亏寻常事，惊飙徒自惊。①沈从文返回北京，是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由林彪事件引发的“批林整风”，逐渐演变成“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周公”。“四人帮”已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其中所包藏的用心，在沈从文心里，此时已洞若观火。这不独沈从文为然。“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全民族的浩劫，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警觉与反思，全民族正在觉醒中，玩火者正将火引向自身。然而，在表面上，“四人帮”的炎焰正炽。多数群众仍然继续为假象所蒙蔽，也有人煽风加薪，企图火中取栗。
沈从文所属历史博物馆，“批儒评法”正在进行。一如其它部门和单位，有人暗中抵制，有人消极敷衍，有人盲从，有人投机。
这天，历史博物馆的“大批判专栏”里，出现了一套歌颂“商鞅变法”的组画。其中，商鞅手按佩剑，旁若无人，气宇轩昂地大踏步登上金銮宝殿。见到这套组画时，沈从文真正生了气。
沈从文找到组画的作者，十分诚恳地说：“这不行，秦制那样厉害，臣子怎能带剑上殿？”那人却坐在沙发上，傲然说：“我负责。”
沈从文说：“不是这个问题。这是博物馆，你这样作，别人会说我们无知。”
对方却带着不屑与之理论的神气，指着沈从文说：“你过时了！我要是照你说的去干，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事既至此，沈从文知道再说也无益，便默默地走开了。然而，这同一个沈从文，有人以为“过时”，有人又正以为可以“利用”。那位权倾一时、炎焰烛天的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沈从文曾拒绝给她写信以求自保的江青，此时却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突然想起沈从文来了。她在与一位西方记者谈话——后来被据以写成的那本《红都女皇中》，竟不止一次提到沈从文。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那时，沈从文每每对她说，应该每周写一篇文章云云。
从一些相关的人暗示中，沈从文隐隐约约感到江青正试图借当年的师生关系与自己套近乎——这自然不是江青大发怀旧之情。若从这期间江青正醉心于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为自己捧场叫好的作法来看，似乎她正试图将沈从文作为一个筹码，纳入她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
这在有些人看来，正是求之不得的进身阶梯，而在沈从文，却有了栗栗危惧之感。
一份通知送到沈从文家中，要他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为欢迎津巴布韦代表团而举行的国际诗歌朗诵会。
起始，沈从文将此当作一次寻常的观看演出活动，便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
可是，当他刚走进大厅，就迎面来了一位服务员。仿佛等候已久似的，在确知他就是沈从文后，就领着他朝前面走去。
沈从文心里突然有了某种预感，起了一种警觉。抬头望望大厅，所有的座位几乎都已坐满。只有最前面的两三排座位空着。沈从文心里明白，按惯例，这空着的座位是为何人所留，带自己到前面去实在事出蹊跷。
他放慢步伐，眼睛却左右搜寻。他终于在靠后找到了一个空座，便一声不响地坐下了。
那位服务员见状，急忙劝他坐到前面去。
“就这里好，看戏需要保持一点距离。”
服务员再三劝说无效，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了。
果然不久，以江青为首的一行依秩鱼贯而入，各在前面相应的座位上落座了。
——这件略带戏剧性的事在沈从文身上发生，是不是按江青的指示做的一次有意安排？既要提供她与沈从文接触的机会，又要让人将这种接触看成一次十分自然的重逢？现在自然是无从确证了。
金风杀草木，林间落叶新。
学易知时变，处世忌满盈，祸福相依伏，老氏阅历深。
能进而易退，焉用五湖行？①
沈从文传……居陋行远
居陋行远
从任何意义上说，沈从文的离开北京，几乎都是被视作社会垃圾面“扫地出门”的。人一走，原先在北京的一切权益便化为乌有。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不久，他的唯一一间住房（原有住房三间，其余两间“文革”初期即被没收）就被别人作为“战利品”接管过去。在当时，这种“鹊巢鸠占”现象实在屡见不鲜。沈从文重返北京后，费了不少口舌，才要回了先前剩下的那唯一一间房子。
可是，这小小房间实在无法安身立命。已被占去的自然无从归还，沈从文又不愿在这种问题上与人争执，百般无奈之中，沈从文只好写信给李季，请求为属作协系统的张兆和安排住房。李季与严文井派人了解情况，并与各方面协商以后，在小羊宜宾胡同给了张兆和两间房子——一间用作卧室，一间堆放杂物兼作厨房。尽管两间房子加在一起不过１９平方米，在当时情况下，实在算得是解救燃眉的“及时雨”。
从此，原先在东堂子胡同剩下的一间房子，便成了沈从文的“飞地”。在这块“飞地”上，他又重新着手进行文物研究。
回到北京不久，历史博物馆一位副馆长向他转达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说“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那本古代服饰研究专著，已经重新看过，认为很有见解，值得付印，要他重新校过。于是，沈从文将已经被搁置了八年的书稿取回，对图像资料重新核对，一个月后交了稿。
然而，这一去又是音讯全无，杳无下落。其原因，自然不难想像。
沈从文只好不问收获，只管耕耘下去。他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如何使该书更为完善。他考虑将“文革”以来新出土的有关服饰文物资料增补进去，并全面铺开在湖北咸宁时拟定的那批专题研究。“文革”前积累的４０多本文物资料已荡然无存，一切都需从头作起，单是急需描摹的图像就是一大堆，幸亏王序和王亚蓉主动跑来相助。——王序即１９５３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与沈从文相识的那位志愿军战士，从朝鲜归国后，让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王亚蓉也是“文革”前与沈从文相识，那时，王亚蓉是一位待业青年。沈从文去图书馆查阅有关服饰资料、图像，一位姓杨的老共产党员，见沈从文需要描摹文物图像的助手，遂向他介绍了王亚蓉。于是，沈从文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二三十元，作为王亚蓉帮忙的报酬。
得知沈从文重返北京，王序和王亚蓉立即跑去看他，想起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遭遇，至今仍不愿放下工作，两人十分感动。沈从文对他们说：“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要看到国家在世界上作战！我们的文物研究工作还赶不上日本朋友，使人心里难过得很。对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
共同的心愿将这两代人拴在了一起。在全国人文科学研究仍处于全面停顿的背景下，他们组成的这个文物研究班子，在沈从文的那块“飞地”上，十分认真地干了起来。不多久，整个房间的墙壁上、窗棂上，到处贴满了经过选择描摹出来的图样，和大大小小写有说明文字的纸条，床上、桌上、地上，无一处不是书。床上有一大半地方堆放了随手应用的图书，晚上，书躺在躺椅上，人便躺在躺椅上的书上。在陌生人眼里，这里有着简直无法容忍的混乱。但在沈从文眼里，这一切乱中有序，结构成一部物我无间、十分谐和的乐律，任何人都不能随便移动——在这块“飞地”上，对那些画面上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沈从文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权。
这里距小羊宜宾胡同，有两里路远近。虽然这里兼作工作室与卧室，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沈从文只能每天返回小羊宜宾胡同一次。
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５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块“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①一些登门造访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这种情形，都不免摇头、苦笑、叹息，带一份怜悯同情，纷纷劝他该有个节制，不要这么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