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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陈云年谱（1905…1995）》，1982 年 1 月 5 日，页 287；《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82 年 1 月 5 日，页 796。
＇14…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2 年 1 月 18 日，页 799。
＇14…42＇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页 10。
＇14…43＇王硕：〈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页 38；另见卢荻：〈伟人的胆识和胸怀：记任
仲夷回忆邓小平〉，页 16…22。
＇14…44＇《陈云年谱（1905…1995）》，1982 年 1 月 25 日，页 289…290。
＇14…45＇故有本节标题「二进宫」，此说来自一出京戏。
＇14…46＇《陈云年谱（1905…1995）》，1982 年 2 月 11…13 日，页 291。任仲夷退休后我曾数
次与他交谈，但他从来不提北京的会议，也没有抱怨过北京对他施压。他只是说，他想尽力贯彻党的意见，
解决走私和腐败问题。有关任仲夷奉命进京的情况，取材自其他干部发表的文章。
＇14…47＇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页 14；2006 年 7 月和 11 月对杜瑞芝的
采访。
＇14…48＇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 238…239；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
改革开放〉，页 11…12。
＇14…49＇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页 206。
＇14…50＇王硕：〈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页 39。
＇14…51＇对当时引起极大关的海南汽车走私案的介绍，见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此书有中
文译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傅高义着，凌可丰、丁安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
版，2008 年第 2 版。枣中文版编者注〕
＇14…52＇卢荻：〈伟人的胆识和胸怀：记任仲夷回忆邓小平〉，页 20。
＇14…53＇卢荻：〈伟人的胆识和胸怀：记任仲夷回忆邓小平〉，页 20。
＇14…54＇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页
138。
＇14…5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17 日，页 954…961；SWDXP…3；
February 24； 1984； p。 61。
＇14…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24 日，页 954…964。
＇14…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2 月 14 日，页 960。
＇14…5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2 月 24 日，页 963…964；SWDXP…3； pp。 61；
64…65。
＇14…59＇Reardon；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pp。 49…66。
＇14…60＇Reardon；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pp。 49…66。
＇14…61＇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页 152…174。
＇14…62＇根据我观看这些运动会的笔记。
第 15 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邓小平推进经济现代化时喜欢讲「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过往 50 年的经历已经使他对如何过这条特别的河形
成了若干信条。其中之一便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邓的小儿子邓质方曾对一个美国熟人说：「我父亲认为戈巴卓夫是个
傻瓜。」在邓小平看来，戈巴卓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
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15…1＇邓小平喜欢成功，而且对如何使中国取得成功持有独到的见解。他要中国人
学习世界上所有的成功经验，不管它们来自什么制度、发生在什么地方。他要掌握国内的真实情况，不想听大跃进时期
那种造成严重问题的浮夸报告。他认为人需要物质刺激，需要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才能保持干劲。他坚信，经济繁荣靠
的是竞争，不但追求利润的经济生产者和商人如此，希望为当地带来进步的干部也是如此。
邓小平明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十分复杂，他也知道自己缺乏研究全部细节的耐心。他本人在经济事务上不是
战略高手，不像在外交和军事领域那样枣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他固然会征求多方意见以掌握当前形势，也会阅读专家
报告，但是他自己就能把问题吃透，无需依靠他人而能运筹帷幄。但是在经济问题上，他需要有人充当中国的战略家枣
核查细节、确定问题、提出和评估不同的选择、设计可能的行动路线。对于这些重要的职能，他先是依靠陈云，后来依
靠赵紫阳，但他保留着最后拍板的权力。他通过平衡经济及其他考量，解决重大经济问题上的政治分歧。他还承担着向
公众解释经济政策的责任。
「建设派」与「平衡派」：1978…1981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刚刚回到最高领导层的陈云提醒人们注意经济中的潜在危险：经济增
长的前景难以把握、预算失衡、购买外国技术远远超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支付能力。在这个充满未知数的新时期，许多
领导人都试图为经济出谋划策，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不过，当最高领导层汇总各种观点时，不同的意见逐渐形成了对立
的两极。一方以「建设派」（the builders）为中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新的工厂和基建项目；另一方以陈云为首，可以
称为「平衡派」（the balancers）， ＇15＊…1＇他们行事谨慎，力求资源能被用于所有国家重点项目。
从 1977 年开始，一些建设派领导人着手选择可供引进的外国工厂，使其在中国安家落户。随着经济的开放，这
些项目负责人利用 1950 年代中国引进苏联新型工业和建设项目的经验，从日本和西方寻找各种方案。建设派看到日本
和「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采用西方技术建设新设施，取得了世界上最快的增长率，也想如法炮制。
1978 年谷牧访欧之后，引进外国工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上层干部，主要是主管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部委，在那些想使项
目落户当地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列出了未来几年希望获得的各类工厂项目的清单，然后派干部去欧洲选择可以提供技
术和资金的合作伙伴。
谨慎的平衡派集中在财政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各大银行。与其他国家处在同等位置的人相似，主管财政的
官员把平衡预算、确保有足够的外汇偿还外债、控制通货膨胀等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制定经济计划时，他们尽力保证重
点经济领域能够得到必要的原料、技术和人力，保证消费品不至于短缺。＇15…2＇
和华国锋一样，邓小平内心里属于希望看到快速进步的建设派。他喜欢项目管理者，因为他们能在逆境中完成重
大项目，让人看到切实的进步。对细致的计算没有多少耐心的邓小平认为，平衡派虽然必要，却很烦人。
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最著名的项目管理者群体是从 1950 年代开始就在一起共事的「石油帮」，邓小平在
1952 年到 1966 年担任分管能源和重工业发展的副总理时曾与他们亲密合作。「石油帮」的头号人物余秋里因领导开
发大庆油田而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但他在文革中被打成「邓派」成员。＇15…3＇ 1975 年邓小平负责国务院工作时，余秋
里继续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这让平衡派颇为不满，因为这一要职长期以来一直由他们的人担任。毛去世后余秋里继
续担任这一职务，华国锋也是依靠他领导从国外进口工厂设备的工作（关于余秋里，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
人物〉）。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余秋里和其他项目管理者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在发达的经济体中，新项目的管理者
可以依靠别人提供必要的设备和基础设施，而中国的项目管理者必须自行应付未经训练的工人、设备缺陷、零部件短缺、
能源不足和所需供应拖延等各种问题。成功的项目管理者都是集奉献、坚毅和机智于一身，能够应付各种难以预料的问
题的人。
毛泽东去世后，随着华国锋开始推动经济发展，项目管理者的工作量骤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其他相关部委
的干部忙得团团转，他们要确定优先引进的技术、与国外公司谈判、为工厂选址、计算所需原材料的数量、作出运输和
人事上的安排。此外，很多干部是在文革离职多年后刚返回工作岗位的，而邓小平在 1975 年启动的整顿和选拔新领导
班子的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他们仍然要在政治斗争中与那些文革时提拔起来的大势已去的无能干部周旋。自毛去世后，
以余秋里为首的项目管理者就开始仓促地编制打算引进的技术清单，他们确实无暇认真分析引进工厂并使之运转所必需
的步骤。
毛去世后不到一年半，华国锋不顾平衡派提出的问题，根据余秋里等项目管理者开列的清单，向五届全国人大提
交了一个包括大约 120 个大型建设项目的清单。＇15…4＇ 这些项目预计需要 124 亿美元，超过中国全年的出口总值。华国
锋宣布，这个计划要求每年经济增长率在 10％以上。＇15…5＇ 他在 1978 年 2 月称，这些计划符合他的十年规划，而这个十
年规划则是邓小平 1975 年所提规划的一个自然结果。＇15…6＇
华国锋交给余秋里的一项具体任务是开发新油田，以期从 1973 年石油危机后的高油价中获利。华国锋的设想是，
生产更多的石油，通过出口石油赚取外汇，支付全部进口项目。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付出了艰苦的钻探努力，并没有发
现新的大油田。
在选择和引进项目的热潮中，各部委和地方官员的项目意向清单，很快就成了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的基础。后来
批评华国锋的人说他是在搞「洋跃进」枣向部下施压，仓促上马各种计划，想通过显示以此带来的经济进步巩固自己
的权力。他的支持者则反驳说，华国锋是在困难条件下尽心尽力，加紧为中国建立现代工业。
邓小平完全支持余秋里，且和他同样热衷于引进外国工厂。1978 年中，平衡派无力抵挡进口现代项目的热潮，
转而向陈云寻求支持，尽管陈云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召开三周之后，未被邀请到会的陈云给
李先念写信，表达了他对于一些同志过分热衷于向外国借钱和引进工厂的担忧。在他看来，他们没有首先保证中国能够
提供落实这些计划所必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力、基础设施和配套工业。陈云建议扩大务虚会的范围，使不同的意见都能得
到充分讨论。然而，会议的组织者并不想这样做。在当时，关于国家未来是否会具有对那些计划中的新项目的偿付能力，
人们普遍持乐观估计，陈云是唯一对此提出公开质疑的高层领导人。＇15…7＇
1978 年 12 月，当党内高层依赖邓小平提供全面领导、并具体主管外交和军事事务时，他们依赖陈云提供高层
人事问题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领导。他们相信，陈云能一如既往地提供最好的经济建议，他是新时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头脑
最清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