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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问题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领导。他们相信，陈云能一如既往地提供最好的经济建议，他是新时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头脑
最清醒的人。
1978 年 12 月 10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会上发言，对已经波及党内最高层的那种失控的狂热表示担
心。就像大人管教过度兴奋的孩子一样，他列举出十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他语气中透着威严，暗示他已经知道自己就
要进入中央政治局。他说：「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15…8＇
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一直站在大干快上这一边，但当陈云于 1978 年 12 月发出缺少周密计划的警告后，邓转
而支持陈云。1979 年 1 月 6 日，三中全会刚结束两周，邓小平把与他共事的主要项目管理者余秋里、康世恩和谷牧叫
来，对他们说，陈云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他们应该降低一些计划指标。要避免外贸债务过重，在制定计划时
首先要核实并确保必要的原材料供应，要优先选择投资回报快、能扩大就业的项目，为了避免陷入债务，实施项目之前
要先积累资本。＇15…9＇简言之，那个时候的邓小平完全支持陈云的稳健立场。（陈云后来责备华国锋草率签订引进项目的
合同引发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之前一直支持华国锋盲目冒进的做法，却从未被要求过为此作检讨，邓在与华为伍时所
起的作用被简单地忽略过去了。）
为什么邓小平会从支持建设派转而支持以陈云为首的平衡派呢？邓认识到新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当年 12 月得出的年度经济数据已经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只有 4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出口赚取的大多数外
汇收入已被预付，却已经签订了超过 70 亿美元的购买外国设备的合同。＇15…10＇这种出超比起十年后的外贸数字固然微不
足道，但在当时却高得足以让谨慎的官员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较小的数字，并且担心这种债务会成为资本主
义国家手中的把柄。当时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邓小平也愿意与他站在一起反对华国锋。但同时还有一件事影响了
邓对于经济的考虑：他正在准备几周后入侵越南，这将使财政状况进一步紧张，削减其他开支当为明智之举。
到 1979 年 3 月，陈云收集了更多数据，作了更多分析，准备系统地提出建议，以削减引进外国工厂的合同，降
低未来几年的经济指标。他的一些方案，甚至是其中的用语，都跟他在大跃进后恢复时期所推行的紧缩政策极其相似，
但他没有用过去的「紧缩」一词，因为它听起来太消极，而是用了「调整」一词。3 月 14 日对越战争已近尾声，陈云
和李先念可以对它的花费作出估计了，于是他们提出了在未来两到三年间进行调整的方案。他们建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
一个新的机构，即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计划和财政工作。陈云被任命为这个财经委的主任，而过去几年里负
责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将担任副主任，在他这位过去的导师手下工作。
陈云对他的同志们解释说，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从前，只能做一些最必要的工作。他会提供全局性的指导，但
是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具体工作，只能靠手下人去落实了。被任命为财经委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是陈
云最为器重的经济干部姚依林。
在 1979 年 3 月 21 日至 2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对调整方案的必要性作了说明：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我们还很穷，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大家都想实现现代化，但问题是我们能做到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均衡发展。搞
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想生产更多的钢，问题是 1985 年搞 6；000 万吨钢根本做不到。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些人笑话谨慎的人，让人觉得似乎他们是专门主
张搞少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确实，我们需要借外国人的钱，需要外国人的技术，但是人民银行有多少钱还账，你有把握吗？必须有把握还上钱才行。究竟需要多少钱，
没有很好计算。地方工业跟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我们在工作中是犯过错误的，我们仍然缺少经验。要我做工作，我只能量力而为。
＇15…11＇
陈云对计划的基本态度是平衡：平衡收支、平衡贷款和偿付能力、平衡外汇收支。他还要平衡在消费品和生产资
料上的投资，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1978 年重工业在中国的工业产出中占到 57％，轻工业只占 43％。
＇15…12＇像很多干部一样，陈云认为自 1958 年以来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食品和消费品为重工业作出的牺牲超出了人民
的承受能力。在他的指导下，1980 年重工业只增长了 1。4％，轻工业增长了 18。4％；1981 年重工业下降了 4。7％，
轻工业增长了 14。1％。＇15…13＇
宣布调整政策后不久，在 1979 年 4 月 5 日至 28 日召开的无锡会议上，地方干部和各部委官员都抱怨中央的经
济计划控制得太严。陈云也愿意让下面的市场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他坚持以计划为主。这难免让那些希望在当地建新厂
的人感到不快。一个天津代表的发言反映了会议的主要情绪：「我们正情绪高涨，现在却突然提出要进行调整，这是在
泼冷水，打击我们的热情。」＇15…14＇胡耀邦向地方干部们保证说，中央仍然希望推动工业发展。赵紫阳则表示支持调整，
他解释说，调整能够为以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谷牧的欧洲之行曾让人欢欣鼓舞，但此时他也加入其中，解
释了调整的必要性。赵紫阳和谷牧一开口，会议气氛也随之发生变化，地方干部不情愿地同意了支持调整的会议报告。
＇15…15＇邓小平也像赵紫阳一样解释说，为了给今后的发展创造稳固的基础，调整政策是必要的。
受到调整政策约束的地方干部想出各种对策，避免使投资和开支降到陈云所希望的水平。当时，陈云的工作受到
他本人生病的拖累。1979 年 10 月 24 日他在杭州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在医院一直住到 12 月 4 日。回到北京后，他
又住院覆查，从 5 月 20 日住到 29 日。到 1980 年后期陈云重返工作时，预算赤字大增，为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问
题之严重使陈云痛下决心进一步加强管制，也使他争取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更多干部的支持。赤字的增加不仅是因为
对越战争的支出，还因为对农民提高了粮食统购价，减少了农业税，以及重新安置下放农村的返城人员所产生的花费。
此外，中央政府为刺激地方积极性，开始允许各省和地方企业有更多自留资金，这一战略也减少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15…16＇它给各省带来了极大的激励，但陈云认为严重的预算赤字已敲响警钟，潜伏着灾难性的后果。＇15…17＇
在 1980 年的下半年，陈云和平衡派处于攻势，且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在 9 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赞成加快工
业发展的人受到批评，被认为执行的是文革期间「错误的重工业政策」。＇15…18＇
为加强平衡派的势力，邓力群于 1980 年秋天在中央党校开课，分四讲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他大力推崇陈云，
以至于有人指责他要搞个人崇拜。邓力群说，1949 年以来陈云的政策建议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错在哪儿？错在不听陈
云的劝告。现在错在哪儿？也错在没有充分采纳陈云的明智之见。全面落实调整政策至关重要。＇15…19＇
平衡派还抓住渤海湾钻井平台倾覆事件大做文章，他们指责余秋里和康世恩试图隐瞒这次导致 70 名工人死亡的
事件的真相，这成了两人被撤销行政职务的前奏。其实，作为有经验的专家，余秋里和康世恩很清楚要为自己的所作所
为承担责任，因此一向比敦促他们扩大项目的政治领导人更为谨慎。余秋里早在 1978 年 2 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就警告
说，中国很难再增加石油出口，因为近几年并没有找到新油田，即使找到新油田，从发现到投产也需要三年时间。＇15…20＇
钻井平台倾覆后，余秋里全面解释了事件的过程和原因。甚至与陈云关系密切的李先念后来也承认，余秋里是为不应当
由他负责的事情承担了责任。＇15…21＇
虽然余秋里的国家计委主任一职被撤销，但仍被留在政治局。况且，邓小平仍然器重余秋里，他运用自己和军队
的联系，安排余秋里担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到 1980 年后期，陈云已经使主张对新项目和新基建收紧财政
控制的干部牢牢掌管了经济工作。＇15…22＇ 相应地，陈云的支持者王丙乾担任了财政部部长。＇15…23＇余秋里的替代者则是陈云
的长期盟友姚依林，姚因其管理能力和经济知识广受尊敬。＇15…24＇
1980 年 10 月 28 日，为回应对十年规划的批评枣是十年规划导致了不进行认真分析、单凭愿望开列项目单的
后果，邓小平接受了陈云的观点，不再制定十年规划。有关长期经济发展的讨论只集中于制定五年计划这一更加慎重的
过程。＇15…25＇
1980 年 11 月为 1981 年定出了很低的增长目标：3。7％，基建资金从 550 亿元削减到 300 亿元。有些人反对
说，这种限制会浪费宝贵的时间，陈云反驳道：「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再『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
他说，1949 年以后延误中国进步的最大原因是盲目冒进的左倾错误。＇15…26＇ 当时陈云对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 年
…1985 年）草案掌握着牢固的控制权，对预算和赤字进行了严格控制。＇15…27＇
到 1980 年结束时，陈云和平衡派已牢牢把握着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一年的年底陈云发表了支持严格执行经济调
整的重要讲话。12 月 15 日，排挤华国锋的九次政治局会议接近尾声时，邓小平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
他又说，陈云的调整政策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是因为「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必须「去
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15…28＇简言之，华国锋要对不切实际的计划负责，而邓小平和陈云团结一
致，邓小平支持陈云更深入地贯彻调整政策的努力。
紧缩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邓小平必须向外国人作出解释，中国为何撕毁引进工厂和设备的合同。北京有权对付
失望的地方干部，但撕毁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将会影响到外交关系，让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质疑中国政府的信誉。
这个问题给中日关系带来的麻烦尤其严重，因为全部合同中有近一半是跟日本公司签订的；日本商业界在与中国
交涉时保持着克制，但撤销已签订的协议还是让他们感到恼火。早在 1979 年 3 月第一次减少开支时，与日本签订的大
约 27 亿美元的合同就被冻结。＇15…29＇ 尤其是宝山钢铁厂项目的推迟，对很多相关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