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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法特别适合的环境，相对来说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绝不是职责和工作的连续的、完全的分散。毛泽东在他1942年12月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②中，对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毛泽东在反问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分散经营以后，回答道：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的……①稍后在同一节里，毛泽东在列举1943年应该实行的经济措施时，把“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②列在第二项（紧接在增加资本之后）。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毛泽东要求1943年应由财经办事处建立“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他又规定：在应该集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而是作出的统一计划，应“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问题”。③刚刚摘引的那句话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党、政、军关系问题，1949年以后，这一直是个常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字面意思是“to make one”，“to make monolithic”。它有时被译为“to coordinate”，这样的翻译只怕是太无力了；也有人用“to unify”，也难如人意，因为似乎最好还是保留这一英文用语作为“统一”的对应词，正如最好把“centralized”留来翻译“集中”。我建议用的英语对应词是“inte grate”，不过，这个翻译问题，不像40年代初接受这一中文用语时所关切的事那么重要。由于这个概念至今远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受人重视，我愿在总结我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之前，对它的用法作一些说明。
“一元化”这一用语的出处似乎是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①这个决定明显地、大力地维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②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东起草的1943年6月1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线”的很著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称：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①可能已经看出（在英译文中也能同样看出）“一元化”两次用作“分工而又统一”的同位语。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个体制有以党的形式出现的统一力量渗透进去，并由它来控制，各个机关间必要的分工不会危及活动的统一性。要传达这种功能，英语的对应词“to integrate”似乎是最合适不过的。
“一元化”有很强的动词的力量，这一用语的使用，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言，反映了对40年代初期根据地普遍存在的形势的认识，当时根据地是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并且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行政和控制机构几乎不能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他们强调使那些机构成为一体（一元化）的必要性，因为事实上普遍存在极为分散的情况。
人们可能以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树立了他们的权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散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威胁。事实上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和实际的原因，在1949年，分割和各自为政的问题绝没有烟消云散，因此，即使随着夺取政权整个情况当然已有了巨大的变化，“一元化领导”的概念也不是毫不相干的。
① 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0—301页。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98—700页。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177页。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年第7期，第2—4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345—346页。关于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页。关于从1943年3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 1980年第2期，第77—78页。
① 《致何凯丰》（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213页。
② 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73—274 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 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的解释是错误的。不 管怎样，在50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 之间划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① 《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② 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 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见《毛泽东集》第8卷，第263—264页。
① 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 149—150页。
② 《毛泽东集》第8卷，第273页。
③ 《毛泽东集》第8卷，第265、273页。
① 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 本已被收入在东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8卷，第155—163页。
② 《毛泽东集》第8卷，第161页。
① 《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903页。考虑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9卷，第29页修正。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本章第3节已指出，毛泽东在1939—1940年就说过，战后建立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性质，并且说得相当清楚，这专政将是在无产阶级，或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之下。1944—1945年，毛泽东曾设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策略上有用的权宜之计，当1946年这一前景最终消失，并为公开的内战所代替的时候，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对党当前的政治目标稍稍含糊其词了。因此，在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建议在三个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的性质。
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以常常称之为同心圆的比喻说法来解释权力的所在。施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是领导，农民是他们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性，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其中表现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重新划在“人民”之外，而发现自己处于接受专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对象，而不是主体。
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指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发展任务方面，毛泽东说“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他进而说，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①这些简短的引语，说明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茧命这一问题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列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正统派生物，毛泽东自己也直率地承认这一思想上的借鉴，并且特意强调与苏联经验的关系。确实，不管他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