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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隽言�1963至1964年的公开论战中充分显示出来。中苏论战的历史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1章已作了叙述，即使把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回击苏联人的9篇文章的作者都归于毛的名下，我也不想在这里评价它们的内容。在这一内容里，与此有关的是，毛本人是怎样迅速地给在9月初刚刚开始的反苏言论赋予了思想和政策的实质内容。
在1963年9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9月27 PGN日，毛在会上作出了“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他说，第一点是要做好经济工作，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国民党时期，而且要超过“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应当少征购粮食。为了与边境那边的情况相比处于优势，棉布、茶、糖等物资的供应当“比那边充分些”。
在这种背景下，毛接着阐明了第二点指示：
（2）新疆在反修正主义斗争中要加强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各民族干部和人民反修正主义的学习……汉族干部应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坚持阶级观点，执行阶级路线，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以保证反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要注意的第三点是教育当地的汉族人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毛要求帮助解决那些被派往新疆的汉族劳动者的“婚姻和其他困难”，毛在这一标题下发出的号召表露出某些意味深长的思想。第四点是要密切注视边境地区的形势，加强“边疆的反修斗争”。第五点是要警惕“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颠覆和破坏，以及他们的军事入侵”。最后一点是讲反修斗争中的“一元化领导”。①事实上，毛泽东确信中国很快就能够赶上苏联的生活水平，不仅是它的中亚部分，而且要赶上苏联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1964年1月他对路易斯·斯特朗说：赫鲁晓夫认为，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②不管毛实际上是否相信这点，但他确信，苏联试图用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来扩大它自身的经济利益。1960年在他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毛就已经批评了莫斯科在“经互会”中的经济专业化政策。“经互会”是苏联支配东欧的经济组织。这一政策的图谋是使某些国家对它们的某些先进邻国，尤其是对苏联处于农业原料供应国的地位。①这一点一直使他气愤，在1964年1月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宣称，“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想让他们生产单一的经济产品以满足苏联的需要……当儿子真难当”。②因此，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的语调日益表现出坚定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反应，也是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回击。与这种倾向和中苏关系的一般演变相联系的，是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首先表现为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这种左的转向，就像在本章第1节所指出的那样，是大跃进政策的自然派生物，但是又被毛对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厌恶进一步予以推动。此外，由于对苏联内部出现修正主义的震惊，毛泽东开始觉察到中国本身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因而，又有另一因素注入了这一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
内部的敌人：毛泽东逐渐沉湎于阶级斗争
正如本章第一节结尾所指出的，1957年夏天毛大大地改变了他对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看法，这种转变对经济政策的后果我已作了探讨，它在哲学领域的某些含义也已提及。既然对1957年以后毛的思想倾向与中苏冲突之间的关系已作了回顾，现在该是研究中国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的一种激进解释，以及由于对过去英雄品质的怀恋所引起的“左”倾情绪等诸种因素合在一起如何导致毛进行史无前例的试验的时候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日益激进，其中的关键因素当然是他更加尖锐而固执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存在和重要性。因此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段时期内毛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的演变。
在1957年10月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新观点。他放弃了前一年在党的“八大”上正式通过的观点。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本人在1957年2月还重复了这一观点，大意是说现阶段中国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在毛却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①以上所引的毛的被修正了的提法在现在的中国当然被认为是不正确的。无论正确与否，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之间的阶级斗争却成了毛晚年思想的主要特征。在随后的19年中，毛泽东在提倡阶级斗争的热情和严厉性以及在分析现存阶级关系方面当然有很大的偏差、转折和波动，但大方向没变。
在大跃进前夕，毛用相当古怪的术语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看法。他指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1）“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2）“民族资产阶级”，他说这里所指的是除右派分子以外的这一阶级的所有成员；（3）“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对于最后一类，毛泽东后又附带作了补充：“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①在1958年4月6日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中，毛纠正了一种反常现象——没有指出农民的特殊作用，却继续把“帝国主义”包括在中国现存的阶级当中。这一次，他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阐述：……国内有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30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坚决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这些人加起来大约占人口的5％，就是3千万……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10％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几年以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转变，可以摘掉帽子。②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农村富裕中农。毛把他们说成是摇摆不定的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关于“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毛指出：“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他接着指出：“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
大跃进的后果，使毛以前结合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关于阶级问题的观点因一点新因素的加入而被修正。这种新因素就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特权分子构成了萌芽状态的阶级的观点。这一倾向是同上面所谈到的一代人的变化相联系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因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习惯了某种生活水平，所以必须付给他们高薪。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报纸在1956至1957年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1957年1月，毛本人也为他所说的出了“一点钱”就“买了”资本家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观点进行辩护。①显然，同样的照顾并不适用于新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这样的奢望，也许他们被认为有较高的政治觉悟。
我已经提到，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提倡“供给制”。当然，他的这次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在1958年10月《人民日报》转发的张春桥的文章中得到了体现。张的文章于9月份在上海首次发表，实际上绝不仅仅是张和毛的观点偶然巧合的一致，这是一种精明的政治谋略的结果。上海的“左派”市长柯庆施出席了北戴河会议，他在电话里向张春桥通报了他关于毛讲话的笔记。这给张春桥的文章提供了灵感。一看到这篇文章，毛就决定在北京转载。因此，毛的这一举动既表明他易于接受奉承，也表明上海环节（如果此时尚未形成上海网的话）在此时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②毛在《人民日报》上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他说，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有“一些片面性”，而且，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③但是，即使毛认为张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观念”或马克思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法律规范过于急躁，用这一用语所提出的问题在他以后的讲话和文章中却一再出现。简言之，毛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与马克思论及资本主义社会时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权利”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正是这一点为他的下述论点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党内存在一大批依恋其特权的高级干部，因此，党是产生资产阶级或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的温床。①我已经强调了1959年庐山中央全会的重要性。这次会议成为日益强调阶级斗争的转折点。毛指责彭及其盟友是混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②毛声明，庐山的这场斗争已经是阶级斗争了，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而且预言，这种斗争“至少还要延续二十年”③（结果是毛几乎全力促使这种斗争发生）。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时，邓力群指出了毛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的另一根源：“事实上，1958年以后，毛基本上没有注意经济工作，这就影响了毛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④不应望文生义地认为上述说法意味着毛此后对与经济有关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兴趣。毕竟，正是在1960年他写了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读书笔记，而且现在据说他主持起草了1961年3月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六十条”。①所以，邓力群的观点是，毛虽然还不断地谈到经济制度的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但他对经济学或者经济现实并没有多少认真的兴趣。从这个意义讲，邓的结论无疑是有道理的。
从1959年以来，毛越来越坚信，不仅是他，还有刘少奇及其他同志长期以来斥责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并不仅仅是“工作作风”中的缺点所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共产党及其干部中阶级性质的最初变化，他对苏联情况的观察在很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