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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他的判断更加严酷了，他说，中国作家协会“15年以来，基本上（着重点是毛加的）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他们将会变成另一个裴多芬俱乐部。①换言之，他们将会变成彻底的反革命，并将作为反革命受到处置。
与此同时，从1963年到1964年，毛愈来愈怀疑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发展中的作用。毛并没有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发展到像“四人帮”那样以“臭老九”来丑化他们的地步，他转向了比大跃进时期更为极端的教育政策。他在1964年2月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②毛之所以向艺术、文学、哲学和教育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间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发动进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剥削群众的特权分子（尽管他可以编造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他们是剥削群众的），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他斗争的乌托邦，没能全心全意地执行他的指示。
1964年夏，毛尖刻地指责了全党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腐败现象，他说，“现在几包烟就能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③这里提到基层干部表明，在刘少奇制定“修改了的后十条”前不久，毛并非完全不同意刘的观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针对基层，也要针对较高的领导层。无论如何，毛更担心的是享有特权的城市精英的态度和行为。1964年6月，在一次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毛说道：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①正如我们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所讨论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最后冲突是在1964年12月发生的。当时，毛对那些他认为歪曲并篡改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定战略的东西感到不满，因而提出了新的二十三条指示。毛后来声称，刘拒绝接受这一指示。在这段时期，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新资产阶级”的讲话，这些讲话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新资产阶级中，权力而不是金钱成为决定性因素。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阶级成分与工资差别问题显然是毛特别关心的问题，但即使在这时，他对此仍表现出一种宽松和幽默的态度，而这在“四人帮”那些沉闷和狂热的理论家的文章中是很少见的。毛说：“吃多和占多是件相当复杂的事。”“像我们这样的大人物，有汽车，有带暖气的房子，有司机。我只挣430元，我雇不起秘书，但我必须雇。”②在理解这段话时，我们不能不参考毛在1964年早些时候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宣统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③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对毛来说，除了“工人”、“贫农”、“革命烈士后代”等等外，还有另一种成分，那就是统治者。至于那些与他的地位，与这位以前的皇帝地位不同的人，是不能允许他们继续迷恋其特权的。
因而，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讨论中，他再一次谴责了干部中那些主要关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资额的“当权派”，并同意给其中的“极端恶劣分子”戴上“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他警告不要过多地估计他们的人数。并且说，对他们不要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行了——很明显，他们的人数还很少，不能构成一个完全的阶级。①一星期以后，也就是1964年12月27日，毛宣称，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和一个资本主义派。这两派就这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这些论述以及毛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心，当然直接导致了他与刘少奇及党内其他人的冲突，并导致文化大革命。
①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1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415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72页。在官方出版的文件中对这一点并未作出如此的 强调，以致于外国同志更难了解中国革命。（参见《北京周报》1978年第27卷14期。）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0—141页。
② 同上，第126—127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85、291页。对本章第一部分里所阐述的理由，毛 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官方文本比红卫兵翻印本对苏联的批评更加坦率。这个文本已在施拉 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中。
② 《历史的经验》，第18—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304页。
① 同上，第341—342页。
② 《学习文选》，第197—198页。官方修定的版本的相应部分中甚至没有提及苏联（《毛泽东 选集》第5卷第396—399页）——不必奇怪，因为这份文献首次公开发表是在1957年6月， 那时任何这样的否定性注释都不会有问题。
① 《学习文选》，第194页。毛泽东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思想与列宁、斯大林的比较，参见施拉 姆：《有关中国“永远革命”理论文件集》，第32—38页。在1957年2月27日讲话的官方 文件中，毛对他前辈的评价转而相反。他说，“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毛泽东选 集》第5卷，第392—393页）
② 同上，第211—221页。
③ 同上，第212—213页。
④ 同上，第223—224页。（这个文集中收录的原文实际上印成了“我们的大国沙文主义”。但 是，我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印刷错误。否则，毛可能是指，在他批评赫鲁晓夫对斯大 林问题的处理时，苏联斥责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那就是她坚持要在这类问题上发表意见。
① 1957年11月14日的讲话，见迈克尔·舍恩霍斯的译文，载于《共产主义研究杂志》1986 年6月第2卷第2期。
② 见毛1957年11月18日的讲话，在同一本杂志中有舍恩霍斯的译文。这些情况在胡惠强的 文章“大炼钢铁运动简况”中也有介绍，此文载《党史研究资料》第4辑第726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2—63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99页，又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3 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4—155页。
② “致王稼祥的信”，见《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第14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0—191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16—3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81页。
① 《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 1978年10月，第40—41页。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会见》，第504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26—227页；《杂录》第296页。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会见》，第504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475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2—113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0—181页；《杂录》，第85—86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337页。
② 关于柯庆施所起作用的材料，见1986年4月23日我同胡华的谈话。1986年4月24日我与 龚育之的谈话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③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① 中国最近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倾向的最有权威的分析，见石仲泉的“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 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一文，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405—417页。该文修 改后又在《红旗》1985年第11期（第12—22页）上公开发表。像最近发表的其他许多文 章一样，这篇文章明确断言，从大跃进开始，毛在把“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引入中国政治 言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通常被译为英文“bourgeois right”，即“资产阶级权利”这一术语 出自马克思最有权威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在这本书中，马克思运用它批判了“不折不 扣的劳动所得”这一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7—321页）。在德语中，法权是指 权利和法律秩序，权利指的是有权取得某个人的劳动（或人身权利的）报酬这一层意思。马 克思在此提到这个法权问题时，实际上是指这两方面的意思，在他明确指出“平等的权利按 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后，他接着指出：“权利，就他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 同一的尺度……”换句话，使某人有权利这种意义上的权（或权利）是由法制或类似法律的 准则所规定的。中国人由于不接受为毛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字面意义讲，指“资 产阶级的法律权利”）这一译名，进一步混淆了其中的意思。1979年以来，它往往被译成 “资产阶级权利”，那就更有个人主观权利的意味。总之，毛最担心的就是他所注意到的这样 一个事实，即“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严格运用，并没有考虑个人的社会需要，因而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像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一样，是很残忍的。
② 1969年9月11日对军事委员会的讲话。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7— 148页。
③ “机关枪和追击炮的来源”，1959年8月15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73页。
④ 邓力群在1981年8月11日和12日举行的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学术讨论会上回答关于1981 年6月27日决议问题时的发言。见《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45页。
① 陶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见《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21页。
② 《学习文选》，第305页。（1958年8月21日上午的讲话）
③ 同上，第311页。（1958年8月21日下午的讲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 192页。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样装腔作势”，见毛在1958 年11月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117—1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8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4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6、210页。（现在，人们知道他在讨论苏联教材的会议上的论说是根据他在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编辑而成。）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9—170页。
③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59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6页。
② 《资料选编》（北京，1967年1月），第277页。该指示的全部译文载于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58－71页，（毛的这段话是在第70—71页），该文是中国致苏联的第9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发表的。见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