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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不满足于驱邓损华，他们公然蔑视公众对周恩来的感情（他们必定了解公众对周的感情）。这位总理逝世时没有发布公告说明他将被火葬，也没公布追悼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但消息一传出，约有100万人伫立在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公墓的大街上，许多人手捧白色的纸花表示哀悼。在一个地方，群众纷纷拥上，阻止了送葬行列，要求按中国的习俗将周土葬。只有在周的遗孀邓颖超从车上下来，向群众说明火葬是周的生前愿望之后，送葬行列才得以继续前进。④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全国各地发生的情况表明：周是深得人心的，而他的敌人是不得人心的。⑤“四人帮”的反应不是暂时有所收敛，而是公然反对对周的悼念。虽然周没有被点名批判，但他们通过控制新闻媒介限制人们公开表达对周的哀悼，并同意对周的政策进行大肆攻击。⑥3月25日，他们终于出格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一家大报《文汇报》在头版发表文章，毫不置疑地把周恩来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南京，发生了由学生带头反对“四人邦”的强大抗议活动。但是，新闻媒介没有报道此一事件。学生用沥青把标语写在火车车厢上，消息就传到了北京和其他城市。①此后，在首都的心脏，即天安门的毛的巨幅画像的正前方发生了支持周、邓，反对“四人帮”的更加激动人心的示威。“南京事件”正是这一示威的序幕。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清明节是中国人怀念祖先和扫墓的传统节日。几年前，中共为了消除迷信，将这一天变成了缅怀革命先烈的日子。于是，北京人民利用这一机会来悼念中共最伟大的英雄并借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3月19日，北京牛街小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摆上了第一只花圈。4天后，一个自安徽来的人放上了第二只，并附有悼词。这两只花圈很快就被警察移走了。首都公安局的首脑隐晦地发出了信号：“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3月25日拂晓，一所中学送来了一只花圈，没过多久，一些工人送来了纪念匾。3月30日，出现了第一个人民解放军的花圈。这些纪念物没有再被移走，首都人民深受鼓舞。②3月30日以后，纪念碑下的花圈越来越多，与北京市政府的命令背道而驰。一队又一队，一个单位又一个单位，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广场，送来了花圈、悼词，还朗诵着他人的悼词。清明节即4月4日这一天，刚好是星期天，大约有200万人到过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部分全部被花圈所覆盖，在它的周围， 花圈摆了一圈又一圈。大多数花圈都是自制的，上面扎有寄托哀思的白纸花，周恩来的像片贴在中央，旁边挂着两根丝带，写有悼念的文字。许多花圈上还别有颂词和诗歌，还有一些则张贴在纪念碑上。正是这些悼文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挤在一起，急于了解别人是否也和自己有着同样的情感。①有些纯粹是悼念总理的：
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
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他富有全中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都是他的坟。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谁？他是谁？
他是总理！是我们最敬爱的总理！②
怀有这样的情感当时非常普遍，但人们最热心诵读的还是攻击“四人帮”的诗篇。其中有些比较隐晦，有些则一目了然：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若有人反总理，
如同狂犬吠日
——梦想！③
面对这些口诛笔伐，“四人帮”暂时认识到了现实。他们与政治局里的文革受益者们合谋采取强硬手段。本来，政治局在4月1日的会议上已经认定南京事件是分裂分子和邓小平的支持者制造的。根据这一否定性的判断，北京的警察在4月2日和3日开始采取行动，企图阻止悼念者，搬走花圈。①4月4日晚，当清明节即将到来时，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形势。政治局主要成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一些老革命家以及支持他们的许世友将军都未参加，②邓小平当然也不可能参加了。“四人帮”和文革受益者们完全控制了会议。华国锋谴责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挑动者，说有些诗是对主席的直接攻击，很多是攻击党中央的，很恶毒。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则认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并说1974—1975年邓小平就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说，“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③江青问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是否有保障，为什么还不将对手们抓起来。④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和文革受益者们继续合作的基础变得更为牢固了，双方都感到了威胁，他们的主张遭到人们唾弃。如果华国锋的论断是正确的，即毛泽东本人也成了一些悼念诗文攻击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他们分享权力的基石已经动摇。⑤毛尚在世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么他死后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样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支持周恩来的高潮至少也说明人们不再把毛当成指引未来的、独一无二的、神一般的领袖了。另外还有一条道路，他们选中了这条路，即他们也反对毛选中的接班人。人们对周的敬意表明他们想要邓小平来接替他的职务，那天晚上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清楚，邓小平重握大权就等于是他们的灾难。
这样，就有必要迅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毛远新将会议结论向他的伯父作了汇报，并且得到了毛的认可，于是，警察很快就开始行动。至4月5日凌晨4时，广场上的花圈和诗文全被清除了；滞留广场看诗文和守护花圈的人被逮捕。①5时左右，王洪文来到天安门广场，就白天如何行动对警察作了指示。②当局采取行动的消息迅速传开，人们开始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向广场汇集，这时的行动是个人的而非集体的。但是有一群人——10个中学生于早上6点钟来到广场准备敬献花圈，没料到他们的去路被挡住了，纪念碑周围站满了军人和民兵，说纪念碑要清理。③一个8时左右到达广场的外国人说，广场上有一万人，冲着广场西边的人民大会堂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④下令群众解散却又不解释为什么移走花圈，这激怒了在场的人们。警方的一辆面包车被掀翻，车里的人因说人群是被“阶级敌人”利用误入歧途而被迫道歉。一个激进分子（可能是清华大学的旁听生）在一旁指责送花圈是悼念“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他很快就被揪了出来并且被迫离开。午后不久，有好几辆警车被焚毁，一个警察指挥部遭到袭击并被付之一炬。⑤下午6时30分，吴德通过广场上的喇叭发出呼吁，要求群众离开广场。50000447＿0380＿5⑥大多数人散去了，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只剩下几百人还滞留在广场。⑦到了晚上9点35分，广场上的灯光突然全部打开，一片通明，扩音器里播放着军乐，集结在天安门后故宫里的工人民兵、公安人员和卫戍部队突然出现在广场，他们手持棍棒开始殴打群众。至9时45分，大打出手的场面结束了，受伤的群众被带走受审问。①当晚召集的会议上，政治局作出结论，认为这一“事件”是“反革命暴乱”。4月7日，主席听了毛远新关于此事的报告之后，下令将《人民日报》关于整个事件的报道和吴德当时的讲话一起发表。邓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但允许他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知邓当时还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就在当天，他被人民解放军神秘地转移到了南方某安全地。他在政治局里的盟友许世友和韦国清控制着那里的驻军。②4月7日，毛作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决策：命令立即将华国锋提拔到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的职位上。③或许是因为形势太危险不能再耽搁，或者是华已经受住了毛的考验；无论如何，毛最后决定了他的接班人。3个星期后即4月30日晚上，毛听了这位新的第一副主席汇报全国形势后，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④这句话后来被华当成护身符。实际上，华的生存能力并不见得比前三任接班人强，只是毛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了。
毛的逝世
对于大多数迷信、讲究传统的中国人来说，1976年是充满凶兆的一年。周恩来于1月去逝，接着，89岁高龄的老革命家朱德于7月逝世，在早年艰苦的环境中，正是由于他对毛的忠诚才确保了军队服从党的领导。过了3个星期，华北煤城——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达24。2万多人，重伤16。4万人。①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一方面是由于极左分子煽动反对邓小平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公众对邓遭清洗感到愤怒引起的。铁路运输再次发生堵塞；钢产量在1976年的头5个月比预定指标少了123万吨；化肥、棉纱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迅速下降，导致国民财政收入减少了20亿元。年度计划的各项指标不得不重新修改。②在自然灾害、政治动乱和经济崩溃同时发生的时刻，精英们也逐渐认识到毛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结。③在邓被撤职却还未彻底垮台的形势下，“四人帮”这样做很明显是合情合理的；巩固与政治局中文革受益者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结成的联盟，以确保安全渡过前面几周的危险风暴。但是，在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们攻击华国锋，从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很显然，他们已决定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与文革受益者们对抗。8月，随着毛的生命日近尾声，他们自1967年以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上海民兵开始进入戒备状态。④将军们也开始动起来了。王震将军劝说身为政治局成员的老帅叶剑英与“四人帮”作斗争。叶的老友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将军也经常与他联系。叶还与其他政治局成员，包括华国锋及其他遭“四人帮”冷遇的文革受益者们一起磋商。叶又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也作好了战斗准备：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着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这四个人毁灭，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①但是叶还要等一等。他对王震说，毛没死就采取行动不恰当，②他以“投鼠忌器”③这一成语来解释为什么要再拖一段时间，意即他不愿毛还在世时，就把他的妻子当作反革命抓起来，这样会使毛受辱。毛于9月9日午夜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