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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尼克松刚上台时，他声明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并且想与中国谈判。尼克松还进一步表示，如果华沙地方不合适，和谈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回答说，这样很好。讨论台湾问题，尼克松本人来行，他派使者来也行。然而，尼克松对此没有作出反应。继而在1970年3月发生了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国人据此认为对尼克松的言行不能太认真了。②但是，这个月底尼克松的另一封私人信件又使北京受到了鼓励，但是否作出反应仍有疑虑。12月中旬，毛对埃德加·斯诺说：……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①与此同时，毛还非常关注尼克松访华对美国的政治影响：“谈到尼克松可能的中国之行，主席特意向到1972年是否要举行总统选举？然后他又说，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名特使来，他本人在1972年初以前似乎不宜来北京。”②在中美最初进行试探性接触的时候就出现了“谁需要谁”的争论。首先，北京不希望以需要者的身份出现；是美国想进行这样一次会谈，也是美国想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棘手的台湾问题。
这种自信充分地显示在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夕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中：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访问，……使美国对华政策破了产……苏修利用美国侵略越南的时机，极力扩张其在欧洲与中东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同中国改善关系，以便与苏修相对抗。……由于尼克松内外交困，所以，他强烈要求访华，他来时，不得不带些东西来。否则，他会发现他回国后无法向国人解释清楚。③因而，周对国人说，尼克松急切地、严肃地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而毛和周认为，他们只是顺应美国要建立这种关系的热切愿望，而且声称，尼克松不应空着手来。
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尽管中国人说是尼克松政府（更不用说追求总统职位的许多民主党人了）急于要求得北京之行的准许的，但是中国自己的动机却是掩盖不住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周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最坦诚地公开讲述了对美开放的正当理由：竟不含糊地区分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的程度及其对北京安全考虑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名义上是在评价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但是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差别做了区分却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文章的作者认为，无产阶级应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作者还指出，“毛主席制定的对敌斗争策略原则是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①中国人与尼克松政府私下达成的谅解依然是个让人琢磨的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了使中国人支持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政策，曾就一些重要问题向中国提出过私下保证。②十有八九，台湾问题算是其中之一。1970年末，毛告诉埃德加·斯诺：“除非尼克松想谈台湾问题，否则他就不能来”。③（毛的原话是：“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译者）的确，美国驻华沙大使沃尔特·斯托赛尔在1、2月份已经向北京转达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重要让步，美国保证减少（并暗示要最终撤出）其驻台湾的兵力。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说斯托赛尔与中国代办雷阳在1970年的两次会晤是“非同一般的”。奥克森伯格说：“美国第一次承认，这是一个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和平解决的问题。而中国人则放弃了他们以前的立场：即问题不解决，关系就不会改善。”④作为这种保证的回报，中国人对基辛格和尼克松发出了访华邀请。①但是，美国当时主要关心的是越南问题，尼克松政府竭力想使中国至少悄悄同意不再插手美越冲突。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国人开始敦促河内在保证南方西贡当局不受触动的情况下与华盛顿达成和解。②越南外交部发布的白皮书声称，北京劝告河内“抓住有利时机，首先解决美军撤出越南的问题，并注意解决美国战俘问题。推翻西贡傀儡政权要从缓而行。”然而这份文件表明，中国有其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次序：1971年7月13日，中国高级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须）说：在与基辛格会晤期间，印度支那是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基辛格说，美国将这个问题与台湾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美国声称，只有美军撤出印度支那以后，美军才会撤出台湾。对中国来说，美军撤出南越比中国进入联合国更重要……
1972年3月初，……中国领导人的一位代表解释说，要使中美关系得以正常化，使远东局势得以缓和，就必须先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我们不要求先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是个次要问题。③越南坚持认为中国人口是心非。越南外长阮基石说：尼克松访华以后，毛泽东告诉范文同总理，他的扫帚要想打扫干净台湾还不够长；我们的扫帚要想将美国人扫出南越也还不够长。他要阻止我们重新统一，迫使我们承认南越傀儡政权。他为了美国而牺牲了越南。④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北京向河内传达了美国的警告：如果越南拒绝美国的谈判建议，战争就有重新升级的危险。①中美和解首先最严重地损害了中越关系；这使越南后来认为，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对减轻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是至关重要的。
1971年春，中美进行着高度秘密的正常接触；中苏边境的严重危机已经过去。尽管冲突的爆发仍然没有完全排除，但是爆发的可能性已很小了；这主要是因为军队对中国内政的影响消失了，文官权威恢复了。由于中国所受到的压力减弱了，而尼克松又切望在1972年大选之前使中美关系有所突破，毛和周认为他们比以前更强大了。
然而，当尼克松即将来访之际，国内的对立再次干扰了中美关系。江青及其同伙清楚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总统访问会给周恩来带来政治机会，据说他们公然反对这位总理一手掌管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②在11月基辛格第二次访问和1972年1月亚历山大·黑格先遣访问期间，激进派可能曾提出他们有权指导与尼克松会谈的要求。他们反对的不是中美和解本身（特别是因为毛在和解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而是反对总理独掌中国外交政策的大权。黑格访问北京期间，激进派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美帝国主义”的文章。看来周对这篇文章的发表很生气；他说这篇文章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指示，并不反映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周把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所带来的损失限制在了最小范围内，但是林彪死后4个月中，激进派的阻碍作用又表面化了。江青用革命现代舞剧招待尼克松一行，表明她赞成对美开放。这也许是周的有意安排，让激进派表面上介入中美和解的进程。
尼克松访问期间所下的赌注太大，不允许有任何失败。从1972年2月21日周在北京机场柏油路上迎接尼克松总统的那一刻开始，实际上就保证了尼克松访问的成功。虽然美国不能保证毛会与尼克松见面，但尼克松到达北京的第一天晚上，中南海便发出了邀请，这使美国人大为释怀。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对这次访问的赞扬。美国记者注意到，周恩来在参加完宴会后亲自校对了校样。毛说他在1968年就“投过你（尼克松）的票”，1972年仍投他的票。由于毛将自己严格地限制在幕后，所以尼克松的访问表明了周的成功。
尼克松访问期间，双方都十分关心起草一份确定指导未来中美关系的广泛原则的文件。1972年2月28日发表的《上海公报》就是这样一份精心拟定的文件。公报同时发表了各自国家的方针政策。①对中国人来说，公报有四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双方保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二，共同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第三，共同反对“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反对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第四，美国方面关于对台政策的一段长篇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要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尽管美国在支持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态度暧昧，但是尼克松政府决定不支持中国和台湾统一的主张。美国的两位政策分析家在其早些时候出版的著作中提到，美国的立场是“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①周同他的助手们（特别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毫不妥协。为了避免僵局以及保持1970年初在华沙曾私下表明的立场，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得不同意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观点。
这样，中国人感到在会谈中赢得了一大胜利。他们在公报中只作了最小限度的让步；而美国则面临微妙的任务；即作为执行一项最终撤出台湾的长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行实现其减少驻台美军的承诺。在至关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人认为他们没有为了中美和解而出卖原则。然而，毛和周同意了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与台湾的分离状态。
中国人认为国家安全的需要比立即解决台湾问题更重要。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道：与美国可靠的关系改变了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性质，使中国免去了两面受敌的危险，迫使莫斯科重新考虑是对中国施加压力呢还是公然进攻中国，并使北京不再担心莫斯科和华盛顿会互相勾结实施反华战略。②1971年8月，美国又私下保证，如果苏联把因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而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升级为武装冲突的话，美国将给予中国军事援助。③尽管这种可能性与基辛格所讲的相差甚远，但却使北京更加相信华盛顿是把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的。
无论就所做的还是就所说的而言，中美和解对地区安全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当尼克松总统表示无意威胁中国时，毛回应道：“我们既不威胁日本，也不威胁南朝鲜。”④这些谅解不仅使美国部署的反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减少了，同时表明中国默认了美国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也默认了美日共同安全条约。后来透露出的消息表明，中美关于日本作用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60年代末、70年代初，无论就个人还是就政治而言，北京都十分讨厌日本佐藤政府；这不仅仅是因为佐藤同情台湾，还因为1969年11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