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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对精英人物”在唐代后期的出现决非偶然。②进入仕途的机会已经逐渐减少。政府对专卖税的过分依赖导致了广泛的私盐贸易，而敌对的精英人物很快便加以利用；他们中许多人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这些人也在个别村庄与更大的社会之间作为中介而扮演关键的角色，所以我们发现他们在最大的盗匪联盟中充当首领，是不足为怪的。
对于他们的同伙即对于聚集在一起用武力夺取不能用其他方法得到的东西的人们来说，这些强人既不是恐怖分子，也非盗贼，而是任侠的范例，而任侠强调的是相互忠诚和互相保护的思想。他们是不可忽视的，能够“权行乡里，力折王侯”。③某些盗匪首领在他们与政府之间发生公开冲突以前已经拥有这样的地方权势。然而，以后他们通常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变为“流寇”。
另一类盗匪首领是从底层崛起的。尽管他们中某些人有过农民的经历，大多数出身农民，但是他们自己并非农民。①他们有时被称为“流氓”或“地痞”，这些人没有正当的职业，不是正常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②这种农村流氓将同伙组成一种专事劫掠的军队，可以随时奉命出动，他们在唐代后期的盗匪军队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某些盗匪首领成为王仙芝以及后来黄巢的同盟者，某些人则在中国其他地方带领规模较小的农村帮伙独立行动；另一些人似乎就是罪犯。例如，与王仙芝同乡又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的毕师铎所率领的党徒以“鹞子”著称。后来建立吴越国的钱镠，“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王建原是一个懒汉，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他最后在四川建立了前蜀国，在他的朝廷中充斥着唐王朝的著名的旧官僚。然而，人民并未忘记他的旧绰号“贼王八”。徐温为南唐国奠定了基础，“少无赖，入群盗中，以贩盐为事”。锺传在黄巢叛乱时独自控制了江西，他“不事农业，恒好射猎”。③唐代后期亡命之徒的杰出人物中另有许多人有着同样的背景，他们都没有正当的谋生手段，生活在刑事犯罪的边缘上，再有一些人则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难以适应任何常规的社会生活模式。有些人则是社会上的杂流，成为街头艺人、屠户或小偷。还有一些人是当兵的，少数人还是和尚，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人每次想入寺修行都遭到拒绝。①盗匪团伙的组织是难以准确说明的，当时中国官员也许对盗匪团伙知之甚审，但是官方史书中保存的报道不足以使人了解它们的内部结构，仅仅令人感到它们是一支组织很好的军队。例如，据《新唐书》叙述，在早期，好斗的王仙芝有“票帅” 10人以上，其中七人留下了姓名。②然而，其中有几个人是自行其是的大独立团伙的首领。例如，毕师铎虽然支持王仙芝，但他有自己的追随者，这些有名有姓者中间的另一人是柳彦璋，他是877年活动于江西的团伙。第三个人刘汉宏实际上参加了反对王仙芝的战斗，抢劫了王的供应车辆，他是作为一支独立的盗匪行动的，再者，除了《新唐书》的报道以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是王仙芝的支持者，更不是他的“票帅”之一。在一个冲突不断加剧的时代，盗匪团伙首领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混乱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它足以使人认为，唐朝政府可能完全误解了盗匪集团这个陌生的组织。
王仙芝领导的并不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军事机器，而是个别盗匪或盗匪集团的联盟，它们每一股人都有自己的首领，其成员由个人忠诚或共同利益维系在一起。王仙芝自己的团伙联盟总数有3000人，由各有二三十人以上的小团伙组成。一次百人之多的单独袭击如果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团伙干的便是几个较小团伙的联合行动。王仙芝、尚君长和黄巢似乎都是这样有能耐的领袖，他们能支配一批个别的团伙首领。这种高级的个人领袖作用和这种以个人关系维系的联系，是中国盗匪或造反者联合的特征，直到20世纪仍然如此。
加强这种个人纽带的一种方法是把首领的姓氏赠与他的追随者，这样首领们便具有“家长”权。在黄巢控制下的八个首领共同使用相同的姓氏，互称“兄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很可能他们都是团伙首领中的伙兄伙弟，乐于接受他的姓氏以及他的“家长”式的领导。①这种虚假的亲属关系通常被皇族经常使用，在艰难困苦的时代里农村社会中行之更为普遍。唐代后期，赐姓之事在高级军事统帅和他们的部属之间也是很普遍的，至于皇室与它的最亲密支持者之间，就更不必说了。②冲突的早期阶段：王仙芝和黄巢
874年，僖宗即位整满一年之时，有迹象清楚表明，来自盗匪集团的威胁变得不妙了。那一年年底，感化军（改组的河南武宁军）报告说，盗匪活动猖撅，它需要外来的援助。政府下令山东南部的几个军出兵支援。引起感化军如此严重不安的盗匪可能是庞勋支持者的残余势力。③山东的节度使们对于派军队去感化军并不热心，因为他们也同样面临爆发的盗匪活动和地方骚乱。动乱立即扩大了：875年阴历五、六月间，不但在农村，而且在天平（山东西部）的州城都出现了真正的危险，至少半个世纪以来，天平的辖区一直是盗匪活动的一个中心。由王仙芝和尚君长领导的盗匪在875年阴历五月攻打濮州和曹州；黄巢带了几千人立即响应。盗匪与天平军的首府郓州保持相当的距离，但郓州的盗匪团伙却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政府的最初反应与往常一样。盗匪的攻打被认为是地方性的问题，应有地方军队处理。天平的节度使薛崇带着军队进击盗匪，但被打败。
战斗在875年逐步升级。开始对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王仙芝现在采用了大将军的称号，并发布檄文分送邻近各地，指责政府政策不公平，行政贪污腐败，这一檄文所宣布的目的类似于868年庞勋发布的“露布”，后者在叛乱地区的乡村和寨堡中传播，曾获得巨大成功。看来王仙芝发出号召的意图主要是想得到其他盗匪团伙的支持而不是争取人民大众。875年后期他拒绝接受兵变中的士兵参加他的队伍，可能是认为他们的支持既无必要，又有危险性。当庞勋占领彭城之后，绅士们很快前来支持，但王仙芝则没有他们的支持，黄巢在很久以后他占领长安前也没有这种支持。少数定居的地方精英人物可能断绝与自己地区的关系而支持盗匪领袖，后者袭击一个又一个地区，既没有占领疆土，也没有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明显愿望。他们期待的是一个稳定的新政权的出现。
这一年以后的一些日子形势迅速恶化。黄河水灾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性的蝗灾大大增加了农民的困苦，造成了饥荒，并把更多的农民推向绝境而使之沦为盗匪。
在875年下半年，盗匪的袭击已蔓延到十余州的广大地区，往南远及淮河。这些盗匪中的大多数都在主要首领王仙芝和黄巢之外独立活动，他们组成了数百人到上千人的集团进行袭击。政府试图以优势的兵力作出反应，命令河南和淮南地区五镇的节度使和监军使追捕盗匪，尽快地使受影响的地区安定下来。但是这证明是无效的，875年阴历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神策将军宋威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指挥中心，协调该地区攻打盗匪的全部兵力。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并从禁军中增派三千士兵和五百骑兵作为支援部队。宋威虽然年老有病，仍被指派为统帅。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军人，曾指挥过中国军队抗击南诏，前不久在镇压庞勋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为现在的军队建立一个指挥中心之外，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876年阴历正月，福建、江西和湖南的所有刺史和观察使受命训练士卒，帝国境内所有村庄“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①在中国的南方，这是政府在该地区兵力不足的证据，同时也显示出盗匪已成了普遍的危险。这是唐代首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以地方自卫为目的的民兵组织。这一措施与政府通常不让农业人口保持武器的政策相反，表明朝廷已觉察到危机是何等的严重。随着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社会控制在地方上的解体，地方一级必须采取行动了。
可是，政府仍然决定发动一场由宋威指挥的决定性的歼灭战去击溃盗匪的军队。876年，盗匪向东移动，进入沿海地区，攻击沂州州城。那年阴历七月，在沂州一场大战以后，宋威上报说，盗匪已被消灭，王仙芝已被杀死。宋威因表面上的胜利而得意洋洋，便遣散了他麾下的各地军队，自己回到了平卢。朝廷为之狂喜，大臣们献上了贺词。但不过几日，事情就已弄清楚，盗匪非但没有消灭，而且仍像以前那样危险，依然袭击和洗劫整个地区。讨伐军现在自身也处于兵变的状态，但在快要叛变投匪时，他们被挫败了。对士兵的控制重新恢复，他们被送往战场，并得到忠武军的支援。为首次大规模讨伐盗匪战役的失败而震惊的朝廷，现在开始调动军队来保卫通向洛阳和长安两都的一些要道了。
宋威可能是为了邀功而故意捏造了王仙芝之死和盗匪军队被消灭的第一次捷报，其实这两件事都未发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善于弄虚作假的。但宋威也完全可能把他的对手完全估计错了。朝廷不清楚盗匪军队的内部结构，甚至不了解它的规模大小，经常加以夸大。
876年阴历八月，盗匪向西移动，使东都洛阳大为惊慌。九月，他们在洛阳东南45英里的汝州取得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俘获了刺史王镣，他是宰相王铎的堂兄弟。王仙芝和他的同伙尚君长得到朝廷赦免，但他们的反应是返回北方，攻打郑州，只有在昭义军派来了援军后才被击退。他们仍带着俘虏王镣，向南转移，那里防御比较薄弱，农村也比较富裕。
876年阴历十二月，盗匪集团到达长江中游，对鄂岳、淮西和淮南发起了一系列的袭击。这一地区的守卫部队比起北方的军队来驻守得更为分散，因而盗匪就可能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以前的宰相、淮南节度使刘邺强烈要求增加兵力；政府下令重建的徐州戍军（现在称为感化军）抽调数千人南下保卫它的辖区，对抗盗匪。这支军队在过去曾引起如此多的问题，新近又试图把它遣散而未成功，政府却在此时被迫动用它，这件事说明局势已恶化到何等程度。
讨伐军统帅宋威拒不将他的军队主力移到宣武中部邻近大运河和距离王仙芝当时攻击的地区数百英里的毫州之南，这更加深了危机感。宋威可能希望保存他的力量，集中全力保卫河南，旨在皇朝一旦崩溃时为他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地区基地。但是他的公开理由是害怕遭到数年前与庞勋作战的军队最高统帅康承训那样的被政府处分的不公平待遇。在镇压庞勋起义之后，康承训被提拔为河东节度使，并领宰相衔。路岩和懿宗的宠臣韦保衡惧怕他会在朝廷行使权力，便弹劾他故意逃避战斗和有其他不法行为。尽管在870年，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朝廷没有能力对军队的最高统帅采取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