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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30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5、533、666、1537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89—9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4—235页。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7—128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4—65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89—90页。
②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第334—336、338—341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力》＇128＇，第119—120、130—132页。
①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第6—11页；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1—112、115—117页。
②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60—61页。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1—12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1—342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2页。
② 关于朱高煦不实的指控，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35—140页。
① 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第721—758页；罗荣邦：《和战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第57—6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26—229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4—795页。
① 可简略地参看约翰·K。惠特莫尔：《交趾和新儒家：明朝改造安南的企图》＇562＇，载《明史研究》，4（1977年春季号），第71—72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3—119、147—151页。顾佐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47页。关于刘观的罪行和惩处，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63、117、118页。
①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39—41页。
②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0—231页。
③ 关于周忱的使命，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91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26—12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4页。
②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75—77、111、253页。
③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40—143页。
① 吴晗：《明代的军兵》＇593＇，第112、114、119、134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217、231、235、238页。
② 见周良宵：《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95＇，第64—65页；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41—45页。
③ 关于这些数字及其重要意义，见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第102—104页。
①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88—92页；伍丹戈：《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597＇，载《社会科学战线》，4（1979年11月），第168—171页。关于周忱和况钟事迹的详情，见蒋星煜：《况钟》＇72＇（上海，1981年），第34—42、72—76页及各处；关于况钟，还可简要地参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51页。
① 关于周忱和况钟在苏州和松江财政改革的简明论述，见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95＇，第69—71页；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I，第98—105页。
①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100—101、106—111页。
② 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94—95页；关于周忱的财政措施对万历年间一条鞭法改革的影响，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101—104页。
第5章 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1436—1464年
英宗第一次统治期，1435—1449年
权力中心
1435年1月，宣德帝在他37虚岁时早死，由年仅8岁的幼帝朱祁镇（庙号英宗，1427—1464年）继位，这就暴露了明初建立的政治制度中固有的许多问题。虽然继位是完全合乎规定的，而且宣德帝两个儿子中的长子朱祁镇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继承明朝皇帝宝座之事已经引起了种种问题。已经发生了朱棣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篡位，而另一次宣德帝之叔朱高煦的篡位企图则在1426年以失败告终。
幼帝之登上宝座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紧张因素，因为明代开国皇帝建立的制度规定，一切权力都归于皇帝，他必须在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协助下决定国家大事。对未成年的人的继位没有订出正式的条文。一个幼帝使这个专制的君主国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没有人能正式成为摄政，但一个事实上的摄政集体必须建立起来，去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种情况，如同王朝以后时期重新发生的那样，容易导致不合法的独裁权力的建立和不可避免地破坏中央领导的稳定。
宣德帝在短期患病后出人意外地死去，张太皇太后就领导了一个事实上的摄政团。她在朝廷中，不论在礼仪上和事实上都取得了最受人尊敬的地位。此外，在前一代皇帝统治时期，她作为皇太后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的决策。她原是一个平民，而作为永乐帝的儿媳、洪熙帝之妻和宣德帝之母，她代表了和维持着王朝的延续性和合法性的某种门面。有一种史料认为，她最初提出让先帝之弟，即她自己的儿子襄王朱瞻墡（1406—1478年）作为皇族中的成年人登基，而不要她的孙子——那个儿童朱祁镇——继承皇位。但是正式的记载则说，她在后者的登基中发挥了作用。不论是何种情况，她都能保证取得强有力的地位；她在1442年快60岁时死去之前，一直很有影响。
与太皇太后同在摄政团的有大学士和宦官各三人。这三名大学士与张太皇太后一样，也体现了明代早年政权的延续性。他们是三杨，即杨士奇（1365—1444年）、杨荣（1371—1440年）和杨溥（1372—1446年），他们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无亲戚关系。自从宣德帝在1426年登基以来，他们就在一起任职，而杨士奇和杨荣自永乐朝起，已为几代皇帝效过劳。他们都经验丰富，精明强干，掌握大权。
摄政团中的宦官都是司礼监的主要官员，而司礼监又在宫内宦官等级中具有最高的威信。他们是王瑾（活至1451年）和范弘（活至1449年），两人与金英（约活至1450年）一样，在前一代皇帝统治下已经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的权力。但是不久王振（？—1449年）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在内书堂受过严格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最早的大太监之一；内书堂在1426年设立，它的成立直接违反了开国皇帝防止宦官受教育和参政的政策。
根据一份晚明的史料，为了给宫内妇女教课，永乐帝曾说服一批儒家的老师自愿净身，而王振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王振进入内书堂就具有很大的有利条件；这就能说明他的权势迅速上升的原因。王振是北方人（山西人），与太皇太后同乡。他还年轻，在1435年秋季他被任命在司礼监工作时很可能才三十四五岁，比摄政团的其他成员要年轻得多。他还是幼帝的启蒙老师，对幼帝具有很强的个人支配力量。
当时摄政团的状况就是如此，其中大学士和司礼监宦官的人数为3比3，张太皇太后则为仲裁者。从新帝统治一开始，《英宗实录》经常提到少师、名誉兵部尚书、大学士杨士奇和其他人在制订政策时所发生的政治分歧的陈述，其语气好象一个完全有活动能力的皇帝控制着朝廷和政府。
另外一个体现了王朝延续性的有影响的人物是英国公张辅（1375—1449年），当时的一位资深军人。他是永乐帝一个妃子的弟兄（与太皇太后无亲戚关系）和永乐帝在篡夺皇位时的一个支持者之子，出身于一个显赫的武将的门第。他在1406至1408年曾率军入侵安南，在那里任职直至1416年，曾随永乐帝进行皇帝的最后三次远征蒙古的战役。永乐帝在遗诏中委以重任，要他确保皇太子继位；1426年他又是镇压朱高煦未遂的叛乱的关键人物。在15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的朝廷中，他虽然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头面人物，却是深受信赖和尊敬的元老政治家，一名幼帝的曾祖父的辉煌时代的活见证人，当时中国驱赶蒙古人和占领了安南。
随着太皇太后在1442年11月20日的死亡，政治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这时皇帝已满16虚岁，已在6月8日与钱妃结婚，并已在太皇太后死前两天，即11月18日亲自上朝听政。杨荣已死于1440年，只剩下其他两名大学士，杨士奇这时75岁，杨溥将近70岁。重大政治变化的条件已经具备，正处于壮年时代的40岁的王振开始完全左右政治。太皇太后已经预见王振取得政治权力的危险性，所以在1437年晚期曾考虑命王振自尽，但她的年轻的孙子——英宗——和几名朝廷官员为之说情，使王振幸免于死。考察一下王振建立一种新型权力结构的步骤，对研究以后的明朝历史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他建立了对皇帝的个人控制。这名宦官曾是皇帝登基前的启蒙老师。后来，当年逾古稀的端庄的杨士奇负责新帝学习经典的工作并在讲课时肯定向新帝讲解国家和帝国的重大事情时，这个机智的宦官作为新帝的启蒙老师，继续施加影响对他进行控制，领这个儿童去观看更有兴趣的北京守军的训练场地。对幼帝来说，这个宦官依然不折不扣地是他的先生。
其次，他需要盟友。这名司礼监的宦官能够争取到一批政治上的追随者，其中有兵部尚书徐晞、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以及工部侍郎王祐。后来，他又能争取到拥有大权的兵部尚书王冀（1378—1460年），此人在幼帝登基前与幼帝有联系，当时他接受宣德帝的命令，曾组织一支儿童“军”，由年轻的太子指挥。由于军人在明朝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而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也许又是皇帝权力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所以不难看出，以传统方式兼把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控制在手的王振，是多么容易地左右一切了。
当太皇太后在世并能使他毁灭时，王振是谨慎行事的，并能听从资深大学士的意见。但她死后，他说服年迈的大学士们不要积极参政而把起草诏令的沉重负担转给他人，其企图是把内阁的职责集中在他自己之手。在40年代初期，唯一积极活动的大学士是年轻的曹鼐（1402—1409年），他因其坚强的性格而著称。他的同僚马愉（1395—1447年）虽然是一个出色的进士，却依然是一般的官僚。在杨士奇于1444年和杨溥于1446年死后，其他三名在40年代后期参与起草诏书的大学士为高穀（1391—1460年）、陈循（1385—1462年）和苗衷（1370—1450年？）。他们都是杨士奇严格挑选的门生，但又都是平庸的人，在帝国问题迅速发展时毫不得力地在内阁任职。他们都不能对付这名不久将成为一个有力的独裁者的司礼太监操纵权力的巧妙的手段。
朝廷尊敬他，听从他，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