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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引起的心理影响虽然是缓慢地积累而成，却是灼然可见的。帝国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在思想和心理方面愈到后来便愈显得重要，因为它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这个主题在计量经济学的领域中却未能占这么大的份量。中国人关于受外国剥削的观念已经比剥削本身更为广泛和更加容易地形之笔墨，载诸文献。外国人咄咄逼人地维护特权，作为主要大事记入了历史，而在这个方面，传教士是可以与＇外国＇商人一争高低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和炮舰外交、条约权利与外国人的存在，当时尽人皆知无人不晓，今天也仍然是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人们记忆犹新。
后来的局外人的一种观点——即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在应用到中国时，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近代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而受到损害。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入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却可能因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如果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暂时的问题，将会随着世界性文化的成长而消失。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我们认为现代化一词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现时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长，给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领域带来了复杂性、变化和发展。但是，上述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要断定有一个单一的原则全面地适用于每一个领域，这就是进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这样做在逻辑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历史资料既然如此混乱，这就不易办到。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的篮子，象“生活”这个字眼那样，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术语一样，这个术语一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
随着当代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著作的不断增加和发展，我们应当可以指望，人们对那种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提供初步结构的无所不包的概括的要求总会减少了吧。晚清时代的具体经验和思想意识应该成为主要的课题，我们这一卷书的许多部分就是照此办理的。虽然文学和艺术令人遗憾地不属于这一卷范围，但哲学和政治思想这方面的历史却使我们大长见识，从而可以洞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总之，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包括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一句话，刺激就在你发现它所存在之处，有刺激就会有反应，否则就根本不成其为刺激。
例如，经大运河运送漕粮以供应北京的制度日渐败坏，这使得政府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作出恢复沿山东向北京海运公粮的努力，这是讲求实际的行政官员们在经世学派传统主张范围内实行的一项制度兴革。但只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采用轮船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自强运动的理论基础——即借西洋技术以保卫中国——可以被看做是传统的经世论在新形势下的应用。只是在经过许多灾祸之后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才被夹带而纳入儒家的意识，当作维新运动的必要纲领。最后，改革家的斗争主要不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那些使帝国主义得以实现其野心的中国的传统。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苟齐其家，其谁敢侮之？”中国的力量必定来自内部。对于以古代经典培养出来的学者来说，鼓舞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它的过去。对于研究晚清史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这就使得理解中国伟大的传统如同理解十九世纪一样重要。我们必须知道孙中山之前的一代代中国人头脑里想的确实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也不能代替的。
芮玛丽（1917—1970年）通过她的学生和朋友以及在两本分别探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即本卷的起讫两个时期——的书中，留下了她对晚期中华帝国史的研究成果。从哈佛大学1952年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同治中兴》一书全面地分析了有清一代的问题和政策——这一工作不仅在她以前，而且在她以后都很少有人进行。根据她1965年组织并主持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成果编辑而成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一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研究著作，它汇集了六、七个国家的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芮玛丽从1945到1959年为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建立了中文图书馆；从1959年直至她不幸逝世以前她担任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剑桥中国史》本卷很多地方得力于她筚路蓝缕之功，我们特将本书奉献给她，以志永念。
费正清、刘广京识
1977年10月
（张书生 译）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或不与它发生密切关系的。＇1＇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应相应地对十九世纪中国农业的结构和发展以及它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在优先讨论农业时，我差不多同样注意到了手工业、近代工业、贸易和商业及财政制度。如果这些区分显然是老生常谈，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有限和另一个可能的借口来辩护，即除了一些值得推崇并且数量日增的例外以外，我写这篇概论所必须依靠的一些中国的近代经济史著作历来都是叙述性的。对以下各部分材料的处理不可避免地是选择性的。我在各个部分中将集中论述满洲王朝最后五十年内那些在一定背景中的新的或正在变化的情况，直到1911年和很久以后这个背景依然是一个在经久不变的社会结构中起作用的并且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混合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帝国在最后一个世纪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相反，意识形态的风暴和政治风暴摧毁了这个儒家的帝国。但是基本的经济变化和近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在晚清经济制度中它们自身有这种动能。它们显然是一种新的、可能仍旧是脆弱的政治组合体的副产品，这个政治组合体本身只有经过了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外国入侵和内战以后才得以形成。人们在一开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相当数量有启发性的地方局部材料相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也不可能为民国以前的中国令人满意地取得这样的材料。这种情况再也没有比象国民收入这样的基本估量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表一经过修正，反映了对十九世纪中国国民总产值的估计，就我所知，这是唯一的尝试。表内的个别数字常常是武断地作出的，但是否能够收集到比此更加可靠的大量材料，也值得怀疑。这些估计数字大致显示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几个经济部门的相对规模。
表一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估计＇1＇ ①本文作者感谢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委员会和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在作者准备这篇文章时给予的支持。
农 业
中国的农业虽然发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某些部分的规模或质量方面有了改变，但它的技术与组织，1911年与1870年相去不远。（甚至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变。）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但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人平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的反应；作为农民手工业的纺纱业出现了绝对的和相对的衰落，以及为了应付这种衰落而出现了农村非农业收入来源的部分再组合；在发展中的条约口岸附近的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与中国大部分农村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出现了某种差别；把各种土地使用的法定形式的差别加以消灭的那种早已在进行的过程已经完成。
有关十九世纪后半期人口统计方面的有用的资料当然不可能得到。官方估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口略为超过四亿人；有人争辩说，这个估计数虽然不能说十分精确，但相对地说是可靠的。①太平天国之乱和十九世纪中期的其他大起义不但使人口大量减少（特别在华中），而且又造成了经过整顿的保甲制（这项制度曾经收集了1776至1850年期间有关人口的比较可靠的资料）的崩溃。“从1851至1949年这一百年期间虽然可以取得各种数字，但对人口统计学者来说实际上是个空白。”②但是，根据足够的叙述性材料，即使不能测算出增加的数字，也可以断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王朝末年人口在缓慢地增长。从各省迁到未受严重损害的帝国西部和北部的移民，逐渐又重新住到饱受内战之苦的长江流域各省来了。在满洲王朝的最后四十年中，国内是比较安定的，与十九世纪中期相比，也是繁荣的。虽然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有很大的重要性，但它们对人口并没有大的影响。1877至1878年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大饥荒以及1892至1894年和1900年的几次较小的但仍很严重的饥荒无疑会使人口暂时减少。由旱涝造成的这类危机在过去经常发生，而且在二十世纪中也反复出现（例如1920至1921年、1928年、1931年的几次天灾）。它们是许多“不发达”
国家人口统计类型中特有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类型中高而动荡不定的死亡率和高而相对稳定的出生率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人口缓慢的、但是大量的增长。
但是增长了多少？乔启明和J。L。巴克在1924至1925年观察了四个省的4，216家农户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后，估计中国的农村人口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可能为1。4％。①这样的增长率如果持续不断的话，就会使人口在这七十年中翻一番；从表面上看，它作为一个实际的长时期的平均数是太高了，不过在短时期内对某些地区可能是正确的。1934年，实业部所属中央农业实验所根据它的农作物上报者收集的回顾性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材料，提供了1873至1933年期间农村人口和农田面积变化状况的估计，我现在将它制为表二。表上显示，自1873至1913年的四十年中，人口增加了17％，即每年平均增加0。5％弱。假定1873年的总人口数在三亿五千万至四亿人之间，那么到1913年总数应到四亿一千万至四亿六千八百万之间。如果考虑到以下的事实：人口在十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