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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投资户也有重复投票权，即每五十股一票，直到总数二十五票。同时，只有已经投资五股（合五百两）者可以提出建议，而持有五十股（合五千两）者可以投票表决。因此购买股票不到五股的投资户就没有发言权。周学熙的方案清楚地表明，大投资户只能限于少数人，只有他们才可以决策和管理公司。虽然我们只有十七名最初的董事和职员的部分名单，但是从我们所掌握的九个人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袁世凯的部下，又是周学熙的朋友，有的是周学熙的安徽同乡，有的是袁世凯的河南同乡。
启新洋灰公司是周学熙的另一个主要工业，它的组织和管理在许多方面和滦州煤矿很相似。②但是，启新这个私营公司没有任何国家资本，只是向天津（直隶）官银号贷款四十万两（以后被公司所偿还）。公司不断赚取厚利，从不感到经济匮乏。头一年周学熙就筹集到批准的一百万两。他得到的支持大部分来自支持他煤矿的那一批僚属。在1912年，公司每股股票都一分为二，以设立分厂。公司于是要求增资一百五十万两，供发展和扩充之用。为了保证这一小批高级职员能继续占支配地位，半数新股票保留给原先的股东认购，他们根据所有股票的多寡有权在规定期间购进。另一半新股票不向普通公众出售，而是卖给直隶省政府和使用该公司产品的各省铁路公司。但是公司的档案表明，在以后的几年，这几方面没有向公司投资。很可能，这一百五十万两全被原来的股东和他们的朋友认购。同样，当公司在此后不久另外要求增资三十万两以建立一个北方分厂的时候，它特别限定老股东认购。老股东们显然设法满足了增加新资本的需求，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大部分股息和红利进行了再投资。
周学熙继续兴办其他企业。1909年，他在北京组织了第一个自来水厂。在1911—1920年之间，他还贾其余勇经营银行业、玻璃厂和纺织业。滦州煤矿在与比它大的开平煤矿合并以后营业继续蒸蒸日上，而启新也发展不已，终于支配了全国的洋灰市场。
周学熙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管理有效率；大股东们所得的利润不断地进行再投资；以及他本人和其他主要股东们因为是袁世凯手下的官员，能够对公司提供政治保护。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周学熙参加安福系，以他的经济资源换取继续对他政治上的支持。
张謇则是另一种官僚企业家。在周学熙恋栈官位时，张謇已辞去了一切公职。这个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他的成年生活绝大部分花在伺机会试上面，终于经过仅仅几次落第之后在1894年中了令人艳羡的状元。周学熙和张謇在他们寻求财政后盾和管理支援的方式上也大相径庭。周学熙面向的是他的官场同寅，张謇则求助于商界。
1895年，张謇因丁忧从北京离职奔丧，被张之洞召见，要他办一个现代纱厂。他的家乡南通是一个重要的产棉区，有着从事手工纺织业的长期传统。以前盛宣怀曾企图在南通建立一个现代纱厂而遭到当地人们的反对。张之洞挑选张謇，不仅因为他是当地名流，比别人更能应付任何重新引起的反对，还因为张之洞正指望地方商人为新建工厂提供资金。①张謇接受他的任务时，大概对如何组织和经营一个近代企业毫无成竹在胸。他获准建立一个私营公司，两名与他有交情的当地棉织品商人帮助他组织了一个有六名商人董事的委员会来筹集资本。他最初计划开办的纱厂完全用私人资金，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上反对国家提供资金。张謇曾在几位官员手下当过私人幕宾，有多年公共财政工作的经验；他也持有一般人的见解，即经营近代工业必须有官方的支持和指导。张謇本人律身谨严，这确实使他产生了传统的认识，即只要负责的官员能干廉明，官方的监督就会带来好处。当他的商人董事们发现他们无法筹足资金时，张謇乘机以官方提供的机器来弥补这个差额。当有些商人抗议这会为官僚的干预开方便之门时，张謇自恃清白地回答说，他作为一个廉正的高级职员，“官有干涉，謇独当之。”②幸亏这种对官商合办的过分简单化的态度在他身上没有坚持太久。在以后的几年，当他不顾一切地要为大生纱厂筹集足够的资本时，他认识到他清白的名声和善良的愿望都不足以保证取得商人们的信任。他还认识到，他的官场朋友们所作的给予支持的许诺附有种种条件，或者常常不能兑现。张謇的儿子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说：“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③张謇遇到的困难，使他对商人和官员在设法兴办近代工业时所面临的问题有了认识。他们告诉他，他在惨淡经营时会遇到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限制。同时，他们还帮助他下决心完全同官场一刀两断。官僚的僵化和奴性使他作呕；他开始认识到，从某种程度说，企业活动如果进行得好，就更忠于儒家的号召，因为近代企业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增进了人民的福利。这说明了他在转变成一个卓有成就的企业家时从纱厂迈步而出，再去办垦荒、水利、新式教育和渔业等事业的原因所在。
大生纱厂原来的计划是筹资六十万两，建成一个中型的纺织厂。但是，在南通和上海的六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几乎立即碰到了困难。总督张之洞被刘坤一接任，后者收回了以前关于免税的诺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使原棉价格猛涨。外国人在上海正兴办纱厂，这使财力较弱的中国纱厂濒于破产。张謇的两名董事辞职了，另外两名劝他推迟建厂计划。然而张謇的回答是另聘新董事，并接受刘坤一提供的价值五十万两的官方织布机和纱锭，把纱厂的原定资本增至一百万两。这样，私营企业就转成了一个可以设想成官商合办的企业，这种转变又使两名董事离职而去。
最后作了妥协。张謇和留下的商人董事同意只接受政府机器的半数，折价二十五万两。私人资金将筹集另外二十五万两，建立一个规模将予以缩小的纺织厂。但是，商人们在筹集自己名下的资本额时依然很不顺心。最后只筹集到十七、八万两，所以在1899年纱厂开办以前，不得不仰政府贷款以补足缺额。这些贷款来之不易。张謇曾描述过他如何不断地恳求他的官场朋友们的情形。只是在刘坤一总督个人批准了追加的政府贷款之后，他才度过了不能清偿债款的危机。
因此，张謇的经验不是让人感到舒服的可效法的典型。大生纱厂最后之所以获得成功，应归功于他健全的经营管理和艰苦的工作。但甚至更重要的是，恐怕还得归因于张謇在官场上的关系，这给他弄来了必需的、尽管是勉强获得的资金，并且允许他继续称该厂为商办企业，即使它的资金有半数以上来自官方（其形式有的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有的是贷款）。结果，官僚企业家张謇既能吸收政府的资本，又能在利用它时不受国家的监督。
一点浅见
尽管许多进步官员怀有善良的意愿和机灵地顺应着近代管理技术的需要，但是中国在清末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工业基础。到了1911年，中国已经有了几种近代工业——纺织、采矿、铸铁、航运和铁路。但是它们十分分散，职能又不配套，有时又控制在互相扯皮的地方集团手中。官员对企业的支配和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常被视为中国失败的唯一原因。但是关键不只这两个因素，并且还有国家如何进行控制和官员如何起支配作用的问题。明治时期的日本在工业发展的同样阶段中，是极力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推动的，但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把大多数国营工厂卖给了私人企业家。①相反，中国官员则不愿意放弃控制，甚至参预工业的管理而不能自拔，因为他们把官方的名义和个人的私利纠缠在一起了。
最初，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方式要求商人自己投资，并且让他们在他的全面监督之下自己冒风险去经营近代工业。李鸿章认为这种安排是挖掘必需的私人资本的一种手段，如果中国要开始全面建设近代工业的话。商人们对此表示赞成，这种反应表明，他们认为李鸿章的倡议是一种公平交易，它可以免除官员的过分压榨，但以接受官方的全面监督为代价。可是，甚至李鸿章的权势也不足以保护他的企业不受其他官僚机构的影响。与此同时，他本人在这些企业中的代表，如盛宣怀等人，愈来愈陷进了在国家目标和个人利益之间形成的利害冲突之中。他们越来越厉害地侵犯地道商人出身的经理人员的权利。在当时，由于商人在许多情形下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凑足资本，省政府的资金就日益频繁地被他们所利用。这就为官方的监督人如盛宣怀之流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自己变成真正的经理，同时也把国家的监督变成了官僚的控制。
张之洞用了“官商合办”这种新名词，倡议要与商人建立更加公平的伙伴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日益加剧的官僚干预的趋势。不象李鸿章那样，张之洞对于商人的企业精神及其对国家幸福的关心，并不虚心体察。他也不轻易授权给部属或干练的商人领袖。他主持的各种工业项目，得到商人支持者甚至比李鸿章得到的还要少。
大约在1900年，工业发展中这种明显的失败，加上它完全被各省官员所支配，这一事实促使中央政府试图带头制订全国性的工商业政策。所有重大企业都已由各省高级官员主办，这是有许多原因的。十九世纪末在典型的改朝换代形势下王朝日就衰落，这时国内混乱和总的趋势给地方领导提供了拥有金钱、军力和人才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能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技术和实践，更能领略它的奥秘。但是发展既是以地方为基础，必然存在许多内在的缺陷。第一，既无政策的配合，又无一套统一的原则。第二，省级官员经常调来调去，许多挣扎求存的公司终因接任官员不再支持它们而归于失败。第三，只有两三个“地区”，因为能得西方风气之先，因为有干员派驻，因为有比较充裕的商业财富，所以才能参加发展近代企业的活动。
中央政府为反对由各省支配企业所作的努力，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它在重大制度改革方面的努力，例如成立在各省设分局的中央集权的商部这一措施，却遇到了不仅来自各省官员、绅士和绅商，而且也来自中央政府本身一部分官僚机构的强烈反对。好几个部彼此都为争夺管辖权而争吵不休。
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