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理性对直觉、理智对情感——联系了起来。精神、直觉、情感不能逐渐注入和改变其对立面；它们只能，如果可能，取代其对立面。其含义是，如果它不能把哲学家导向彻底的一元论，那么必定是二元论的：倘若一个哲学家通过意识的直觉形式可与宇宙的结构保持一致，那就将是与一种超越自然和思维其他更世俗的过程而起作用的特殊的超验结构保持一致。梁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为了“理性”哲学——孟子式的直觉理论，他抛弃了非历史的宇宙连续体观念的所有成见。但是，他的新儒学的为信念辩护的倾向，在1921年和1922年就已非常明显，后来的20年代和30年代的“新儒学主义者”如张君劢和冯友兰都追随这同一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直认为进化理论保持了儒家价值核心和社会政治变化之间的联系的新传统主义者，到1919年陷入了混乱之中。梁启超已经抛弃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道德之复兴不相矛盾的想象；康有为争取在共和政体中使儒家信仰制度化的企图失败了；机能主义者为儒家道德而争辩，“国粹”派为古代语言和经典而争辩，这时也同样处于守势。儒家主义者被说服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在形而上学上儒家真理这时被看成脱离了历史，最终只有靠直接的直觉经验予以证实，同时，和社会的选择问题相比，更适于谈论神学的意义问题。“精神的东方”已变成一个心性之邦。
科学与玄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传统主义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儒家哲学逐渐“西化”的历史。到了1919年，正当“拯救信仰”、“保存国粹”和弘赞“国性”等许多运动表现出日益迫切的反西方意向时，它们所使用的概念的术语反映了由西方引起的现世主义的冲击和科学思想的革命。不过，到了1919年，西方也提供了反对新文化激进主义者的有纲领的科学主义和现世主义的弹药。它提供了它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令人吃惊的失败例子：国内立宪的中华民国的闹剧和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和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节录》，都带有这些事件冲击的痕迹。它们最早叙述了对那一年思想激进主义高潮的反应，那一年激进主义充分利用了新传统主义的二元论框架。
这种反应终于成为一场蔓延开来的“科学与玄学”问题的争论，由梁的朋友哲学家张君劢于1923年引发，最终把十多个玄学的坚决支持者，包括梁本人、张东荪、林宰平、范寿康等都拖了进去。①在这场争论中，儒家信仰真理的捍卫者谴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权威的社会科学思想、关于心理学的生理模式的思想和关于知识的所有实证主义理论的思想。在他引发这场争论的带头文章中，张君劢把受科学支配的自然知识和人生观作了对比。他把后者概括为：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意志自由的、对个人来说是唯一的。①同梁漱溟一样，张也把“生命”领域与内在精神的由经验得来的价值意识联系起来，并认为它受到“宿命论宇宙”的有害宇宙力量的威胁。不过，他使容易变动的内在领域与不变的、静态的外在经验领域相对立。于是，他接着明确地使这种内在的精神意识等同于新儒学陆王学派的心学的“良知”观念。
选择陆王学说，标志着儒家改革者和新传统主义者中着重点的变化——离开原教旨主义的“五经”或宋代早期的思辨宇宙论者，而主要集中注意力于传统新儒学派，传统新儒学派强调基于道德体验的形而上学。这个学派不仅可能更适应新的新传统主义哲学二元论之需要，而且它专注于领悟道德体验或道德知识，提供了与国外西方认识论的争论的某种联系；一旦验证的科学模式因他们自己的哲学基础而不得不面临挑战时，争论者们迅速地卷入了这一争论。不过，尽管柏格森、倭铿和杜里舒、张君劢及其支持者大力借助于康德，但和他们作为带有感情色彩的、善辩的玄学家相比，他们并不太精通认识论。在道德情感问题上，虽然张和其他人附带谈到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内在精神的发展来创造精神文明，但他们总的来说忽视了为努力表述主观道德体验的特性而建立非历史的体系。
在论战中，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科学支持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以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形式来领会进化论，又是以乌托邦似的乐观主义和使人联想起老康有为的丰富的玄想来领会进化论的。崇奉杜威和罗素的胡适，向“自然主义的宇宙”奉献了一首赞美的散文诗，认为人生不管怎样脆弱，由于“有创造力的智慧”在建设富足而合理的世界文明中的作用，是有目的的，并将获得成功。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甚至想象出改革者的完整的儒家道家的宇宙论的连续统一体——也就是在其内部把人类带入朦胧的进化远景的不息的大化之流。在这些表述中，最初的科学的改革概念作为一种真正的宇宙论，实质上依然没有改变，可赖以设计自然的宇宙，同时提供能使人类成功地为道德和物质的乌托邦而工作的技术上的解放。
作为知识界的一场大规模论战，“科学与玄学”之争不可能没有公众对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裁决而告结束。当玄学家被宣布大败时，这反映了他们的追随者队伍的规模，而不一定是它的持久力。事实上，最早从中国思想的中心舞台消失的是科学家们，他们的进化自然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输给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新传统主义对中国道德价值的世俗化，这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解释明确的现代替代物，它拥有持久的复兴的力量。作为一种抗衡西方文化的态度，它在随后的20年中也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吸引力。
① 对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权威研究著作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
① 陈荣捷：《近代中国的宗教倾向》，和费侠丽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论文集》。
① 《北京大学堂之国学问题》，《新民丛报》，34（1903年7月），第61—62页。
② 马利安·巴斯蒂：《20世纪初张謇著述中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看法》，第64—65页。
① 费侠丽：《变革的限度》，第2部分，《国粹》，第57—168页。
② 见周锡瑞：《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③ 《訄书》，重印，载罗家伦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攘书》，首次发表于1903年，重印，载《刘申叔先生遗书》，1，第762页以下各页；《黄史》，首次发表于《国粹学报》（1905年），1—9卷。
① 德·拉·科帕瑞《中华文明的西方源头》的节选，载于1903年12月至1905年1月之间的《新民丛报》。
① 章炳麟：《国故论衡》。
② 周予同：《经古今文学》。
①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789页。
② 今古经文之争对民国早期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在劳伦斯·A·施奈德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中有分析。
①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801—802页。
② 见太炎（章炳麟）以下文章：《俱分进化论》，《民报》，7（1906年9月5日），第1—13页；《社会通论商兑》，《民报》，12（1907年3月6日），第1—24页；《五无论》，《民报》，16（1907年9月25日），第1—22页；《驳神我宪政说》，《民报》，21（1908年6月10日），第1—11页；《四惑论》，《民报》，12（1906年9月—1908年7月），第1—22页。
③ 章炳麟：《四惑论》，第10页。
① 章炳麟：《五无论》，第22页。
①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1。1（1913年1月），第1—6页。
①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1。1（1913年1月），第1—6页。
②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庸言》，1。2（1912年12月）；1。4（1913年2月），第1—8页。
① 梁启超，载《大中华》，1。2（1915年2月），第7页。
② 同上。
③ 见《庸言》，1。3（1913年），第3—4页和《大中华》，1。8（1915年8月），第13页。
① 引自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218—219页。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重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第1—152页。
① 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704—727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24—35页。
③ 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95—1927年》，第4章，第97—136页。
④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不忍杂志》，1（1913年3月）第21—22页。
①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见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分析，《申报》创刊50周年纪念刊《最近五十年》。
①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丛报》，2（1902年2月22日），第59—72页。
② 张东荪：《余之孔教观》，《庸言》，1。5（1913年6月）第1—12页。
① 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号批评》，《民铎》，3。2（1922年2月1日），第1—12页。另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第322—323页。
②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① 引自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所引。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① 《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和陈独秀作序。
① 张君劢：《人生观》，载《科学与人生观》。
社会乌托邦和五四运动的背景
改良与革命
在中国，新传统主义作为反对改良的现代化的一种反应，是以“国粹”运动开始的，这个运动在1904至1907年之间吸引了一些追随者。而另一个鲜明的革命运动，目标在于推翻满族王朝和建立共和国，几乎与此同时无疑也已出现。作为一种历史趋势的组成部分的这两个潮流，特别是由于反满的古典学者与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对现状具有共同的憎恨，暂时混合在一起，这是非常自然的。章炳麟作为这样一个古典学者，在1903年上海的一场政治审判中甚至成了主要被告，正是这场政治审判通常被认为是革命派活动中的第一次攻击。
在1905年，激进分子和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组织实现了某种联合，同盟会建立在学生支持者的基础之上，同时在华侨和大陆秘密会社及新军部队中寻求同盟者。在1905至1908年之间，同盟会以东京为基地的期刊《民报》（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喉舌受到广泛注意），忙于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可是正在同盟会宣称这场论战胜利时，来自它自己左翼的不满意见，批评它的政治革命思想体系并没有提出别的重要社会选择以取代立宪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这批人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激进的一端，它思想上的影响和它人数上极少，极不相称。所有革命者由于他们的政治革命信仰本身，都被看成制度改革的必要的触发因素。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继续向前，超越政治而把革命解释为与大同理想相联系的乌托邦似的社会选择的实现，不只是发展过程的最终赐予，而是今日青年的正当行为。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在1911年政治革命之后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