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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闲适和幽静也没能冷落了席间的热烈和荤素参半的荤话，他没有提父亲的要求，只是亲热地把父亲强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象对自己的长辈样，殷勤地夹菜敬酒，不由不让陪同的领导刮目相看。
从此以后，到敬老院的检查明显少了，《违章建筑拆除通知书》的事儿自也再没人问起，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也是个办法。
稳定倒是稳定了，但敬老院的亏损无疑仍在继续，亏损累加的结果很快便让父亲不堪重负了，但他拒绝任何支援。
支援当然不是长久之计，这毕竟是他要为自己画一个圆满句号的收关之作，用他的话说，人总得对自己有所交代吧，所以，他总试图而且坚信自己能找到一个长久之计。但按照他的思路，又实在没有长远之计，无疑地，他的思路已严重地限制了自己。
这便是人思想上的古怪的惰性，一生如此精明的一个人，竟无法突破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障碍，或许越执着的人越如此吧，而且至此已完全无法保持自己曾说过的清醒，或者说清醒所赖以存在的平静。
我已经感受到了他思想上的混乱，谋定而后动的行事作风受到了严重地冲击，固执、倔强、听不进任何的反对意见，我怀疑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要把敬老院引向哪里，只竭力地想要一个完美的结局又无从着手已经停止了他的正常思维。
到这里，便不应该再难理解父亲因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而参与西部大开发的轻率决定。必可以大发一笔了吧？自从他那位好友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来过电话之后，他几乎每天都在想。
据说这位曾做过某部长的秘书，在西部揽到了一大块工程，热烈欢迎父亲参与，据估计利润可达百分之百，而且容易地就象摔跤捡到大元宝一样。
父亲找二叔商量，立即遭到了二叔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激烈反对。
二叔不同于父亲，少幻想，重实际，从不做无谓的冒险，必是因为二叔“干脆把敬老院交出去倒省心”的倾向，父亲才会不顾二叔“该知足的时候就知足吧”的用意明显的劝说，年逾七旬的他反而义无返顾地去了中国的西部。
到了才发现，因为高原缺氧，仅凭自己带去的机械设备不要说如期完工，就连正常开工都难，而合作者早已杳如黄鹤。
父亲事后忆及说，由于人生地不熟，就象落水者，放眼四望，清中泛黄的洪水茫茫无际，却连一根哪怕极细微的稻草也寻不见。
父亲只好去找甲方谈判，然而，找甲方更难，因为工程是通过层层转包而来，对方并非真正的甲方，真正的甲方谁也不认识。
但对方对父亲的情况却甚是了解，所以从一开头就占据着主动，态度简单明了：要么抓紧开工，要么交纳工程造价百分之二十的罚款退包。
或许果如他们所说，因为需要迎接一个什么检查团，他们也正受着他们上一级甲方的催逼，无论怎样，他们对父亲的迟疑不决已经丧失了耐心，勿庸父亲置辩，他们便软禁了父亲，逼父亲尽快作出决定。
开工吧？不可能；交罚款吧？一个高出设备款十几倍的天文数字！不要说拿不出，即使拿得出……岂有此理？！父亲只好乘人不备只身逃了回来，带去的几百万设备全部付之东流了。
关于这一段，父亲最不愿提及，偏我们那个地方有个风俗：凡远出的人归来，村里人都要去家里关怀慰问一番，对外出的业绩必要刨根问底，这是一种关心，外出的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必须坦然相告，否则，必会让人瞧不起。
父亲的支吾其词，惹起了村里人的的怀疑，看他的目光都变得怪怪的。在父亲看来，对人最大的侮辱不是辱骂恐吓之类有声形的行为所能施予的，正是这无声的眼神。
看来，父亲不得不动用“经营财神”的那笔钱了，因为他决定重修祖坟。
这里面有个说道，祖坟又称阴宅，由于村里有敬祖的传统，阴宅的建设水平跟阳宅一样也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若是外出的人归来重修祖坟，就象他所有的张扬行为一样，都是他在外面发了财的标志。
果然，父亲的壮举重又赢得了村里人的目光，而且这目光里分明还添了几分钦羡。然而，又正因为常常能代表发了财的钱的极度紧缺，父亲不得不把敬老院按支书的要求交给村里管理了，再去看父亲，只一宿间，头发居然全白了。
果不出父亲所料，村集体接管敬老院之后，支书立即将之更名为“天一居”，取消了父亲主管时的所有限制，过厌了城里生活的城里人无论年轻年老都慕名蜂拥而至，“天一居”成了他们理想的休闲疗养场所。很快，“天一居”人满为患！！！
根据继续留下来的二叔的建议，支书把“天一居”划分为本地人居住区、外来人居住区和经营区三个部分，本地人居住区被压缩到东北角那块极狭小的空间内，不仅没有了优惠政策，而且经常受到外来人员的干扰，除了几位按支书要求必须自食其力最终做了“天一居”保安的孤寡老人，其他老人相继离开“天一居”重新回到了儿女们的身边。至此，“天一居”完全变成了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
村支书毕竟见多识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天一居”的面积几乎拓展了一倍，并且独创性地在果园间隙搭建了二十八座小竹楼。
这些小竹楼形如伞状，不仅缓解了“天一居”的居住压力，而且因为能够在住宿、吃饭、休闲的同时尽享田园风光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说，这些建设没有动过村集体的一分钱资金，全部来源于一位港商。“天一居”因此成为我们乡的第一个合资企业，不仅享尽了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支书也因为招商引资而受到乡政府的重奖。
人一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兄弟们绝不能把对支书的印象总停留在过去，支书真的牛了起来，不妨且看：人气上，大家不再喊他的职务，更不敢随便叫他的名字，而心甘情愿地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二便叫他“二哥”，因为他喜欢，乡干部们便随村里人也这样叫，后来连书记乡长也叫，“二哥”自是不同凡响了；见识上，因为经常外出招商引资，对于全国乃至外国的有些风情景物能够如数家珍，思路为之大开，难怪他常说，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人嘛，经常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屁话，若是不花钱，谁不知道？！骂归骂，只能在心里，可不敢出口。
骂多了，总有出口的时候，就在他准备再次赴港的当口儿，村里开始有人因为“天一居”曾被许诺的利润分红长期得不到兑现而到乡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上访。
他并不在乎这些企图鸡蛋里挑骨头的挑剔者，尽管这一次的上访与以往不同，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造访的机关也越来越高级，但他自信总有让他们无功而返的招法。
不是吹，支书这次虽没能去成香港，但调查组的查无实据却让他能够更加趾高气扬：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不服？别不服，从此，村里再无人上访。
但“天一居”却开始怪事连连，而且显然已不再是支书在村广播里所不屑的小把戏，小把戏逐渐升级：先是旅居者的汽车轮胎经常被人划破，继而“天一居”的外墙被人用炸药炸塌了一大片，尽管村里加强了保安力量，旅居者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还是常常不翼而飞……
经过了一连串的怪事，“天一居”的生意明显萧条了下来，事情却还不算完，“天一居”的财务总管也就是我二叔办公室的抽屉又遭撬了！传言被盗走二十余万现金，还有账簿，虽支书和我二叔极力否认，还是有人恶作剧地报了案。于是，又有工作组住进了我们村。
据说工作组是应支书的要求才派来的，但这次的工作组似与过去的不同，他们不再总呆在支书家里，而是不断地找人谈话。随着“天一居”丢失的财物被人神秘地寄到了工作组，二叔和支书被隔离审查了。
没几天，支书被放了回来，但被免去了支书职务，并且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而二叔居然被依法移交司法机关，一个令我和我父亲意料不到却必须面对的结果！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得以探视了二叔，因为神情委顿，二叔变得看上去年龄比父亲还要大，他一副认罪伏法的样子，任何事情都不愿提及。父亲狠狠地抽了他两耳光，仿佛清醒了些，才勉强道出了事情的经过：支书是信咱的，他把“天一居”全部交给咱打理，只要咱提出的意见，他从不反对。说着，竟一脸从未有过的幸福！
支书这些年外出多，他每次外出回来总要给咱捎带一些小礼物，从未间断过，说句不中听的话，谁这样待过咱？显是在不满地看我，我低了头，只听他说下去：“天一居”确是块风水宝地，接手不到三个月，就净赚了六十万！
支书说，这些钱分光了太可惜，咱们搞个合资吧。
咱知道，合资是可以少交税的，便问，外资哪里来？
支书有的是办法，他只笑了笑。咱根据支书的意见，把这些钱连同咱自己积蓄的六十万一共一百二十万打到了支书在香港的一位朋友的账户上，这位朋友收取了十万元的好处费后又把钱从香港打回来，合资就这样成了。
支书知道了咱多打六十万的事后，不仅没责怪咱，反而从政府发给他的奖金中拿出一万给了咱。当然，这算不得好处，政府也这样说。
好处来自于小竹楼的建设，承包商给了咱六万块，咱不敢拿，就与支书对分了。这是咱第一次拿额外的钱，这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了，总不踏实，咱问支书，合适吗？
支书说，只要把牢了嘴，没事儿。
果然没事，连有人告都没事儿。从那以后，咱虽不缺钱，却疯了一样想钱，经过咱手的钱，只要不拿出一部分存到咱自己的账户上，连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小竹楼建成后，“天一居”的生意着实火了，也给咱创造了机会，所以，集体的账本上没多少钱。
我问，这些事支书知道吗？
二叔说，应该知道，钱都是我们对分的。
我问，有证据吗？
答，没有，咱也曾提过手续的事儿，可支书说“傻呀，这种事儿办什么手续？”。
我问，你得了多少钱？
答，刚好收回投资钱。
我问，这些钱都放在哪里？
答，反正用不着，都在折上。说完，他再四叮嘱，一定要保密，否则，一刀两断！
两个月后，由于退赔足额及时，二叔被判处缓刑一年。
接二叔回家的那天，在村口意外碰到了支书，支书已失却了往日的风采，低着头，似乎总在寻找着什么。
二叔见到他，身子募然一振，嘴角不自觉地吊了起来，再也没有复位，说话不清且总流着长长的口水。
二狗子做了支书，对于老支书的事儿只字不提，别人议论时，他也总是笑笑了事。他原就是村委委员，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抓发展党员。老支书在位二十年，没有发展过一名党员，我们村的党员年龄都明显偏大。因此，二狗子决定，要重点发展年轻党员。
这引起了父亲的强烈不满，他严肃地提出，难道老头子就不可以入党了吗？
二狗子翻了半天党章才结结巴巴地说，可，可，可以。
于是，父亲郑重地向晚了自己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