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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有几次，苏联人一个单机，被美国人追得没有办法，后来我们两个把它救下来的。他们住在大东沟，苏联飞行员非常感谢。所以我们打仗，始终保持双机，我把自己的职责记得很清楚，就是保护他安全，保证他集中精力指挥打仗。有一段时间，飞行员都不愿意当僚机，跟这有关。以后的战斗，空战怎么打法，我们空军战术恐怕已经有很多变化了，武器也先进了。我只希望我们的飞行员，不管是我们的武器有差距也好，没有差距也好，要吸取我们抗美援朝作战的经验教训，首先敢于硬碰硬，这个硬碰硬也得锻炼，希望我们的年轻的飞行员有硬碰硬的精神，多动脑子，多想问题。我们从陆军到空军，文化水平低，自己的知识少，飞行时间短，经验又少，现在就不是经验少了，资料很多，大家都可以学习，所以我希望以后的飞行员比我们强得多得多。
第三部分反击游猎组（1）
反击游猎组——空军二级战斗英雄韩德彩访谈录韩德彩，1933年生，安徽凤阳人，1949年参加革命，参加抗美援朝时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先后击落敌机五架，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离休前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韩德彩：在朝鲜战争中，采取游猎组这种形式实际上是敌人的一种战术变化。敌人开始是大机群，以后变成四机、八机，多批多方出动，在一个空域找我们作战，欺负我们弱。到后来，因为他们吃了很多亏，这些东西都不行了，就变成了利用F86优势。F86飞机油量多，留空时间长，这样形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来了我们去迎击，我们一去，它转过头就飞走了。我们跟吧，跟远了不行，油量不够，只有回来。我们一回来，敌人又调头跟回来打我们。这时，战争经常是沿着鸭绿江的东侧打，在那个地区作战，因为敌人采取回避我们、不和我们正面作战的办法，我们就去，他就躲，我们回来他就跟回来了。鸭绿江东侧，离我们机场很近，因为我们机场都是一线机场，在鸭绿江边上。当时丹东南边的大东沟机场、浪头机场、大虎山机场、葛家坝机场、大埔机场，加上凤凰城还有一个土机场。这样美军抽了许多战术技术水平很高，又有一定作战经验的飞行员，编成双机、四机，飞到我们机场附近，从高空一个变轨下来，在我们机场边上，打我们起飞、落地的飞机。实际上，对付敌人的这种战术变化，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被动，因为飞机作战，既要高度又要速度。我们起飞落地既没有速度，也没有高度，那就很被动。以后我们就研究了很多对付这种战术的办法，有矛有盾，敌变我变！我们采取机场之间的互相掩护的办法，我们在机场起飞的时候，先来起飞几架飞机，在上面飞，扫一下，敌人没有来，我们就全部起飞上去了。还有一个办法是我们从机场紧急起飞，起飞以后，不上升高度，很低很低，从山沟里钻出去。我们向南起飞，转到凤凰山以南，然后拉起来，回过头来到机场作为掩护。再就是作战形式，从战区回来的飞机，有队形比较完整，油量又比较多的，就叫他们在空中直接掩护其他部队落地，当时情况主要是这些。我打费席尔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那天是4月7号的下午，天色也比较晚，西边有云，北边和东边是晴天，我们起飞向南后，向右转弯，朝西北方向飞行，五千米就进入云层了。也没有感到云不可进，这样大的机群进云，说实在的，很危险，也没有理会这里面的复杂性。进去以后，我不是最后的飞机，其它两个飞机在前面，我们看不到了，保持三十度继续上升，上升到七至八千米的时候，来了个命令：右转三十度，从六十度转到三十度，那就转了九十度，还不行，还在云里面，一直上升快到一万两万米了，忽然天就亮了，就出去了，但是，这时候再找前面两个中队，找不到也看不到了，到底是我在前面，还是谁在前面都不清楚了。然后就朝出航方向转，当时给我们的任务，从鸭绿江桥右转，到朝鲜，沿鸭绿江东侧，往鸭绿江口和半岛飞。你看到了敌机你就打，没有敌机你就回来，给的任务就是这样。到了鸭绿江桥一转弯，我们就报告了，说我们现在右转出航。地面问，你们还有几个飞机在一起？我们说有四个，地面指挥说，你们四个回来吧！其实当时我们前面两个中队都发现敌人了，当时既没有看到我们的飞机，也没有看到敌人。打仗服从命令这是第一条，回来了，我们当时有点气，又没有打上仗，气人不气人？回来以后对着我们的机场飞，这边没有云，后来又飞，一直飞，到了宽甸，离大埔机场还有五十多公里的地方，高度在六千米，地面指挥员告诉我们，你们回来掩护机场！一听掩护机场，我们又来劲了，感觉又有仗打了，地面叫掩护机场，估计可能有情况。所以我们四个回来，飞到机场上空。如果跑道是这样的话，这是北，这是南，我们就在跑道北头，落地和三转弯这个地方，四架飞机拉开飞，转个三角飞一回，然后再转三角，这样空中可以掩护，又可以掩护三、四转弯落地。差不多的高度就是两、三千米。因为我们的大埔机场，南头是一座山，离我们三十来公里，山那边雷达查不到，我们机场西北边是一个大山坳，雷达也看不到。那时候雷达非常差，加上遮蔽，你更看不到，有时候我们能够听到敌人飞机响，但是看不到飞机在什么地方。F86发动机的声音和米格15不一样，叫起来的声音不一样，F86飞机的声音像过去电影里面的飞机发出的声音一样，我们没有这种声音。我们正在转圈的时候，在我们机场的西北方向，二大队有一个飞行员报告说，有两架敌机跟着他，他转不了弯，再向西边飞，就回不来了，油就没有了。所以指挥员就命令我们大队长说，你派两架飞机去打。我们大队长带着他的僚机杜建引去了。机场剩下我和张宁科两个，僚机跟长机拉开距离比较大，起码两千米距离，主要是掩护地面。又转了几圈，跑到机场的西边，西边的坡度一改平，我说我看看我的油量怎么样了。我就告诉我的长机，我说回去吧，油量快没了。我这么一报告，塔台、指挥所都是同一个波道，就告诉说，你们回来吧，现在还没发现什么情况。我们就在机场的西边，高度两千来米，做一个大转弯，转过来跑到东边。当时您们的高度是多少呢？韩德彩：大概四百米左右吧，实际是一百多米，因为下边好像有两百多米的山，山头有的高，有的低。我们继续下降，准备落地。滑到平时落地放起落架的地方，和它平行了，突然有人喊：拉起来！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当时飞机是这样的，我和张宁科距离三、四百米。我一听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说：长机，没有呀，没有敌人呀！我把飞机这么反过来看，没看到，又把飞机反过来这样看，还没看到，又改变了坡度，还是没看到敌人。忽然看到我们后下方，在山沟里边，这高度有多少呢？地面人反映，有的说是五十米，有的说是一百米，反正高度很低，在塔台上空，就是敌人从北边的山沟进来，在塔台上空拉转弯。我的长机在这儿，它高度比我们低，我一看情况不好，就喊我的长机，我说赶快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这个话刚喊出去还没一半，还没说完，敌人的炮就响了，我的长机发动机上冒了股烟出来，我一看，坏了，长机被打中了，那是炮弹打到发动机里面去了。我喊长机说，不行你快跳伞！因为越到前边去山越高。我的长机往左边拉，这是还有余速，米格15有条好处，就是它轻。他想往左边拉，费席尔在后面这个地方跟，我跟过来以后，我们三个就形成半圆弧，三个距离加起来也就是五、六千米左右，要说打的话，都是可以打。但是过来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敌人就大坡度下来，这么大坡度一下来，因为地形我熟呀，我一看在这个高度上做这样大动作量的下滑，不行的，因为我们也不行，敌人要是撞山，我们也要撞山；敌人要是不撞山，拉起来，我们不一定拉起来，形成这个局面。我看了以后，没下去，我向上拉拉，再拉拉，增加高度，因为高度就是速度啊，所以他做的是摆脱动作，不叫你攻击就行了，他马上把飞机翻过来，翻过来向左，我高度就比他高了，我就推机头，刚要瞄准攻击，还没来得及，敌人又一下转过来了，我在这边，一转过来就把我甩出去了。他的动作很快，我一看这样不行了，就拼命拉了一杆。愣把飞机拉到敌人前面去了。因为我们的飞机转弯性能不如F86，转不过他的。就这么一杆拉到前面去了，刚拉到前面，敌机就窜上来了，我就立刻用射击光环锁他。我用的超近距，平时放超近距的位置，超近距拉的光环距离小，可以看出来，光环拉到前面，一锁光环就开炮了。三炮齐射，打了以后，炮弹就落在敌人左机身和左机翼结合部之间，这是油箱的地方。敌机“呼啦”烟就出来了，接着以后，很快，我看飞机上出来个东西，我就喊了一下地面，我说敌人跳伞了！快来抓俘虏！我扭转着机头回来以后，对准跑道，看能否放起落架落地，飞机滑过南头，飞机自己就停车了，没油了。那天的机场真热闹，看着我们把敌机打下来，看着敌人跳伞了，然后把他抓回来，这是第一次。机场一千多人都跳起来了。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和我的长机往回走，到处鼓掌的，祝贺的，等到晚上八点多钟，我们团的参谋长张益兵喊我，快起来，快起来，俘虏抓住了，看看去。去看他的目的，一个是想揍他一顿，另一个是也有点好奇心。我一推门进去，从南面这个地方看，里面有一个长桌子，俘虏坐在那里吃饭，旁边都站着人。我进去以后，他就站起来了，实际上他的右手、右脚也负伤了，是跳伞时路边山坡上擦的。耳朵怎么弄的？我最后还专门问他呢。我当时一看，不能打俘虏，打俘虏是违反政策，这是第一；第二，你再看他的样子也不值得一打，你别看他在空中很凶，这时候他胆子小得要命，以后谁去见他，他都给谁鞠躬，我看了这个情况，感到他还有点余悸未了，好像还在发抖。我看看他，他看着我，一句话没说，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着美国人。说实在我没有看到过美国人，打仗打这么长时间了，这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个小伙子按照当时美国人来说，还属于美男子一类的，一米八的个子，黑发，人长得不错。第二天早晨我到值班室去，我们师的吕师长，他告诉我：你打的是一个英雄，一个王牌。他的名字叫——哈罗德·费席尔·爱德华。名字怎么来的？我打了他以后，当天晚上夜里十二点，4月7号一点多钟了，十二点以后，美国之音广播了：有一架飞机，上尉小队长哈罗德·费席尔·爱德华在朝鲜北部，（他不是说在中国）失踪了，没回来。咱们这空联司有侦听，空联司听到的情况，实际上这个飞行员还在我们师，在大埔。空联司首长就打电话来问：你们抓的俘虏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一对正好对上了，说你们赶快给我们送来，连夜就送到安东去了。我在上海见到费席尔的时候，我开始跟他讲，我说我们是后来第二次见面了。他就一愣，他说我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