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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奈何之下，小松原只得俯首听令。
矢野看出了小松原的心思，在第1战车团到达前线后，便带上小松原和那两个参谋，几个人一道乘着侦察机，再次对哈拉哈河两岸的苏蒙军阵地进行俯瞰观察，竭力寻找东岸苏军防线的漏洞和破绽。
经过仔细研究，大家终于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收获，也让小松原稍稍放下了疑虑。
1939年7月1日，小松原以第23师团主力组成河西攻击兵团，按计划发起总攻。大部队故意绕了一个弯子，在避开东岸所有的苏蒙军防线后，向哈拉哈河下游开去，那里就是矢野等人事先选定的理想渡河地点。
随后，接近两万名战斗兵潜伏于沙丘后，坐等工兵联队架桥。日军的后勤补给则继续维持着极其糟糕的状况，这次饮用水又没能及时送上来，经过近一天急行军的士兵们早就喝光了水壶里的水，嘴唇干到开裂。哈拉哈河的水倒是清又清，而且近在眼前，可你敢喝吗？
除了酷热和干渴，河边还另有大敌。两岸芦苇茂密，蚊蝇非常多，数量超过了一个师团，一对一攻袭日军还有余。有的部队配备有防蚊罩和手套，境况尚好一些，更多的部队什么防护装备都没有，只能直挺挺地咬牙忍受，唯一的指望，就是工兵能早点把架桥的活给干完。
工兵没在架桥，他们在干着急，因为汽车联队还没能把架桥设备给运来。
不是汽车联队故意拖拉，而是他们迷路了。在地貌极其相似的丘陵间，汽车兵也遭遇了“鬼打墙”，直到天黑才从转圈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天黑以后，天空乌云密布，没有一颗星星，大地也被重重雾霭所笼罩，人的视野几乎等于零，又不敢开大灯，在这种环境下，汽车联队犹如在没有灯火的地道里行驶，必须一辆跟着一辆，亦步亦趋，走得要多慢有多慢。
看到“哈拉哈河”后，汽车联队如释重负，卸下设备便打道回府。
开汽车的认为东西已经送到，可是河边等着架桥的却连设备的一根毛都没看到。光天化日下冒出如此无厘头的事，让工兵联队又气又急，一查，原来是汽车联队错把一座咸水湖当成了哈拉哈河。
再让汽车回转，时间也来不及了，只好再靠最贱的人力。工兵联队上千人上阵，连拉带拽，耗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设备弄到了真正的哈拉哈河边。
再要架桥时，恰好下起了雷雨，哈拉哈河的水位急剧增高，流速也加大了，加之夜暗无光，给架桥工兵增加了不少困难。
1939年7月2日凌晨2点，浮桥终于架设完毕。因为材料不够，架的浮桥很单薄，卡车要过河，就得先把所载货物先卸掉，而且要小心翼翼，不然很可能滑到河里去，火炮也得大卸八块后分运，只有步兵和速射炮可以直接通过。
为了抓紧时间，第23师团所属的藤田步兵大队便率先过河，辻政信也随这支部队到达了河西。
在日军的登陆点上，驻有一支蒙军的小型警戒部队，他们没想到日本兵会突然冲到眼前，由于缺乏准备且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很快就被日军击溃。
自从塔木斯克基地遭到日军空袭后，苏联空军忙于增补新的飞机，空中侦察不足，所以小松原的这次大规模兵力调动，事前并没有为苏军所察觉，即便日军已经过河，蒙古高台上的炮兵阵地也未作出及时反应。
上午10点，河西兵团的一线主力大半得以过河。小松原驻足向上游远眺，他所站的位置，距离苏军连接两岸的渡口和高台炮兵阵地不足13公里，距离朱可夫的指挥部不到15公里，迂回包抄行动即将宣告成功。
不过在此之前，小松原还得跨过一道坎。
组合拳
相比于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折戟的沙日布，朱可夫在排兵布阵上要显得成熟老练许多。沙日布没有为侧翼设置警戒兵力，朱可夫则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安排了一个骑兵团。
这个骑兵团就是小松原曾经宣布已被他“全歼”的蒙军骑兵15团。虽然没到被“全歼”的程度，但骑15团的损失确实比较严重，部队减员很大，朱可夫便将它调回二线，一边进行休整补充，一边担任侧翼警戒。
骑15团据守于西岸的巴英查岗山。藤田大队刚刚靠近阵地，就被蒙军哨兵发现，原先的偷袭只能改为强攻。
在战斗还没完全打响时，一名苏联高官正在巴英查岗山检查防御。他是苏联驻蒙军的总顾问阿布宁上校，见情况危急，阿布宁立即驱车赶往前沿指挥所，向朱可夫汇报了情况。
朱可夫同样吃惊不小，他赶紧下令骑6师主力赶去堵截。
日本人根据相关情报，认定在肃反的影响下，蒙古军队与苏军早已是面和心不和，出工不出力，但他们忽视了蒙古捍卫其国境的决心。
诺门罕战役是蒙古宣布独立后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在这一战中，蒙军伤亡很大，除沙日布外，还战死了一个国境警备队政委、一个炮兵政委。蒙古由此受到极大刺激，苏蒙之间的隔阂自动退至次席，为保卫蒙古国土而战成为蒙军官兵新的精神动力。
肃反之后，苏联任命乔巴布为蒙古统帅，在与苏军的密切合作方面，乔巴布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他首先移植了苏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开始向前线立功官兵颁发红旗勋章和立功勋章，并发展了一千多名士兵火线入党入团。紧接着，为弥补前线伤亡，又宣布全国进入总动员，19到35岁的蒙古男子必须应征，所有军校的三四年级学生一律提前毕业，以开赴前线作战。
乔巴布对朱可夫全力支持，早在6月下旬，他便亲临哈拉哈河前线，视察并慰问一线官兵，从而大振了蒙军士气。
巴英查岗山并不是一座高山，只是一座60多米高的大沙丘，但骑15团阻击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日军预料。
藤田大队一鼓作气，潮水般涌上了沙丘，随即按照步兵操典，准备将子弹退膛后进行白刃战。白刃肉搏时，子弹必须退膛，只是日军操典的说法，不是蒙军的，蒙军根本不理这套武士规矩，机枪手端着机枪平扫过来，其他士兵也全在拼刺中“耍了赖”，让日军大吃苦头，大队长藤田干也少佐就在这种“不公平”的拼剌对决中饮弹丧命。
拼刺毕竟是日军的强项，一旦他们站稳阵脚，蒙军并不是对手，经过两个小时的苦战，骑15团很快伤亡殆尽。
可是两个小时也不是白折腾的，利用这段时间，骑6师主力奉命赶到，迅速拉起第二道防线，在暂时挡住日军攻势的同时，也为朱可夫用兵筹策创造了更为充裕的空间。
朱可夫早已设计出了一套组合拳，但他必须得到一个人的同意。
苏军早期实行的是单一首长制，即部队的所有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在军事主官一人手中，但在肃反进入极盛时期后，苏联以双重指挥制度代替了单一首长制。双重指挥制度也叫“政委最终决定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的规定，部队长的所有战术计划和决定，都得提交同级政委同意，军事主官的一切指令和作战命令，都必须两人共同签字才行。
朱可夫的境遇不错，或许因为是“钦命”的原因，他与军政委尼基舍夫的关系处得不错，尼基舍夫对朱可夫的整套方案完全同意。
朱可夫决定将位于东岸的装甲兵团抽回，集中主力消灭西岸之敌，在此之前，他采用的手段是轰炸浮桥。
正从浮桥上通过的是河西兵团的二线部队，松本及其卫生队也在其中。在苏军炮兵阵地发威后，浮桥周围被炸到水柱冲天，烟雾加上水雾，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落到浮桥上的炮弹直接制造出炸穿炸塌的效果，这时候就需要工兵冒死下水修补。刚刚修好，轰炸机又来进行俯冲投弹，把在河边等待渡河的士兵吓得一愣一愣的。
为了对付轰炸机，日军在岸边架起了高射机关炮，这才减少了轰炸机的威胁，使得二线部队得以陆续过河。
苏军的这次轰炸虽然未能把日军二线部队拦在东岸，但已成功地使河西兵团前后脱节，一线和二线部队的间隔达到了6公里左右。
与此同时，苏军装甲兵团奉命加快向西岸移动。
1939年7月2日下午3点，小松原向战车团长安冈正臣传达了一个重要情报：河东苏军正陆陆续续地向河西撤退。
安冈负责指挥河东攻击兵团，该兵团除战车团外，还包括第23师团所属的山县联队以及一个野炮兵大队。按照计划，河东兵团应在7月3日拂晓发起正面攻击，但小松原建议安冈，可以派山县联队提前追击，否则将失去战机。
安冈与小松原在陆军大学时是同班同学。他听后怀疑苏军不会这么快就撤往河西，以为一定是老同学求功心切，犯了急躁病，因此起初没敢轻举妄动。
过了一会儿，一架日军侦察机飞临诺门罕上空，给安冈投下了一个通讯筒，这份通讯件终于让安冈坐不住了。
通讯件上写着：“已发现苏蒙军向河西撤退。”
侦察飞机在上空观察得明明白白，绝不会随便忽悠，看来苏蒙军撤退这件事千真万确。
安冈立即下定决心，当天晚上就展开夜袭，以配合河西兵团的军事行动。
下午7点40分，又一架侦察机投下通讯筒。打开一看，内容是：“东岸的苏蒙军正在向西岸撤退，应从速追击。”
安冈掐指一算，距离发现苏军西撤，已经四个多小时过去了，苏军得撤过去多少部队？
夏天的呼伦贝尔草原昼长夜短，时近黄昏，天色仍未有昏暗的迹象，照这个趋势来看，要是再不进攻，东岸的苏军就可能要跑得一个不剩了。
安冈按捺不住，下令不等夜袭，就“昼袭”好了。
在野炮大队实施三十分钟的压制性炮击后，第3战车联队率先从北面进发，坦克和重型装甲车纷纷冲出掩体，向苏军阵地攻去。
朱可夫将装甲兵团调回西岸，仅在东岸留置包括两个团的第36摩托化步兵师（摩步师）。因兵力缩小，摩步师在象征性抵挡一阵后，便主动放弃了两道前沿警戒阵地。
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一看，那个乐：我已经很努力地约束我的魅力了，没想到老毛子还是这么不经揍，冲啊！
吉丸命令各坦克中队放下包袱，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日军实行的是步车协同战术，战车联队后面跟着山县联队和工兵联队呢，坦克这么一发飙不要紧，可两条腿的步兵如何跟得上。
山县急忙派人跑上去与吉丸联系。坦克车封得严严实实，步兵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只好举起枪托猛敲装甲车的外壳。吉丸打开舱盖，问明事由，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你们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吧。”
说完之后，他把舱盖啪地一关，坦克一溜烟开走了。
没有坦克时，山县盼坦克，有了这耍大牌的铁壳子车后，惹来的却是一肚子闷气。
难道我们非得拿热脸贴你的冷屁股？步兵们干脆不跑了，反正就是跑到腿抽筋也追不上。
第3战车联队放开缰绳，一路狂奔，当距离河岸只有4公里时，他们停了下来。
弱智和聪明
不是吉丸想停，实在是不得不停。
朱可夫用半个多月时间，在东岸修筑了纵深达3公里的防线，其中包括多个高地。挡住第3联队的是733高地，高地上的苏军早就严阵以待，在日军发动进攻后，他们集中一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