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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不过是小菜一碟。
可惜最终被做成小菜的却是关东军。
第一次诺门罕战役失败，说兵力有限，投入不足，道理上还算说得通，到第二次诺门罕战役，飞机、坦克、大炮，全上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亲自指挥调度，可实际上第二次败得比第一次还要惨。
从1933年对苏备战开始算，关东军也足足练了6年之久。这6年里面，练的就是怎样进攻苏联，怎样突破苏军的各个阵地。结果呢，要么是阵地攻不下来，要么是攻下来也站不住脚。
请问一句，花那么大代价让你们练，你们练的这究竟叫个什么玩意儿？
早在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即将全面展开时，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就为是否要轰炸蒙古机场而红过脸，当时参谋本部认为此举可能会招致苏军的报复，关东军不听，硬是把参谋本部甩在一边，越权作出了轰炸决定。
在日本陆军这个圈子里，输赢从来都是原罪，越权轰炸只是第一桩，其他烂谷子的事也都让参谋本部给陆续倒了出来。
比如参谋本部曾征求关东军的意见，想把归参谋本部直辖、驻于青岛的第5师团拨给关东军，以增强对苏作战的实力，未料热脸贴了冷屁股。植田一口回绝，说关东军完全能自己搞定苏军，用不着第5师团插手。
看到事后第23师团鼻青脸肿的惨样，参谋本部别提有多火了：难道我的第5师团比特设师团还要差，你跟我较得着这个劲吗？
上级的脸已经明显黑了下来，但关东军似乎一点都觉察不出，照旧我行我素，甚至变得比以前更高傲。参谋本部翻旧账，他们就找资本——
是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从而为日本开辟了数倍疆土？是我们关东军！
是谁创建和训练了日本在大陆的主要军事力量，使日本在大陆实施进攻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力支援？还是我们关东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平时就是相互利用，参谋本部利用关东军的影响力，来提供自己在国内政治界的地位，乃至与本国政府直接对抗，而关东军也趁机坐大，俨然以日本在大陆的“小政府”自居。
参谋本部养虎成患，那只虎越来越不听招呼了。
1939年7月16日晨，苏联空军轰炸齐齐哈尔西南的富拉尔基江桥。显而易见，这是苏联缓过手后，针对日军轰炸塔木斯克基地一事展开的报复。
关东军一边在东北边境实行灯火管制，进入一线战备，一边向参谋本部打报告，要求也对苏军的蒙古机场进行轰炸，反正一句话，不能白挨打。
1939年7月17日，关东军收到了参谋本部的答复，参谋本部否决了轰炸提议，并且告诫他们“注意隐忍”。
不能轰炸也就算了，“隐忍”两个字让参谋们很是不爽。他们捏着拳头大叫：“说话能不能打打草稿，什么叫隐忍，隐忍就是对苏军屈服，就是污辱日本帝国！”
看来，非得来点干货不行了。作战课立即给小松原发去急电，催促他尽快确定总攻时间，以便启动第三次诺门罕战役。
电报发去很多封，却没动静。原因是小松原非常犹豫，除了炮兵尚未到位外，这位前敌指挥官面前还摆着一堆烂账，里面有两笔账最让他头疼。
第一笔账，原先是正数，如今成了负数：步兵。
日军步兵曾是小松原的骄傲，尤其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无论射击还是格斗，其单兵技术都被认为远在苏军之上。可是第二次诺门罕战役打响不到半个月，损兵折将已达万人，关东军增拨的那两千多老兵也很快就被填进了无底洞。
因为伤亡过大，前线补充了大量新兵，仅在第23师团的步兵联队中，就有三分之一是补充兵。在狙击手和远程重炮的袭击下，这些补充兵时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若是立即投入大战，难保不尿裤子。
谁也不是天生的老兵，小松原相信，只要在前线多待上几天，新也能变成老，让他更为忧心的是下面这个。
第二笔账，原先就是负数，如今还是负数，而且负得更加可怕：补给。
因为补给缓慢，小松原曾对着师团勤务部长大光其火。勤务部长实在扛不住，竟然开枪自杀了。
其实这哪是勤务部长那小肩膀能扛的呢？辻政信认为，相对于苏军，日军的兵站线占有优势。地图上一量，的确很短，不过只限于地图。
阿尔山这条线就不用提了，路上不知道有多难走，光说从海拉尔到诺门罕，看着距离很短，不到两百公里，可是你得看是用什么工具在拉。
与苏军大量使用载重汽车不同，马拉大车是日军师团的基本运输方式。平板车拉上一趟，至少需八天，牛还要慢，途中得耗上十天，而且不管是牛还是马，抑或押车的人，全都得吃东西，所以车上不能全装军用物资，起码须用一半空间放食物，这样使得辎重部队每次运到将军庙的物资都少得可怜，也慢得可怜。
东西来得本来就慢，好不容易囤积了一些，苏军又不肯放过——经过轰炸机群对日军后方持续的夜间轰炸，仅将军庙一地，小松原就先后损失了50多吨物资。
日军的弹药粮草由此变得十分紧张。因为缺乏蔬菜，士兵们在驻营地四处寻觅，想找点野菜，但是周围连点绿色都很难找到，到处都是干枯的杂草和一种被士兵们称作“诺门罕樱花”的野花。
除此之外，自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以来，就一直困扰日军的缺水问题依然如故。首先是阵地附近找不到水源地，往下面打水井，打得再深也冒不出水，就是偶尔渗出一点，又哪里够人吃马用。
以前是离哈拉哈河较远，现在倒是近了，但河里又给石井部队投了细菌，那水喝不得。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汽车到后方运水。白天飞机大炮，汽车不敢出行，要去，就得晚上去。有一次汽车运水回来，哨兵听到马达声，还以为是苏军装甲车冲入了阵地，对着汽车就开枪射击，其他步哨不问缘由，也跟着瞎射一气，结果打坏了汽车，水漏了个精光。
拉来的水，平均一个中队一桶，一个分队只能分到几壶，再到个人，那水真的得用“贵如油”来形容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因为盛水用的桶是汽油桶，水上面还真漂着一层汽油，必须事先用火柴点燃了才能喝。
这两笔账，就足以把小松原搅到死去活来，一提总攻两字便苦着个脸，好像几辈子不得翻身的样子。
杞人忧天
小松原迟疑不决，急得关东军总部直翻白眼，于是决定以派代表会商的方式，“倒逼”小松原早点敲定总攻时间。
1939年7月18日，关东军在将军庙召开了高级作战会议，研究总攻时间及相应战术。出席会议的除了小松原及其部下外，还有炮兵团长内山英太郎少将、重炮部队指挥官畑勇三郎少将。
炮兵将官突然如此显要，当然与他们即将在战役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
出人意料的是，在总攻时间上，会上没有出现任何分歧，内山对小松原延后作战的想法表示完全理解。
其实内山的“理解”本身也最容易理解，因为他需要等自己的炮兵部队完全到达前线才能开战，否则凭他一个光杆司令就只能打打酱油了。
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第三次诺门罕战役的总攻时间最终确定为7月22日。
会议也不是一帆风顺，争执的焦点全都集中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战术。
围绕战术，与会者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以小松原为主，另一派以内山为主，小松原的部下小林支持小松原，内山的部下畑勇支持内山，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会场闹得不可开交。
看这群人脸红脖子粗的样子，似乎谁都劝止不了，但是突然之间他们就全部闭住了嘴，像是被施了定身法，或者是有人在遥控器上按了暂停键。
他们听到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就在会场外。
随后卫兵进来报告了情况。原来苏军的几发远程重炮弹落在附近，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一辆弹药车，弹药车立即飞上了天。
一众将官被唬得面无人色：这些炮弹要是落到会场内会怎么样？
会议不能再开下去了，分散隐蔽要紧，至于用什么战术，还是交给植田司令官去裁断吧。
关东军这里定好了时间，参谋本部那边却已打定主意要“屈服”于苏军。
两次诺门罕战役把稻田这样的狂人都给打醒了——妖精要千年以上才可成形，差一天都不行，昨天孵出来的今天就是吃不了唐僧，还是按照“八号作战计划”，老老实实地挨到1943年再说吧1939年7月20日，参谋本部通知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回国，研究如何解决诺门罕事件。
参谋次长中岛铁藏开宗明义，见面就点了题：“看来在诺门罕短期内难以取胜，还是由日本方面作出让步吧。”
矶谷一听，味道不对啊。他马上坚持说，经过前两次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的损失也很大，要是再组织一次大规模进攻，必能取胜云云。
中岛说话间已经给参谋本部，也给关东军留足了面子：“我并不是说不能取胜，我是说短期内难以取胜。要是我们派它两三个师团，难道还消灭不了诺门罕的苏联军队吗？”
话锋一转，中岛又说：“可要是苏联也进一步增兵怎么办，难道扩大成全面战争？”
中岛的言外之意，现在已不是日俄战争时代了，大多数日军师团都在关内作战，等于陷在侵华战争的泥潭里，要拔脚也拔不出来。
矶谷一梗脖子：“谁说要搞全面战争的？苏联不想，我们也不想，你们简直是在杞人忧天。外交途径？只有在诺门罕对苏军予以彻底打击，问题才能解决。”
在把矶谷叫回来之前，中岛次长其实就没打算再听人瞎唠叨，他事先已经派人拟定了“诺门罕事件处理要纲”，“处理要纲”把诺门罕事件的处理限定在局部范围，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
矶谷一边吵着，一边从中岛手中接过“处理要纲”。他不看犹可，一看脑袋轰地一下。原来所谓外交途径解决，就是要关东军撤离诺门罕！
关东军参谋长顿时气得胳膊都软了：我们关东军这么多部队流血牺牲，“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就被你们这些人给活活断送了。
中岛的一双眼睛紧盯着矶谷，就等对方点头同意“处理要纲”。矶谷明白了自己今天的处境，这可不是叮叮当当说知心话的时候，如何回答问题，得先过过大脑。
矶谷说，他作为参谋长，个人决定不了是否要执行“处理要纲”，必须回长春后让植田司令官定夺。
一句妙语把中岛给将住了，那脸上的变化比过年的年画还要来得丰富多彩。矶谷摆脱了中岛的纠缠，心里好生得意：正是油滑好说话，正直惹人嫌，今天不给你来点调皮的，如何过得了关？
火焰突击
对参谋本部召矶谷回国的用意，关东军上下早就猜到了几分，尽管总攻尚未开始，但诺门罕的空中战场已经提前热闹起来，因为谁都知道争夺制空权对掩护地面作战的重要性。
在第一回合的交战过程中，几架日机突然绕到苏军斯科巴里欣大队尾部，一口咬住了殿后飞机。等大队长斯科巴里欣发现这一情况，编队调头已经显得太晚。
殿后飞机的飞行员还是第一次参加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