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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于乙巳年六月（1905年7月）在东京正式成立，朱和中与周泽春、钱汇东三人便把他们的新宣誓书，寄了来。在同盟会的乙巳丙午两年的名册上，钱汇东被写作钱祖元。祖元是他的本名，汇东是号。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把“汇东印成“汇春”，春字可能是东字之误。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把“汇东”二字印成“会东”。会字与汇字可以通用。
布鲁塞尔的十个同志的名字，也都在这个名册之中；唐豸的名字未见。名册上另有胡铮、祝乾逵、王鸿猷、左德新、潘亲瑞五个湖北人的名字，这五人似乎也都是在欧洲宣誓入会的。石瑛、黄大伟、扬循祖、高鲁这四人的名字，却不见于乙巳、丙午年的名册，可能是遗漏了，或登记在丁未年以后。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有唐豸、石瑛、黄大伟，也有杨荫渠、姚业经、刘庠云、冯承钧、李四光（于门、鱼门）、李标、王治緷；不过，把李四光写成李光泗，李标写成李彪，王治緷写成王治辉。
孙中山在乙巳年五月离开法国，由马赛乘船，经新加坡、西贡，于7月中旬到达日本横滨。
在新加坡，他和尢列、陈楚楠等人会面。陈楚楠是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经营舍春号商店，与张永福为友，热心爱国，自号“思明州之少年”。那时候，尢列已在辛丑年由日本到了“南洋”（新加坡与马来亚），以行医为生活，到处宣传革命，把他在日本所创设的“中和堂”扩展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槟城）。在每一处的分堂，他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旗。保皇党在新加坡办了《天南日报》，而该报的记者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与康荫田，都被尢列吸收，进中和堂当会员。经过黄伯耀的介绍，陈楚楠与张永福认识了尢列而成为革命同志。陈、张二人出钱，办了一个“小桃源俱乐部”。癸卯年闰月《苏报》案发生，陈、张二人与张的外甥林义顺便用了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请求不要把章炳麟与邹容引渡给清廷；次年，他们创办了《图南日报》，以与《天南日报》对垒。同时他们也印了《革命军》五千册，把封面改题为“图存篇”，秘密输入泉州、漳州、潮州、嘉应州各乡镇。主笔是曾经在香港《中国日报》任职的陈诗仲，是尢列请了冯自由介绍来的。
孙中山这一次经过新加坡，事前打电报给尢列，约他引陈等到轮船上晤面。晤面以后，彼此相见恨晚。孙中山告诉他们，新的革命组织已经在欧洲发端，到了日本就可以正式成立，希望他们在南洋预为布置。他们听了，十分兴奋。其后。在丙午年（1906年）阴历三月，孙中山由日本经越南河内，到了新加坡。由于当年因宫崎寅藏被控图谋行刺康有为一案而连带地放逐的期限已满，得以自由登陆，受到陈楚楠等极热烈的欢迎。很快地，便在三月十三日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当天，宣誓入盟的人，是：尢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黄耀庭、邓子瑜、李竹痴、林镜秋、许子麟、萧百川、留鸿石、蒋玉田、吴业琛、何心田、林航苇。
此外，在成立会的一天以前，似乎已经有一位谢已原在丙午年三月初九日入会，见于《乙巳、丙午两年同盟会员名册）。这可能是记载错误，或是谢已原和孙中山同船而来，在船上宣了誓。三月十三日以后，在新加坡陆续入会的，截至闰四月二十七日为止，又有李镜仁等十六人，包括张人杰（静江）。张人杰可能是在三月十三日宣誓入盟的，但名册上写成“三月三十日”，不知道是否写错。
孙中山在乙巳年（1905年）六月初五日航经西贡，于六月中旬到达横滨。
这时候，各省的留学生聚集在日本的极多，而其中的一大部分都已被革命的思潮所冲激，认定清廷既已毫无抵御外侮的能力，也绝对没有立宪或改革庶政的诚意，中国国民只剩下革命二字是救国自救的途径。同时，他们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与人格学问，也都逐渐有了充分的认识与景仰，不像当年乙未广州之役之时，以为孙中山确如清吏所说是“山大王”一流的好汉，也不再以为孙中山是专靠会党作武装的行动而不看重读书人（尤其是留学生）了。孙中山在欧洲比、德、法三国的国都，皆组织了以留学生为基干的革命团体，消息传来。使得在日本的成千的留学生无不翘首盼望，盼望孙中山早日东航，让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他的领导。
而且，这时候在各省留学生之中，已经颇有几位自动地作过革命的事，然而在组织上并不曾进入兴中会。孙中山自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而尽量在组织方面策动各方自己的团体，不汲汲于扩充兴中会。只有在日本与檀香山，他作了整理兴中会原有组织的事。在日本，他于1903年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学校在东京青山，收了十四个学生，每人均须于入学以前宣誓。誓词与其后的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及东京同盟会的相同。这十四个学生包括黎勇锡、李自重、胡毅生。开学了一个月以后，孙中山离开日本去檀香山，校务由冯自由负责。又过了四个月，这学校因内部有意见而解散。在檀香山，孙中山把梁启超所引去保皇会的分子，争取回来不少，也团结了始终不曾动摇的同志，吸收了若干新的同志，“会名不用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
孙中山由檀香山到了旧金山，只吸收邝华泰等几个人入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改组致公堂。
自从在欧洲比、德、法三国，有不少的留学生自动要求孙中山领导革命以后，孙中山知道革命思想已经深入留学生以及内地一般读书人之心，到了可以重新发挥组织的力量之时，于是才决定从事革命分子大团结的运动，而冯自由与程家柽便在日本作了准备，于是孙中山一回到日本，中国同盟会就顺利地诞生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五、冯自由
冯自由原名懋龙，是横滨兴中会最初的会员之一，在乙未年（1895年）随同他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入会。其后，冯镜如于庚子年去上海，担任康、梁的广智书局经理；冯紫珊在戊戌、己亥以后作了康、梁的保皇会横滨分会会长，兼《新民丛报》经理，“康、梁倚为长城”。冯自由先后在横滨大同学校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读书，于庚子年四五月间因代理校长麦孟华遵照康有为意旨，不许学生再提“自由”二字，愤而更改自己的原名，把“懋龙”改为“自由”。在此以前与在此以后，他一直是忠实于孙中山，不同于他的父亲和叔父。原因是，他入会之时年纪极小，只有十四岁，天真纯洁，因此而无条件地崇拜孙中山。
他在改了名字以后，便和同学郑贯一、冯斯栾创办《开智录》，专讲自由平等，与变质了的《清议报》对垒。次年，他进入早稻田大学读书，和冯斯栾、李自重及王宠惠等人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又和王宠惠、戢翼晕、秦力山等人发刊《国民日日报》。壬
寅年（1902年），他和秦力山与章炳麟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又和叶澜、秦毓鎏、周宏业、张继、程家柽等人组织“青年会”。参加的有汪荣宝、蒋方震（百里）、金邦平、苏子榖（曼殊）等数十人。这个青年会并不是基督教的青年会，而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一种半秘密的革命组织。这时候，孙中山住在东京，冯自由经常到孙中山寓所请示一切。
在“青年会”的策动之下，留日学生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有了“拒俄义勇队”的组织，以抗议俄国之一再不肯从东北撤兵，据东北为已有。这个“拒俄义勇队”产生于神田锦辉馆的一次留日学生大会，到会的在五百人以上，签名为队员的人也不少，公举蓝天蔚为队长，钮永建与汤槱（尔和）为回国请愿代表，向袁世凯请求编入他的部队，出关抗俄。结果，这两人见不到袁世凯而几乎被捕，而且义勇队本身也被日本政府解散。
队员之中的激烈分子，以叶澜、秦毓鎏、董鸿袆、程家柽等为首，不甘心他们的义勇队被解散，另行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决定了三种方法，分头进行：一、鼓吹；二、起义；三、暗杀。军国民教育会对于吸收会员，绝对严格，行动也完全秘密：“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会员的人数不多，而组织始终存在，活动从未中断，一直维持到乙巳年（1905年）六月底，同盟会成立之时，全体同志参加了同盟会。
被“军国民教育会”推派回国，到各省去从事“运动”的，叫做“运动员”（亦称“实行员”）。黄兴与陈天华便是被派往湖南的两位“运动员”。
《细说民国创立》二六、黄兴
黄兴是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的父亲筱村，是有名的秀才。他自己幼年除了读古书以外，学了乌家拳，颇有一手功夫；到了二十四岁的时候，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颇受山长梁鼎芬器重，其后，暗中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未被当局发觉。当局而且在辛丑年（1901年）派他到日本“考察学务”。他利用这个机会努力深造，一面在弘文学院与速成师范读书，一面自己请了日本军官，到他的寓所教他军事学术。每天早上，他去到“神药坂术会”，练习骑马和打靶。不久，他和梁焕彝、杨守仁（笃生）等人创办“湖南游学译编”，很发表了一些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文字。
他在癸卯年（1903年）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于五月间被推派回湖南，当“运动员”。经过武昌，他先在两湖书院作了一次讲演，痛斥清廷腐败，张之洞下令查办，梁鼎芬出示驱逐出境，然而他仍旧逗留了八天，散发了《革命军》与《猛
回头》四千多部。到了长沙，他在明德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修业学堂等处教书。张继被他邀来长沙，在明德学堂担任教员。其后，秦毓鎏、刘揆一与杨守仁也先后到达，共谋大举。
《细说民国创立》二七、华兴会
他们在癸卯年冬天，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秦毓鎏为副会长。会所设在连升街，对外称为“林公馆”，亦称“旅湘俱乐部”。这个会所吸收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会员有四五百人。在“华兴会”以外，他们又设立了一个“同仇会”以会党（哥老会）分子为吸收对象，黄兴自为该会的“大将”，任命刘揆一为“中将”，会党的一个首领马福益为“少将”。这个同仇会，由于有既成的会党为基础，会员的人数极多。
次年，甲辰年（1904年），黄兴等人决定在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的诞辰起义。计划是：事先在万寿宫埋好炸药，在长沙的文武官员拜寿之时一齐把他们炸死，随即在长沙、岳州、衡州（衡阳）、宝庆、常德五处同时采取武装行动。
陈天华在八九月之间赶了来参加。黄兴的一位两湖书院的同学曹亚伯。也从武昌来寄身于长沙圣公会，帮他的忙。曹亚伯是湖北兴国州人，此时已经于本年五月在武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