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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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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人多枪少,子弹更少,不得已而且战且退,经由廉州(合浦)所辖的伯通、花会山、五王山等处,到了狮子山,被宋、郭的两个营追及,大战一天一夜,失利;在初六、初七左右退到罗蒙小洞,分到附近各地屯扎,大部分的义民则各自回乡。

那郭人漳真坏。他不但派了一营跟踪,也派了若干兵攻击在防城留守的革命部队,加以消灭,替清廷夺回防城。黄兴在这时候,见到苗头不对,业已脱身而走,经由东兴镇,去了越南,见孙中山,报告一切。

东兴与越南的芒街,只隔了一条小河:北嵛河。当地的清兵,原已由钟金富与詹岐山两位同志运动成熟,如期在八月某日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革命旗帜起义。可惜。负责接济的关仁甫事先把款子花完,对反正的清兵失信。清吏又把革命旗帜取下,朝天放枪一排,事后向上伪报“克复”。

赵声与郭人漳不同,虽未能即时率部反正,却决不肯对革命军开火。郭人漳追击革命军于灵山之时,赵驻扎在灵山之南,属于廉州管辖的五利(武利)。郭叫他带领全营“会剿”,他无法抗令不去,于是故意把路走错,避免与革命军交锋。

王和顺在被挫于灵山以后,带了二十人进越南,见孙中山报告,续图大举。不久,刘永德也带了五个人去越南,不幸在平寮地方被法国当局扣留。

革命军的最精锐部分,由梁建葵率领,转进到十万大山,以俟后命。

清廷根据两广总督张人骏(周馥的继任者)的报告,下旨通缉刘永德与李之焜,把王瑚与广西提督丁槐“交部议处”;把左巡防队补用守备谭炳荣革职永不叙用,发往军台效力;把衡字营左哨哨弁杨国标、右哨哨长韦普香、江坪营千总赖廷华三人,“一并革职,拨去翎枝。”

关于这一次丁未防城之役的经过,以邓幕韩所写的一篇(载在《建国月刊》第三卷第三期)为最可靠。他所根据的,是亲与其事的两位同志(刘永德与邝敬川)的口述;写成以后,又交给胡毅生与黄隆生两人看过,加以修正。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四十四章,虽则是比较详尽,但在细节方面,颇多是得自传闻。 

 




 


《细说民国创立》三八、丁未镇南关之役
中越交界的镇南关。有四个炮台。其中的三个,于丁未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年12月2日)被革命军占领。

这一役的最早牺牲者,是广西边防统领之下的总教官易世龙,与龙州厅幕友陈晓峰。他们二人暗中参加革命。担任游说军内的任务。不幸而被广西巡抚张鸣岐派在越南的侦探所知,因此被捕就义。

和他们两人有联络的是关仁甫。关仁甫同时也约好了驻扎镇南关的军官黄瑞兴,相机反正。易、陈二人牺牲以后,关仁甫退到越南,孙中山命令他会同王和顺继续筹备攻取镇南关的工作。

王和顺在十月十五日到那模村,与凭祥的土司李佑卿商谈如何合作。李佑卿也是一位同志,统率有若干游勇。这些游勇,却不愿接受王和顺的指挥。因此,孙中山改派黄明堂负责镇南关方面的事,叫王和顺向水口关活动。

孙中山委派黄明堂为“中华国民军镇南关都督”。黄在十月二十七日的黎明,率领李佑卿及其游勇八十人,携带快抢四十二杆,突击镇南关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清方的守军一百余人在略事抵抗以后,全体投降。守备某人(黄瑞兴?)却不肯反正,被革命军优待,放他去越南境内的同登,由同登折回他自己在谅山的住宅。

清军只剩下东边的一个炮台。黄明堂派了四十人左右续攻,为该台的炮火所阻。

当天下午,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日本志士池亨吉、法国炮兵上尉狄氏,从河内出发,乘火车到最后一站同登,步行攀山,于晚间九时到达镇南关。

二十九日,孙中山亲自与狄氏发炮,虽则炮上已经没有表尺(由于清军一向腐败),而终于射达清军阵地。

清军的巡防统领陆荣廷,先以为革命军不过是乌合之众,看到了革命军竞能发炮中的,大为惊慌,叫一个砍柴的女人送来一封信,信里说:“荣廷现虽食清朝俸禄,但以前亦曾统率游勇,专与清兵为敌,此公等所知者。荣廷前以时运不佳,不得已暂时屈身异族,以俟机会。区区此心,尚祈谅之!荣廷初疑公等此次起事,近于轻举妄动,及观争晨炮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杰孙逸仙先生为公等画策,无任钦佩。”

陆荣廷在他的信里继续说:“荣廷现有众六百余人,随时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驱使。倘荷录用,即请给一确证,俾得知所去就。若至明日,则有清军五百自凭祥开来,后日更有清军二千自龙州开来。事急万分,祈为自重。”

孙中山一面回信给陆荣廷,叫他等候革命军大举进攻之时作内应;一面命令黄明堂坚守五天,等他从越南运来大批饷械,然后进攻龙州。

孙中山在二十九日的傍晚,与黄兴、胡汉民等人下山,半夜到达“文烟”,住在同志玛邯的家里。十一月初一,乘车回河内,筹饷购械。有一位法国银行家答应孙中山,代募革命军债二千万元,但第一批的款项要等到革命军攻下龙州以后才能交付。孙中山和他继续商谈,希望能立刻交付若干万元,这银行家不肯。

清廷果如陆荣廷所说,从凭样与龙州调来了几千兵,对革命军猛烈进攻,革命军虽只有二百名左右,却抵抗到十月初四的夜里才突围而出,前后一共只伤亡了五人(伤了三人,亡了二人),而清军的死者超过二百,伤者更多。

陆荣廷与黄瑞兴在实际作战之中,对清廷均极卖力,可见他们当初之求降全是假话,或意存投机。陆荣廷下面的兵,倒真有不少是愿意“过来”的,到了革命军既经放弃了镇南关以后依然如此。不过。他们也只是为了钱!

他们推派代表到河内向孙中山接洽。孙中山叫他们带了枪弹来降,将来打下南宁以后每人赏银百元。他们却要求每人在来降之时,先赏三十元。这一个条件,孙中山也答应了,然而一时却没有现款。倘若陆部四千人完全投降,则必须发出现款十二万元之多。有了十二万元,也就不怕没有四千人来投降了。

孙中山于是写信给住在南洋(马来亚)的邓泽如,告诉他以如此的情形,准备亲自到南洋一趟,与他共同努力于募款的工作。

这时候,法国政府被清廷一再要求,制止孙中山在越南的活动。孙中山在河内的住址甘必达街六十一号,清廷也探听到了,写在外交文件之上。越南总督便不得不示意孙中山,劝他自动离境。孙中山把今后粤、桂、滇三省的工作交给黄兴与胡汉民,在戊申年(1908年)二月离开越南,去新加坡。 

 




 


《细说民国创立》三九、徐锡麟
丁未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与同志张伯平、马宗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夺占军械库,事败,就义。

他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副贡生”,在十三岁时离家出走,当了一个很短时期和尚,回来读书,喜欢算术、天文、地理。到了二十九岁,便在绍兴中学当教员,由教员而副监督,前后四年。在这四年之中,他一度于癸卯年(1903年)去日本,看博览会,结交了陶成章;其后,于翌年十二月到上海,在爱国女学校见到蔡元培,便加入光复会。

乙巳年(1905年)三月,蔡元培本家弟弟蔡元康回到绍兴,向同志们建议:用抢劫钱庄的方法筹款,买军火。徐锡麟听了,不说什么话,却暗暗地向一位同志许仲卿借了五千块钱,去上海,买了五十支“后堂九响枪”,子弹两万颗。事前,他报告绍兴知府熊起蟠,说学校里教体操需要枪,请熊起蟠发一张公文给他。熊起蟠糊里糊涂地准如所请。于是,徐锡麟在买好枪弹以后,便大模大样地运回绍兴中学。

徐锡麟本想用这些抢交给各同志,作为抢劫钱庄之用。等到枪买来了以后,却没有一个同志懂得放枪的技术。他这才放弃抢劫钱庄的念头,计划办一所军事学校,向东浦镇大通寺的方丈和尚借了几间空房,取名“大通学堂”。陶成章叫他改为“大通师范学校”,附设一个“体育专修科”在里面。

陶成章替他向杭州的学务处请求转禀总督、巡抚、布政使,准予立案:“照我国目前情形,不能不行征兵之制。然市民村农罔识步伐。据生等意,以为欲行征兵,须先倡办团练,以为基础。今特设立大通体育专修科。凡有志者均可入学,六月毕业,即行各归本乡,倡办乡团,以为征兵预备。”结果,这大通师范学校,连同体育专修科,果然获得立案。

徐锡麟的父亲徐凤鸣,对于锡麟的举动十分怀疑,便告诉大通寺的方丈和尚,不许借房子。徐锡麟却有办法,叫陶成章与龚宝铨出面,从豫仓(存储粮食、预防饥荒的仓库)董事徐诒孙那里,借得了几间房子,在乙巳年八月二十五日照样开学。学校的名称仍旧叫做“大通”,没有改。

学生呢,并未公开招考,由徐锡麟本人先到嵊县,向“平阳党”首领竺绍康要来了二十名小头日,其后再由陶成章、龚宝铨与吕熊祥三人到诸暨、东阳、永康、缙云、金华、富阳等县跑了一趟,也邀来了不少大小头目,其中以“龙华会”的为多。

在大通师范学校开学的一天,锡麟以“总理”的身份,请了知府以下的官吏与绅士到场,拍照。这学校在起初几个月办得很好。

几个月以后,徐锡麟与陶成章、龚宝铨、陈志军、陈德毅一共五个人,动了“中央革命”与“袭取重镇”之念。计划是:先到日本学陆军。学成以后,回国取得清军之中的官位与实权,相机行事。徐锡麟先向许仲卿借了一些钱,“捐”得了一个候补道的头衔,与陶等四人乘船去日本,同行的另有馀锡麟的弟弟徐锡麒与马宗汉等二十人。到了日本以后,徐锡麟托了日本的通商局局长石井菊次郎说情,想入日本陆军的某一联队,未成;去考振武学校,因眼睛近视而不曾考取;想进陆军经理学校,没有成功;最后,要学警察,也达不到目的。在日本耽搁了几个月,回国。

回国以后,他一度去东北,与绿林豪侠冯麟阁会面,也到北京访袁世凯,袁世凯不肯见他,俞廉三介绍他给安徽巡抚恩铭,于是他就留在安徽候补。

俞廉三是浙江人,为徐锡麟的表伯父,当过湖南巡抚(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十二月);恩铭是他的门生。恩铭是满洲镶白旗人,姓于库里氏,考中了举人,捐得了候补知县,由候补知县而候补知府,权知兖州,保升道员。实授山西归绥道,升任山西按察使,调任直隶口北道、浙江盐运使、两淮盐运使,不久,兼江苏按察使,升江苏布政使,最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作到了安徽巡抚。

恩铭这人办事相当能干,对徐锡麟的才干十分赏识,把徐锡麟一再提拔,提拔到“巡察处会办、巡警学堂堂长”,加“二品衔”。

这巡警学堂办到丁未年(1907年)五月,已是第一班学生毕业之时。徐锡麟早已与秋瑾约好在五月二十八日皖、浙两省同时起事,于是就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请恩铭及安庆城的文武大官到场。

恩铭通知徐锡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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