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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孙中山不在日本，主持同盟会本部的，是“庶务”黄兴。庶务在同盟会的组织之中，是“总理”以次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协理”。熊成基经由萧翼鲲的介绍，在小石川区水道口町五十二番“勤学舍”与黄见面。此后，他常和黄往还，商谈今后大举的计划。他可能在这个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可惜同盟会的现存名册，仅仅有乙巳、丙午两年加盟者的姓名，我们无法查考究竟熊有没有宣誓入盟或是否当年已与赵声等人在南京入盟。他其后在对清吏供词中说：“今年（已酉年）正月，由大连至日本神户，由神户至东京，住勤学舍。勤学舍者，即我们革命机关本部也。”又说，“所有旅行日用，均由东京革命机关本部津贴”。
他的供词，包含有极多的隐讳部分，藉以保全他的好朋友孙铭。钱兆湘在“孙烈士竹丹遗事”中说，熊成基在东京并不曾住在勤学舍，而是和孙铭同住在牛 区市个谷町澄吉馆；也不曾领受同盟会本部的津贴。他所用的钱，大部分是由孙铭供给，小部分是由石德纯与萧翼鲲二人供给。
他在东京住了不到一个月，去沈阳、长春有所活动，可能是为了实地研究开垦富春岭的方案。这方案是他和商震两人想出来的，目的在于为革命筹款。
他再度去日本，住到六月间。又想出一种筹款的方法。这时候，孙铭已经获得日本的秘密军事计划十几本，交给了他。他于是又到长春，准备把这十几本奇书卖给俄国人，既可以卖得一笔大款子，作为革命经费，又可以引起日、俄第二度战争，替中国革命造机会。
可叹的是，他不便住在旅馆，只得住在一个在东京认识的臧克明的家里。臧克明不曾与他同来，臧克明的父亲臧冠三招待他。臧冠三知道他的真名真姓（他此时化名为张建勋），向他一再敲诈勒索，终于在他由长春去哈尔滨以后，和俄国人洽谈卖书生意之时（开价一百万元，交去样本两册，还不曾得到回话），臧冠三突然和一个姓董的向清吏告密，说他是熊成基，住在哈尔滨某旅馆，企图对贝勒载洵行刺。那时候，载洵由欧洲乘火车回国，在十二月十八日经过哈尔滨。
于是，熊成基在己酉年十二月二十日（1910年1月30日）被捕，被押解到吉林，于庚戌年正月十八日（1910年2月28日）就义。
在他自写的供词中，有这样几句话：“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朵早放一日。故我见望速死也。”
《细说民国创立》四四、同盟会香港分会及其后的南方支部
同盟会在香港设有分会，负责港粤澳等处的活动。筹备人是冯自由与李自重，于乙巳年（1905年）八月初十奉孙中山委派，由日本启程南来。第一任的会长是陈少白。会员以兴中会的老同志为基干，但皆须重行宣誓加盟。陈少白本人及邓荫南、李纪堂、郑贯一、史古愚等等，都办了如此手续。新会员则重质不重量，一时吸收了不多，包括陈树人、温少雄等若干位。
丙午年（1906年）八月，分会改组，冯自由被推为第二任会长。孙中山在丁未年先后加派了胡汉民与汪兆铭（精卫）二人驻港协助。分会的工作，除了党务以外兼管军事。黄冈之役与七女湖之役，以及刘思复谋刺李准与萱野长知购械运粤，也都是分会所策动主持的。
刘思复是香山县人，于乙巳年七月十三日加入同盟会，在丁未年（1907年）三月间奉香港分会之命，负责炸李准，由张谷山、张树 、朱执信协助进行，住在凤翔书院，于五月初一因配置炸药失慎，自己炸伤被捕，先在医院治好，然后押解香山监狱，到了己酉年（1909年）才被释放。萱野长知购械运粤，在丁未年九月。孙中山于五月间交了一万元给萱野回日本，以这款子作为定钱，赊买得大批军火，租了日本轮船幸运丸运到汕尾；这轮船不曾按照规定于约定的日期在夜间进港，而在白天徘徊了很久；负责接收的许雪秋也不曾准备好船只到时候来接收；结果，幸运丸的船长看见清廷兵舰开来，便离了汕尾，把幸运丸开到香港，清吏通过香港当局使得日本领事叫幸运丸离开香港回日本。孙中山损失了这一万元，萱野在精神上与物质上也受了不少损失，许雪秋很受同志们的责备，而七女湖之役与其后的防城之役均间接因此而归于失败。
由香港分会所策动与支援的黄冈之役与七女湖之役虽则失败，党务却一经发展而并未因两地革命军之解散而中断。分会先已派出了“代理主盟人”分赴各方，吸收同志，成立了若干“通讯处”：
汕头——至安街铁路公司。
归善——水东街广荣号。
广州——总督衙门前张大夫第。
兴宁——兴民学堂。
连州——三江墟两等小学。
浔州——大黄江埠广亨号。
柳州——弓箭街富贵隆旅馆。
梧州——大南门外文明阁。
近如澳门，远如福州，也有刘樾杭、黄乃裳等同志分别前往负责。海军内部，也有姚雨平、张答山等积极活动。
结果，在丁未及戊申两年（1907、1908年），香港及各地的新会员人数直线上升，突破了一千大关。其中大有表现于其后的几年，为海内外所知名的，不胜枚举，包括谭馥、葛谦、严国丰。谭、葛、严都是湖南人，他们在邹鲁的策动之下于戊申年冬天准备乘着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清吏惊惶的时机，以广州的巡防营起义。葛到香港来报告，冯自由替他打电报给孙中山请示，要求接济，同时邀约黄兴与谭人凤来香港，以便于起义以后统军作战。不幸，孙中山的回电还不曾到，消息已经走漏，葛、严二人在十一月十四日夜被捕，二十三日就义，谭于次年某月在柳州被捕，被押解到广州，就义。
香港分会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更进一步扩充，把办事处从中国日报社社长室搬到德辅道先施公司对面，对外称为“民生书报社”，作为半公开地宣传革命、吸收同志的机关。到了冬天，“民生”二字改为“少年”，搬到德辅道捷发号四楼。高剑父等同志在广州也设了一个书报社。倪映典一人，会同巴泽宪、黄洪昆、方紫袡等等，又在广州分别设立了很多个机关：例如，豪贤街天官里寄园巷五号、雅荷塘六十七号、本排头宜安里、清水濠、余庆坊、白云山濂泉寺。这时候，倪映典已经奉了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积极策动广州新军的反正。
同盟会南方支部是在己酉年（宣统元年）九月，经由香港分会的同志们向孙中山建议而设立的，原因是为了分会所吸收的同志人数极多，除了丁未、戊申年入盟的一千多人以外，又已增加了两干多人，其中的大多数是新军的下级军官与士兵。分会本身忙于党务，军事工作必须另设一个机构来负责。大家公推胡汉民为这个“南方支部”的支部长，汪兆铭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南方支部的办事处，设在香港黄泥涌。
《细说民国创立》四五、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庚戌（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率领广东新军第一标炮兵营，起义于广州燕塘。
广东的新军，一共有三个标，合成一个协。新军兵士多半来自旧日的巡防营，而赵声当过巡防营的分统。赵声是江苏镇江府丹徒县人，在十九岁时考取为秀才，其后进了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奉派到日本考察，回国后历任两江师范学堂教员与长沙实业学堂监督，（南京）新军第九镇队官（连长）、管带（营长）、标统（团长），于丙午年（1906年）由吴春阳主盟加入同盟会。同时入盟的，有第九镇的官佐士兵数十人，学界与商界若干人，盟书藏在孙毓筠的皮箱之中。这皮箱于孙毓筠及同住的权道涵、段云（云书）被捕以前的几小时被另一同志孙传瑗（养癯，寿州人，孙毓筠的叔父、孙多慈教授的尊翁）带去上海。（孙、权、段三人被捕，在十二月初六的晚上九点钟。）然而，两广总督端方对他的革命活动已有所闻，不久便藉口后湖某处曾国藩的遗像被他所统的三十二标兵士所烧，将他撤职。他这才去广东，受两广总督张人骏之委，先后充任巡防营的管带、分统，新军第二标标统。郭人漳嫉妒他，常在端方面前说他的坏话。端方也打了电报给张人骏，说他“才大而志不测”。张人骏于是一降他为陆军小学监督，再降他为督练公所提调。他辞职，离开广州，回家乡一次，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军事工作。
倪映典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安徽练军学堂及南京炮兵学堂，和熊成基是同学，在丙午年（1906年）与赵声等人同时在南京加入同盟会。那时候，赵声是三十二标标统，倪是炮队队官（连长）。丁未年（1907年），倪映典为了想在安庆与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发动革命，没有办妥辞职或调职的手续，便“请假”回安徽，到第三十一混成协充任马营管带。这件事，引起端方的怀疑与愤怒，就下令把他革了职。他回家乡，到城西学堂向吴春阳辞行话别，然后便来了香港、广州，找赵声。赵声正在广州的督练公所当提调，叫他改名为易培之，派他到广州新军炮兵营当“见习”，不久便升他为炮兵营的一个排长。
炮营的兵士。多数是安徽、河南两省的人。倪映典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他们很愿意接受。过不了许多时，炮营以外的各单位，也充满了革命的气氛。
赵声与倪映典先后丢官。赵声到香港主持南方支部的军事工作，倪映典留在广州，常常来往于广州、香港之间。他散布了一万多份小册子如《革命先锋》、《外交问题》、《立宪问题》，也常常在白云山濠泉寺演说革命，并且印好了一万张《同盟会小盟单》（印在小纸条上的同盟会入盟誓词），随时交给听众之愿意入盟的签名宣誓。经他介绍而入盟的，在一千人与二千人之间。
倪映典在己酉年（1909年）冬天向南方支部报告，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南方支部决定在庚成年正月十五（1910年2月24日）实行，于是一面电请孙中山筹募经费两万元，一面电邀黄兴、谭人凤两人来港。孙中山这时候已经到了美国，在接获南方支部的请求以后，先后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汇来了八千元。住在香港的一个同志、台山人李海云，把自己所经营的远同源银号的现款两万多元一齐挪来，交给南方支部（事后才向该银号的股东们解释，慢慢地取得谅解）。
南方支部于是正式派倪映典为革命军的司令，令李海云去广州，住在河南大塘乡，负责购运军械，令朱大符（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顺德各地的民军、绿林，届时齐向广州会攻，令孙眉及女同志徐宗汉（未来的黄兴夫人）、陈淑子（胡汉民夫人）、胡宁嫒（胡汉民的妹妹）等等，缝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可惜，还不曾到了起义的日子，新军第二标的兵士便在己酉年的除夕（1910年2月9日）闹了事。
有一位兵士，姓吴名英元，前几天向双门底绣文斋订印名片一百张，备作拜年之用，讲好价钱二角五分，在除夕来取。（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名片事件发生在十二月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