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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在死前的几天。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四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他特地印了名片，名片上的姓名是“陶方”二字。（他生平喜用“訇斋”二宇作为别号，然而他确是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
杀他的革命党人，多数属于武昌的文学社。被大家公推来执行他的死刑的，有五位同志：任伯雄（永森）、卢保汉（原名保清）、姚鸿圣、丁鹤本、孙世栋。他的弟弟端锦，同时死在另一革命同志贾志刚之手。当天晚上，大家公举陈镇藩为步兵第十六协统领，代替曾广大的位置，通电响应武汉的中华国民军鄂军，议决全部开拨回鄂，帮助鄂军对清军作战。他们到达武昌，是在十二月初一（1912年1月19日），那时候，鄂军与清军已入于停战状态。
以上，只是四川保路风潮的一个轮廓。
历史的事实。从不单独存在。此一事，必有彼一事为因。甲事，也常常与乙事、丙事、丁事等等同时并发，或略有参差。叙述历史的人，只能把事实一件一件地叙述；因此之故，就免不了有所先后，也不得不就若干事实之中有所选择，有所取舍。
本书虽则是名为“细说”，实际上只能就主要的事实，细说一个经过而已。
例如，被保路同志会派往京师去的代表，不只是刘声元一人，另有阮 、李孔阳、黎绍芬三位。然而，这三位并未被逮捕押解回籍。关于这三位的活动，我因此只得从略。在京师的几位四川籍御史，包括赵熙，曾经上奏章替家乡的老百姓说话，我也只得略去。
在七月十五日的屠杀事件之中，黄学典（季陆）是幸免于难的若干人之一。当时，他仅有十二岁，是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的会长。以我所知，他藏有很丰富的有关四川保路风潮的材料，而且花了不少工夫加以整理。我希望他把这些材料早日发表出来。
有若干极有趣味的小故事，夹在可歌可泣的大故事里面，我也只得为了顾及行文的线索与脉络，而不得不加以割舍。关于保路风潮，如此；关于其他的大事，也如此。
不应该割舍，而值得另写一章的，是武昌起义以前四川革命同志前仆后继的各次起义。尚秉和在他的《辛壬春秋》里，有这么几句话：“川僻在西南，交通阻绝，紊无同盟会党踪迹，徒以激于冤忿，揭竿而起。故乱数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独立。川人始实行革命矣。”
尚秉和似乎不知道，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写了《革命军》而在上海租界入狱的邹容，是四川人。
同盟会自从筹备大会的时候起，便有很多的四川人参加。在现存的东京本部乙巳、丙午两年名册之中，属于四川籍贯的同志，共有一百三十四人之多。其中，有七十六位是由黄树中（复生）主盟，大多数不曾去日本，而是在四川本省入盟的。至于由日本先后回川，从事种种革命活动的，以有资料可考的而论，便有黄金鳌。黄树中（复生）、熊克武、但懋辛、谢奉琦、邓絮、董修武等等。
四川革命同志最早一次的起义，是在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地点是彭县石堰洞后山，领导人是余切。第二次起义。是在丙午年（1906年）八月，地点是江油，领导人是李实。第三次起义，是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地点是广安，领导人是余英。第四次，是在同年十二月，地点是嘉定童家场，领导人是熊克武。第五次，是在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地点是彭水凤凰山，领导人是温朝钟。第六次，是在辛亥年七月初四（1911年8月27日），地点是荣县，领导人是王天杰。这几次起义，皆在武昌起义以前。
《细说民国创立》四九、武昌起义（一）
在各省革命同志难以数计的屡次起义之中，惟有湖北同志在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所发动的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然而，这成功并非偶然。
在叙述武昌起义之前，我必须先交代一个细节：虽则在事前事后参加武昌起义的同志，极大多数是湖北人，却也有若干外省人在内。其中，姓名可考的，以湖南人为最多，河南人次之，直隶（河北）、山西、四川、贵州、浙江，这几省的人也有：
湖南——刘尧瀓（厚名复基），蒋翊武，黄兴，龚霞初（咏簪），何海鸣，单道康，章裕昆，李抱良，李达武，罗定维，沈岳。
河南——李亚东，孟发成、钱芸生、徐万年，王鹤年，张富国，陈献斌，汪鹤年。
直隶——张廷辅。
山西——霍殿臣。
四川——熊克武。
贵州——王宪章。
安徽——章盛恺。
浙江——胡瑛。
武昌起义与四川保路风潮，有极密切的关系，与湖南的历次革命运动，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都是连带着的。然而，它是彻头彻尾由于湖北同志自发自主的努力而生的结果，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创千古未有之局。
远在咸丰同治之时，便有兴国州（阳新县）一带的义民，对太平天国热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及比、德、法等国鼓吹革命，湖北的留学生踊跃接受革命的洗礼。在兴中会于戊戌以后，入于低潮之时，始终坚持革命信心，拥护孙中山的，在日本除了冯自由、郑贯一、秦力山等几位广东与湖南的青年以外，便是湖北的吴禄贞与戢元丞（翼翠）、傅慈祥（良弼）了。到了孙中山开始新的革命组织之时，率先在比利时、柏林、巴黎参加“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的，又什九是湖北人：贺子才、朱和中、胡秉柯、喻毓西、魏宸组、史青等。
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先后在乙巳、丙午两年参加的湖北同志，姓名列在本部的名册之上的共有一百○六人。其中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筹备大会的一天加盟的，有田桐、曹亚伯、但焘、时功玖、匡一、余诚（仲勉）、蒋作宾、范熙绩等二十人左右。参加七月二十日（8月20日）成立大会的，姓名不详。在成立大会被选出的职员，属于湖北籍贯的，有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其后，于马君武赴德、陈天华自杀以后，田桐与广东籍的胡衍鸿（汉民）继任执行部书记科的“职员”。匡一也在朱炳麟调充庶务科以后，继朱炳麟之任。
同盟会的湖北分会会长，第一任是时功玖，第二任是张昉，第三任是陈镇藩。这三人，皆未能回鄂就职。真正的第一任分会会长，是余诚。余诚在丙午年（1906年）某月回鄂，与刘静庵密切合作，在刘静庵所办的江汉公学与游学预备所主持教务。
刘静庵之加入同盟会，是在丙午年二月十四日，由曹亚伯主盟。（实际经手介绍的人，可能是余诚，但名册上不曾写明。）他参加革命，比入盟的时候早。在甲辰年（1904年）五月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已经是该所的一分子。不久，为了准备响应黄兴所计划的十月初十长沙起义，他被推负责运动马队。他正在马队中当书记（司书）。这马队，是所谓湖北新军马队，为张之洞所创。马队的管带（营长）是黎元洪。科学补习所被封若干天以后，刘静庵被黎元洪开革。
刘静庵搬到圣公会去住，以照料圣公会附设的日知会（书报阅览室）为生。他慢慢地把日知会变成了一个宣传革命的机关，藉以团结科学补习所的老同志，进一步吸收新同志。他在丙午年正月把日知会组织成一个正式的团体。余诚回湖北以后，这日知会便在事实上作了同盟会的湖北分会。
日知会于萍浏醴之役发动了十天以后，在丙午年十月二十九日被查封。次月二十三日，朱子龙被捕于汉阳；二十四日，胡瑛与梁钟汉被捕于汉口。接着，刘静庵被捕于黄陂，张难先被捕于仙桃，季雨霖与李亚东被捕于武昌，吴贡三与殷子恒被捕于黄冈。——一共是九位。
朱子龙、胡瑛、梁钟汉，这三位是孙中山从日本特地遣派回鄂，策动湖北方面对萍浏醴的响应工作的。朱子龙原名家梃，字松坪，江陵县人，曾经投军入湖北新军工程营，改名元成，职居书记，先后参加了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也和刘静庵、冯特民加入了同盟会，其后去了日本。胡瑛原籍浙江绍兴，寄籍湖南桃源，是科学补习所的总干事，也在工程营当过兵，因刺铁良未成而到了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梁钟汉是汉川人，在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
刘静庵。是潜江人，原名贞一，字敬庵，亦作敬安、静庵。张难先是沔阳人，先参加科学补习所，其后投军到工程营当兵士，科学补习所被封，他退出军队，回家乡仙桃镇创办集城学校，和刘静庵往来如故，参加日知会。
季雨霖是荆门人，毕业于将弁学堂，官至三十一标三营督队官（副营长）。毕业以前，便参加了日知会。李亚东是河南信阳人，与季雨霖同学，毕业后官至二十九标一营左队队官（连长），因革命嫌疑被开革，于开革以后先后当工业传习所与支那师范学校体操教员，参加了日知会，被选为该会的评议员。
吴贡三，名之铨，是黄冈人，秀才，设馆教书，办了一个日新学社鼓吹革命，写了一本《孔孟心肝》，又写了《作新民》、《破梦雷》，翻印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等，和武昌的日知会颇有往来，可能也正式参加了日知会为会员。殷子恒是吴贡三的外甥，也是吴贡三的学生，往来于黄冈、武昌之间，是日知会的重要会员。
季雨霖与张难先获得保释，朱子龙于次年三月病死在牢里。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其余的六人才被判罪；胡瑛与刘静庵被判无期徒刑，吴贡三被判十五年监禁，殷子恒十年，李亚东五年，粱钟汉三年。（见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义记》。）
刘静庵不幸于辛亥年五月病死在牢里，未能目睹武昌起义成功。
胡瑛于起义的当晚，被迎出武昌府监狱，不久便就任军政府外交部长，促成各国领事中立，其后被孙中山派赴烟台，担任山东都督。（他晚节不终，帮助袁世凯作皇帝，当了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一。）
吴贡三于武昌起义以后，被黄冈县知事潘诵捷释放出狱。把政权交给他，向他请罪。他指派谢琦为县知事，自己奔走于黄州府八县，策动反正。殷子恒于八月二十三日夏口厅同知既已逃走以后，率领全部的狱囚，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吩咐狱囚们重新做人，自己到汉阳，协助李亚东。
李亚东原关在汉阳，于八月二十日被四十二标的同志胡玉珍等迎接出狱，作汉阳知府。粱钟汉关在汉川，于八月二十日被胞弟粱恢汉与王守愚迎接出狱，就任汉川革命军总司令，其后受黄兴加委，改为“游击总司令”。
季雨霖于保被释以后，到东北找吴禄贞，于武昌起义以后回鄂，受黎元洪委为团长，参加汉口战役，负伤；不久，受委为“安襄郧荆招讨使”，光复了荆州（江陵）与襄阳。张难先于保释以后无甚活动，于起义以后充当季雨霖的幕僚。
日知会自从九人被捕以后，会务停顿，全靠彭养光与赵鹏飞所主持的“安郡公益社”作为救助与秘密联络的机关。这安郡公益社，本只是安陆府各县旅省人士的一个慈善团体。彭养光为了使得胡瑛、刘静庵等人免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