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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各级的大小太监，以及皇后、妃子、宫女。逢年过节，各处地方的官率领属傣，向“万岁牌子”磕头，跪下三次，每次磕三个头。这叫做三跪九叩首。
汉人当官的，对皇帝称臣；满人当官的，对皇帝自称“奴才”。“臣”的字义，也是“奴才”，所以这两个名词并无分别，不过“臣”字较为文雅而已。
老百姓在公堂见到官，必须下跪，自称“小的”或“小人”，称官为”大人”。官可以随时随地，叫当差的把任何老百姓拖倒，脱了裤子。用板子或竹棍打屁股或脊背；也可以把老百姓抓进监牢，随意关若干天，若干年，或是套上枷，扣起手铐，挂了脚镣，押到十字街头，站囚笼；又可以把老百姓吊起来烧胳肢窝，或是放在地上，用棍子夹腿，夹手。——清朝官的威权，不是今人所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老百姓的财产、自由、生命，都没有保障。每每，“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有钱，大官小官便要打你的主意。倘若有人告你一状，那就更糟，不管你有罪无罪，当官的先把你抓去，打你一顿。叫做“下马威”，打完了才许你讲话，讲得不中他的意，再打。你肯送钱，那就又当别论。倘若你是原告，告别人欠你的钱，也照样要跪在官的面前，准备挨打。官只要喊一声，“胡说，打！”这时侯，你便要后悔了，你便情愿一文债也不要，只求放你回家了。
老百姓饱受教训，便流行了两句口语：
“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如果你想反抗，那便是“造反”。造反的按例该“凌迟处死”，那便是：把你身上的肉，一小块、一小块地割了下来。孙中山先生几乎被清朝的驻英公使龚照瑷从伦敦秘密押解回国，受这样的刑。先烈徐锡麟在安庆革命失败，便是受了这样的刑而死的。
《细说民国创立》二、官怕洋人
官的威权，在清朝晚年，依然很大。但是官的威信，早就被洋人扯得粉碎。因此，老百姓虽则怕官，却又十分看“官”不起。革命之所以能有初步的成功，一半的原因在此。
笔者并无感激洋人之意。洋人挤进中国，把清朝纸老虎戳了许多窟窿，是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洋人的代表在乾隆年间及其以前，肯向清朝大皇帝磕头，到了道光以后便不再如此。而且，一次一次地用大炮吓唬清朝的文武官吏，做到了喧宾夺主，要什么便可以拿去什么的地步。
一些狡猾的老百姓，于是便利用洋招牌，自称“教民”，欺负老实一些的老百姓。多数当官的不仅不敢主持公道，而且为了怕得罪洋人，总是说这班“教民”有理。
偶尔，有一两个官不识时务，把太不讲理的教民关了，过不了几天或几小时就会有洋人大踏步走进衙门来“保”。保的时候，声色惧厉，动辄以“国际交涉”四字作为威胁。官在听到这四个字以后，倘若仍不屈服，洋人就会去找他的“上峰”与上峰的上峰，可能真的闹出一番国际交涉，于是中国又丧失一片领土、一些主权、一大堆的银子。官呢，当然丢官，甚至丢脑袋。
在如此情形之下，能叫一般当官的不怕洋人么？
于是，官的架子在老百姓面前虽则依旧，在洋人面前却一点儿也搭不起来。当官的，如果不愿意丢官，丢脑袋，就得逆来顺受。在洋人面前丢脸。
官愈大，而所丢的脸愈大。最大的官，姓李名鸿章，官居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这一位姓李的，俯首贴耳，甘心在中国人打赢了法国人以后。向法国人赔不是。他失掉自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应付得了法国人以及其他各国的洋人，不相信中国能抵抗得了法国或任何其他各国。他的做官的秘诀是：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
结果，他把清朝时代的中国，化大国为小国，化小国为无国。
如此惧怕洋人的官，不单是丢尽自己的脸，也丢尽中国的脸。虽则仍有多数的老百姓继续惧怕这样的官，却免不了有少数的老百姓因愤慨而发出大无畏的精神，为了国家，为了祖宗，为了子孙，而开始不把这样的官看在眼里。
这时候，在广东一个年纪才有十八足岁的青年，姓孙名文，字德明，号日新，下了决心，要打倒像李鸿章这样的官，革清朝的命。他后来改号逸仙。
《细说民国创立》三、洋人怕老百姓
洋人不怕清朝的政府，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却不敢小看。在道光年间与咸丰年间，广东的老百姓曾经一再用事实表现出不甘屈服的精神。到了中法战争期间，那纯粹由广西老百姓组成的黑旗军又竟然击败法国正规军，而且斩杀了法军的将领。于是，老百姓的自信心逐渐升高，虽有甲午年对日战争之败，却依然升高到以为仅凭大刀长矛，便足以抵御洋枪洋炮，产生了庚子年（1900年）以“扶清灭洋”【当时义和团的口号有提“扶清灭洋”的，也有提“反清灭洋”、“扫清灭洋”的，并不统一。】为宗旨的义和团。
义和团“灭洋”未成反而引进了八国联军。清朝的无能，在八国联军炮火之下暴露无余。老百姓普遍地对清廷失望。这个腐烂透了的朝廷，不再有多少人对它续存“扶”的想头。甚至李鸿章在广州，虽则仍旧是清朝的大官，官居两广总督，也一度动了脱离清朝而自创局面之念。满口“保皇”的康有为。也只是用“保皇”二字作为政治活动的藉口而已，他的信徒唐才常实际上在与革命党密切合作，企图用武力从清朝的手里夺取两湖。
甲辰乙巳两年（1904、1905年）的日俄之战，又给清朝的威信以狠狠的一击。两个外国，不得中国的同意，而作战于中国的东北领土之上，以中国的东北的领土为争夺的目标。清朝瞪着眼睛，涎着脸，用阿Q的口吻宣布“局外中立”。这不仅是自丧清朝君臣的人格，也代丧全体中国人的国格，使得很多的同胞看不起清朝，恨清朝，觉悟到非把清朝推翻，便没有方法把中国弄好。保皇、君主立宪，这两个口号由于拖泥带水地受了清朝的累，便成了落伍低调，敌不过革命主流了。
因此之故，老百姓不再怕官，逐渐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了。
恰好，这时候，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及若干先烈先进的不断努力，不断奋斗，不断牺牲之下，已经发展成为壮大而坚实的组织，获得丰富的宣传经验与行动经验，深入了各种社会团体，各地的学校与军队，先声夺人，令清廷及其各地的封疆大吏一夕数惊。
也是在这时候，所谓保皇党的分子也渐渐地强调立宪，而不强调君主。他们并未因唐才常的“自立军”事件而受到太大的株连。他们多数皆能在各省公开活动，喧嚷着“立宪”，“召开国会”，甚至分批去到北京，作“聚众滋事”式的请愿。在外表上，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在事实上，他们却做了帮助革命的事：相反相成。等到革命党人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高举了义旗，这些“立宪派”也就由主张“君主立宪”而进一步拥护“民主立宪”了。
《细说民国创立》四、民国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被尊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他不是神。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是老百姓之中的一个。他的先世，自从清兵入关以来，一直务农为业。因此，他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所谓“世家子弟”，只是一个善良的农夫之子而已。他读了书，然而并未赶考，既非秀才，更不是举人。他到过外国，却不是政府派遣的留学生。然而，他伟大。他的真诚，感召了成千成万的爱国志士，唤醒了四万万同胞的灵魂。他献身于革命，始终如一。大公无私，百折不回。
因为真诚，他没有一刻懈怠；因为真诚，他没有一刻不焦思苦虑，谋求革命的成功，因此而笃学精研于积极行动之中，获得了高深的学问；这高深的学问综合了中外古今的知识，结晶为三民主义，演绎为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知难行易的哲学，民生中心的历史观。
中国没有他，未必没有一次革命，然而那革命未必能推翻清朝，更未必能建立中华民国。
《细说民国创立》五、兴中会
兴中会成立以前，中国仅仅有过换朝代的革命组织。兴中会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不以换朝代为目的，而以“创建民国”为目的的革命组织。
兴中会正式成立的日期，是清朝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地点，是檀香山一位姓何名宽的华侨的住宅。
当天到会的，连同孙中山在内，共有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位是：
孙中山、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郑金、黄亮、黄华恢、钟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钟宇、曹采、刘卓、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
成立会的主席，是孙中山。他提出了章程九条。其中的第一条，规定了“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其他的各条，规定了入会的“会底”银元五元，义捐“惟力是视”；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人，正副文案各一人，管库一人，值理八人，差委二人；每礼拜四集会一次；新会员须由旧会员一人引荐担保，方能入会；议事以少数服从多数。
这章程及写在章程的前面的缘起，获得到会的人一致通过。缘起，等于是成立宣言，比章程的第一条更为明确地说出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全文如下：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欲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到会的人于通过章程及缘起以后，公举刘祥为兴中会主席，何宽为副主席。孙中山一生谦让为怀，在这兴中会的第一次选举上，已经如此。刘祥是永和泰商号的经理，其后在革命的行动上无甚表现。
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一任副主席何宽，是卑涉银行的华经理。他对革命运动，比刘祥努力，会中的一切文件由他保管，其后他也担任了《隆记报》的协理。
《隆记报》的所有人，是程蔚南。程也是一个商人。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隆记报》便成了孙中山用以对保皇党开笔战的凭藉。
在所有最先加盟于兴中会的人之中，以邓荫南为最有表现。他是一个农人，在檀香山开了一个农场与商店。首先，于兴中会成立不久，他便卖了农场，把卖得的一万多元交给孙中山，随同孙中山回国，开始行动。他实在是兴中会革命史上第一个真正办到“毁家纾难”的先进。史坚如用炸弹炸两广总督衙门，有他参加其间。
许直臣是一个教员，其后作了《隆记报》的主笔。林鉴泉是《隆记报》的一个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