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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在的史料情形而论，似乎兴中会的成立是在甲午年（1894年）冬天，孙中山到了檀香山之时。
1895年6月，孙中山到了天津，托人向李鸿章递了一个万言书，没有得到反应。和他同去的是陆皓东。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观察清廷的虚实。万言书只是一种掩饰。7月，中日战争爆发；10月，孙中山启程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细说民国创立》七、乙未广州之役
乙未（1895年）广州之役，是孙中山所亲自领导的十次起义的第一次。
起义的计划相当周密。广州城内由孙中山坐镇，发号施令。香港方面，由杨衢云派遣同志，率领若干名会党（洪门兄弟），在九月初八日晚间乘坐轮船北上，预计于次晨到达广州码头，取出藏在水泥木桶中的枪械，分别进攻各衙门。这时候，埋伏在城内、城郊，及水上的同志与会党。一齐响应。散布在北江、惠州、潮州、顺德、香山等地的同志、会党与绿林，分别在10月26日起事，向广州会合。
旗帜，用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口号，用“除暴安良”四字。檄文，由同志朱淇起草。
不料，朱淇在起草檄文之时，被他的哥哥朱湘知道。朱湘向清吏“缉捕委员”李家焯告密。李家焯随即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这是九月初七日或初八日的事。谭钟麟一笑置之，并未立刻搜捕孙中山与其他的同志。
倘若杨衢云能按照原定的计划，如期在九月初八日晚间把香港的同志与武装送上轮船，第二天的早晨一切仍能进行。然而，他作事缓慢，耽误了时机。他打电报到广州，说要延迟两天。
就在这两天中间，出了岔子。他所装运的六百枝枪，被香港的海关发觉。他的行动，也被驻在香港的清吏密探韦宝珊注意。韦宝珊打电报报告清吏，清吏报告谭钟麟。谭钟麟在九月初十命李家焯捉拿党人，在王家祠与咸虾栏等处机关捕去了陆皓东、程奎光、程耀宸、程怀、刘次、梁荣。
孙中山不曾被李家焯捉到，立刻打电报给杨衢云，叫他“止办”。杨衢云接到电报，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孙中山如何有办法去接？到了次日的早晨，香港开来的保安号轮船到达广州码头，码头上已经布满了清兵。丘四、朱贵全等四十几位同志被当场逮捕，其余的二百余人于纷乱之中逃散。
外县的同志，由于获得孙中山的通知，中止发动，不曾受到波及。
谭钟麟在阴历九月二十一日将陆皓东、丘四、朱贵全杀害，用军棍逼供程奎光，当场打死。其后，程耀宸病死在监牢里。（其余被捕的人，谭钟麟认为是“愚民”，一律释放。）孙中山与杨衢云、陈少白等十几位领袖，被谭钟麟指名通缉。
《细说民国创立》八、横滨分会
孙中山于乙未之役失败以后，很镇静地留在广州，留了三天，从容脱险。他乘了轿子到唐家湾，在唐家湾搭轮船到澳门，由澳门到香港。清廷向香港政府要求引渡，他请了律师在法庭中公开抗辩。结果，香港政府拒绝引渡，却判决了“放逐”五年。
和孙中山同时被判决放逐的，是陈少白与扬衢云。孙中山带丁陈少白与郑士良去日本。杨衢云经由越南、新加坡、印度，到南非洲，在约翰内斯堡及彼得马里茨堡一共吸收了几十个会员，成立了两个兴中会分会。这两个分会在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凑集了若干款项给他回香港，因为他声言要再度起义。然而，他回到香港以后。不能登岸，只得去日本横滨，找孙中山。（卖了家产。随他东归的一位同志黎民占则流落在香港，一筹莫展，郁郁以终。）
孙中山带了陈少白和郑士良去日本，在横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分会的会所设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分会的会长是文经印刷店的主人冯镜如。冯镜如的弟弟冯紫珊，与冯镜如的十四岁的儿子冯懋龙，都做了会员。（冯懋龙其后改名“自由”，对革命出力极多，留下《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华侨革命史》等好几部著作。）冯氏兄弟父子以外，另有谭发、粱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峄琴、温遇贵等会员二三十人。
作为孙中山与冯镜如、谭发等人之间的桥梁的，是一位姓陈名清的同志。他的职业，是在洋船上卖东西。甲午年冬天，孙中山组织了檀香山兴中会，搭船回香港，在船上宣传革命，他听了非常佩服。途经横滨，便上岸邀了好朋友谭发，到船上来见孙中山。谭发是一个裁缝，在横滨开了“均昌洋服店”。谭发生平主张中国应该由汉人自己选一个当皇帝，意思是最好由自己来当选，因此而赢得了“谭皇帝”的绰号。他见到了孙中山，便打消了自己当皇帝的念头，决心拥护孙中山“创立合众政府”。
因此，孙中山于乙未之役失败以后，来到横滨之时，首先到“均昌洋服店”拜访谭发。谭发介绍冯镜如等与孙中山见面。不久，兴中会横滨分会便正式成立。（不称为支会，而称为分会。）
从此，横滨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镇。
孙中山在这一年（1895年）年底留下陈少白在横滨，叫郑士良回香港，率人去檀香山。在檀香山，他和该地的台友商谈再度起义的计划，无甚结果。
《细说民国创立》九、伦敦蒙难
孙中山在丙申年（1896年）阴历五月间由檀香山去美国，为的是征求同志，募款再举。到了美国以后，在旧金山住了一个多月，又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等地分别住了若干天，最后在纽约又住了几个月，却不曾遇到多少能够接受他的革命主张的华侨。
于是，他决定去英国。到了伦敦以后，他常常去拜访自己的老师，曾经在香港西医书院担任过教务长的康德黎博士。康德黎的寓所，在清廷驻英使馆附近。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广东三水县人邓廷铿。其后邓廷铿在10月11日把他骗进了使馆，关在三楼的一个加了铁窗栏的房间之中。
邓廷铿之所以如此，是奉了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瑷的命令。龚准备包雇一船，把孙中山秘密押解回国行刑；甚至想先把孙中山毒死，装在箱子里运回中国戮尸。
所好，吉人天相，使馆的一个英国仆人柯尔渐渐表同情于孙中山的遭遇，送消息给康德黎。康德黎邀同另一位英国医士孟生把这件事在《地球报》（The Globe）发表，引起了英国人士对清廷使馆的公愤；又写信给当时的英国外相萨里斯伯。萨里斯伯认为清廷的公使馆没有在英国领土之上逮捕人、扣留人与押解人的权力。于九月十七日派员向龚照瑗交涉，要求将孙中山立即释放。龚照瑗只得照办。
孙中山被释放以后，作函申谢《地球报》及英国舆论界的支持；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交给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代为发表。从此，英国朝野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了解。
孙中山留在伦敦，住了几个月，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去了五十七次，研究各国的革命史与各国现状。他深切地感觉到。西欧各国虽则已经有过相当成功的政治革命。但是社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中国不该仅仅有一次政治性的革命，应该一劳永逸，除了谋求国家富强与民权发达以外，还要实行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于是创造出三民主义。
丁酉年六月初三（1897年7月2日），孙中山离开英国，乘船去加拿大，于九天以后到达蒙特利尔（Montreal）。次月初五，他离开加拿大，在维多利亚城乘船去日本，于三十几天以后到达横滨。
《细说民国创立》一○、宫崎寅藏（一）
孙中山回到横滨不久，有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与平山周二人，因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的嘱托，来拜访他。
宫崎寅藏是熊本地方的人。兄弟四人，大哥宫崎八郎是日本维新运动的人物之一，死于西乡隆盛之难。三哥官崎民藏，有意于深入中国，物色英雄，共同努力于亚洲之复兴，不幸病故。二哥宫崎弥藏与宫崎寅藏自己，其后毕生追随孙中山尽瘁于中国革命。
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在未曾拜见孙中山以前，已经对孙中山十分景仰。宫崎寅藏见过陈少白，也到过澳门见了孙中山在广州读书时的中文老师、其后参加了兴中会的区凤墀，而且也读过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平山周呢，虽不曾见过陈少白，却到过上海，在上海买到了一本《伦敦被难记》，也偕同宫崎寅藏，到澳门见了区凤墀。
他们两人向孙中山代达犬养毅的欢迎之意，希望孙去东京一趟，商谈中国革命以及亚洲的一般问题。孙中山于是便和他们同赴东京，与犬养毅订交。（此后，犬养毅一直到死，成了“中国之友”，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因反对日本侵华而为“少壮派”军阀所杀害。）
犬养毅介绍孙中山见了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大石正己、尾崎行雄，以及在野的领袖头山满与热心于帮助中国的山田良政、山田纯、萱野良知、平冈浩、犬冢信、久原房之助等人。
在这些人物之中，山田良政与山田纯是同胞兄弟。山田良政于庚子惠州之役牺牲。
萱野良知与居正先生最为莫逆。替居先生抚养了长女至于成年。
对中国革命最为热心，奔走最力的莫如宫崎寅藏。他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用“白浪滔天”四字的笔名，写了一部《三十三年之梦》。这一部书，被节译为中文，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大革命家孙逸仙》于是立即成为极有力的宣传品，与邹容的《革命军》齐名，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宫崎寅藏于戊戌年（1898年）的春天。到筑前地方创办了一家报社；夏天，奉孙中山之命，到香港与广州，会晤兴中会会友，筹划起义；秋天，护送康有为由香港到日本；冬天，奉孙中山之命，托日本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买了大量军火，交付三井公司轮船布引丸，定于次年正月运往菲律宾，帮助菲律宾的独立党人，以便将来菲律宾于独立成功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支援。
布引丸轮船在航至上海海面之时，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而沉没（可能是触礁）。这是对于菲华两国的志士的一大打击。
《细说民国创立》一一、康粱（一）
据冯自由说，孙中山除了请宫崎寅藏把康有为接到日本以外，也托了平山周去北京，帮助梁启超与王照二人出险，离开日本驻华公使馆，化装乘帆船逃到天津，乘轮船来日本。（另一说法，梁是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陪同离开北京的。）
孙中山对于康梁的变法努力，一向颇表同情，总想争取他们进一步参加革命。戊戌之前的一年（1897年），横滨兴中会的同志冯镜如联络侨商邝汝磐等创设一间“中西学校”，孙中山便保荐了梁启超作校长，写了一封信，交给邝汝磐拿去上海，找康有为。那时候梁启超正在办“时务报”，分不开身，康有为向邝汝磐介绍其另一弟子徐勤，并且建议把中西学校的校名改为“大同学校”。结果，徐勤来到东京，学校的名称也照康有为意思改了。
康有为到达东京以后，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劝他与孙中山见面，他自称受有光绪皇帝的厚恩，不便与革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