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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云的第二个错误是和他采用的把舰载飞机分成第一攻击波和第二攻击波的方法有关的。每次攻击波都是从四艘航空母舰上按比例抽调出来的飞机编成的，而不是由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编成第一攻击波，另外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编成第二攻击波。虽然同时使用四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和回收的时间，但在收回飞机和紧接在收回飞机之后的时间内如遭到敌机攻击时，必然增加了脆弱性，因为那时四艘航空母舰全都忙得不可开交，不能马上使自己的飞机起飞，以抗击敌机的进攻。同时这还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机动部队都不能对敌航空母舰发动攻击，不管情况如何迫切需要。倘若南云只从两艘航空母舰上派出飞机去空袭中途岛，让另外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待机以备万一，他就不至于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发现自己的手脚被缚住了。
南云的第三个错误也许是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当他发现敌特混舰队有一艘航空母舰后，没有立即用全部飞机进攻。不管这些飞机装备的弹药是否合适，或甚至没有战斗机掩护，也应该出动。这样做所冒的风险诚然是很大的，但难道比正当飞机在甲板上摆着、手忙脚乱地加油和更换弹药时遭到敌舰载机的攻击不少冒点风险吗？南云难道有理由可指望敌人不在这最不堪一击的时刻来进攻？他不愿冒险派出没有掩护和弹药装得不合适的轰炸机去攻击敌人，结果是怎样呢？他所选择的办法结果是自己的轰炸机被敌机歼灭了，直至连反击一下以索回损失代价的能力都化为乌有了。山口海军少将在这紧急关头的判断是唯一正确的。南云选择了自以为正统的和比较安全的方针，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几艘航空母舰就注定要遭劫了。
南云的错误判断使他的机动部队在山本海军大将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以前就被断送了。换句话说，在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能运用其判断来影响事态之前，日本部队就几乎已经彻底战败了。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山本海军大将是否也犯了象南云那样优柔寡断的错误？他的幕僚献策由他本人裁可的与敌人进行海上夜战来挽回战局的夜战计划，十分明显是一个铤而走险的计划，压根儿就没有多大希望。到最后被迫承认这项计划无成功的可能时，山本海军大将立即放弃战斗，认为败局已定，无可挽救了。
问题是，真的无计可施了吗？败局是不可挽救了吗？固然南云的航空母舰都已完蛋，然而，山本海军大将有理由相信，敌人的三艘航空母舰中有两艘也已被“飞龙号”的飞机击伤。就是说，敌人只剩下一艘航空母舰还没有受到损伤，再没有别的航空母舰可投入战斗了，而山本在北方却还有角田第二机动部队两艘未遭损伤的航空母舰，他自己的部队和近藤部队里也还有“瑞风号”和“凤翔号”两艘航空母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为什么又恢复了一度停止的阿留申作战，而不仍然命令角田部队南下加入中途岛部队，并等角田到达后，把“瑞凤号”、“凤翔号”航空母舰和角田的两艘航空母舰加在一起组成一支新的实力仍相当可观的机动部队呢？山本海军大将没有这样做，这是令人费解的。尤其是因为两天以后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仅仅用“瑞凤号”和“凤翔号”的飞机加上他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提供空中支援——此外就只有威克岛岸基飞机不大可靠的间接支援——去跟追击的敌特混舰队进行决战。
山本海军大将决定不采取那个方针，其所依据的理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不是推卸或力求减轻自己对失败负责的那种司令长官。如果他是那样的人，那么人们可以怀疑他企图在阿留申群岛取得战果以冲淡中途岛遭受惨败的打击。
在指挥安排上，中途岛作战也有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是日本海军的传统、即作战时司令长官应亲临前线产生的。所以山本海军大将把他的大将旗挂在“大和号”上并开到海上以鼓舞作战部队的士气。显然，这种陈旧的观念是不符合现代海上战争要求的。司令长官应了解全局并能对其所统率的全军通报情况和保持控制，这远比所牵涉的任何土气问题重要得多。美国人是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的，所以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战争期间始终设在岸上，最初是在珍珠港，后来迁到关岛。山本自己既在“大和号”上，又由于一直到最后时刻对所有参加这次作战的舰只实行无线电静默，他就无法跟他的各部属舰队通讯。所以他不能把东京发来的最新敌情通报转给南云，也不能及时对作战施加任何控制。如果联合舰队司令部设在岸上，最好是设在交通和情报中心的东京，使用无线电便不受限制，而山本不仅能把最新的战局发展情况和敌情通告他的部队，而且能始终牢牢地控制战局。
二、战列舰万能的神话
关于“旧派”海军人员过时的见解和他们的战列舰至上论，在本书和其它文献里已经谈得很多了。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去建造“大和号”、“武藏号”和“信浓号”超级战列舰，使热心航空事业的人大吃一惊。诚然，“信浓号”在建造中改成了航空母舰是明智的。不幸的是，1944年11月28日，“信浓号”刚刚下水十七天，在它服役和首航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便在东京湾被美国潜艇击沉了者（据福井静夫《日本的军舰——日本海军造舰技术发展和变迁史》附表五载；“信浓号”标准排水量六万二千英吨，1944年10月8日下水，11月19日竣工，11月20日服役，同日，由三艘驱逐舰护航从横须贺驶往吴港。次日上午三时左右，在东京湾名湖以南大约一百七十六公里处遭到美国“射水鱼号”潜艇攻击，中了四条鱼雷，七小时后在潮岬以南四十八公里处沉没。该舰山于简易突击施工，水密性很差，这是沉投的主要原因。——译者）。“信浓号”大概是历来最短命的一艘军舰了。
不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还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的战争方式的变革也好，直到后来已经很晚的时候都没有能影响“战列舰至上论者”的思想。早在三十年代和中日战争时期，就已显而易见，在现代战争中必须把航空兵当作一支实在的力量。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头儿个月，日本航空兵获得的了不起战果，完全证实和加强了这种看法。但是，顽固派却仍贬低飞机在战斗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取得这些最初的胜利纯属侥幸。他们硬说，航空母舰的根本性质就是太经不起攻击了，岸基航空兵航程有限，在广阔太平洋上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海上战争的最后胜负仍然跟以往一样要靠战列舰。这些鼓吹者们相信，现代战列舰的火力足以使它能防卫自己对付敌机的空袭。
在天平的另一头是那些鼓吹航空兵万能论者说，他们把最初取得的空中战果，作为单靠飞机和航空母舰就能打赢战斗和战争的证明。这种观点也是很糟糕的，因为它完全不考虑战列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来应起的作用。结果是，飞行人员普遍认为战列舰部队完全无用，并引为笑料，把战列舰部队讥为“柱岛舰队”。
海军航空兵确实已取代了战列舰的地位，成了决定性的海上打击力量。战争的最初两天之内，
日本海军的舰载和岸基飞机分别在珍珠港歼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兵力和在马来亚海上歼灭了英国远东舰队的战列舰兵力，这些都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指向日本本土后，把日本打败的攻势作战中所使用的也是舰载飞机和岸基飞机。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如此。
日本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胜利，使美国吃了亏，但后者却从早期的痛苦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整顿了它的部队，改变了它旧有的东西，同时发展了它所没有的东西，以赢得太平洋战争。
美国海军对战列舰的使用，就是一个很生动的范例。海军航空兵和航空母舰取得突出的重要地位，并不等于说拥有强大火炮的美国战列舰就无所作为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盼望着能人模大样地打一仗。相反，在进攻日本岛屿之前，美国战列舰巧妙地炮击了日本的前哨岛屿据点，它们打得很猛，这是岛上的日本守军中任何仍然活着的人都能证实的。美国海军还很好地使用战列舰来掩护航空母舰部队。这些战列舰的强大对空火网有效地阻止了日本飞机接近和攻击美国航空母舰。
日本海军首脑并非不了解海洋战争中发生的变化，但他们似乎不愿面对现实。例如，1942年3月1日，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次郎海军少将从南线调回东京，在途中曾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报告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作战的情况。他着重谈到了在和敌人交战中偏重面有了变化，说明水面炮战比之空战和空对海的作战，退居次要地位。大西的意见遭到了冷遇。这可从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海军少将的反应中看到，他说，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仅根据南线局部作战情况作出结论，还为时尚早。宇垣的当天日记中的记载可以说明当时日本海军上层对这问题的思想。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广阔大洋上，只能小规模地使用岸基航空兵。我认为，单靠航空母舰不能为攻势作战提供足够的航空兵力。福留（军令部第一部部长）告诉我，岛田（海军大臣）主张停止建造“武藏号”，这个决定被他搁置了。大家都认为，战列舰是有价值的作战工具。除非我们有别的办法制眼敌人的战列舰，否则，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战列舰实力。”
这就是战列舰至上论者的坚定观点。
三、海军航空兵的错误方针
日本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海军航空兵采取了所谓“精兵政策”。在这个政策支配下，我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全都调到航空母舰的飞行队，担任作战任务。反对这个政策的人认为，这种做法眼光短浅。他们主张应该把一些最优秀的和最有作战经验的飞行员派到海军航空队去当教官，以便把他们的智慧和作战经验传授给年轻无经验的学员。但由于“精兵政策”在珍珠港和印度洋作战方面显得如此成功，以致从航空母舰抽调去担任教官的飞行员，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的。
结果是珊瑚海海战后，没有干练的预备飞行员，就是说，没有能马上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来填补这次海战中损失的飞行员的空额。珊瑚海海战后补充到航空母舰上的最好飞行员，单就在航空母舰上起飞和降落就必须进行几个星期的基础训练，还要花几个星期掌握作战技术，才能执行作战任务。缺少能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这是“瑞鹤号”不能参加中途岛海战的唯一原因。如果我们的军舰修理能力能象美国那样效率很高，也许我们能修好“翔鹤号”，让它参加中途岛海战，但话要说回来，也要有能补充的飞行员才行。
由于首脑人物目光短浅，致使这次海战我方至少少了一艘顶事（甚至是举足轻重的）的航空母舰参加。他们没有认识到，空中战争是一种消耗战，即令是技术高超的飞行员，如果人数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