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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马里平原和潘杰希尔峡谷，这两个地处喀布尔北部省份的地方，现在成了激烈的战场，但仍然处于马苏德的控制之下。逃亡的不只是马苏德的部下，其他人，包括大学教授、医生，也都跟着逃亡了。他们带上能够带的——几件衣服、珠宝、食品，装上车，离开城里，留下了曾经辛辛苦苦挣得的一切。他们几个星期前或许还在庆祝自己运气好，房子没有遭受战火损毁，现在却将大门一锁，再也不愿回头看。
并非所有人都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听说有好些汽车遭到洗劫，本来就不多的家产被夺走，妇女项上的金项链被扯走，耳环也被摘下。那帮人就是一群趁火打劫的罪犯。当逃亡的人们来到边境线，以为国界的另一侧相对安全些的时候，许多人却被杀害了，他们的车子要么被火箭弹击中，要么被流弹炸毁。
我不知祈祷了多少次，希望马苏德打回来。每一晚，我入睡时都在心里暗暗祈祷他早日把前线推到市中心。真希望，一觉醒来就能发现塔利班和扭曲的思想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们终于收到了哥哥的来信，说他正躲在喀布尔北部的伯尔万省。伯尔万是个风景优美之地，一条河流贯穿而过，峡谷两岸绿郁葱葱，一到夏天就成了野炊的胜地。传统的阿富汗野炊是个非常好玩的项目——煮鸡蛋、制果汁、从果树上采摘新鲜的丰满的桑葚。
哥哥想把妻子和孩子接回去，于是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不想穿裹头蒙面长袍，于是我就穿一件遮蔽面纱来代替，确保头部完全遮住了才敢上路。为了把自己掩盖得更安全，我还戴了一副眼镜。即使头部裹得如此严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认出我是警官的妹妹。
虽然伯尔万就挨着喀布尔，走直线才一个小时的车程，但是，由于太靠近游击队和塔利班交火的前线，所以车不能开得太近。我们不想冒着被火箭弹击中的危险，所以先朝南走，从萨罗比前往塔哈布，接着又前往卡皮萨省的尼吉拉，在颠簸的路上几乎开了整整一天。这跟我们的目的地恰好反方向，走直接路线太危险，所以我们只好在兜圈子，来来回回，转来转去。逃亡的人们发现了许多田间的新路，迂回曲折，让人摸不着方向，有些路不知道通往何处，另一些则通向其他环路。走这样的路太可怕了。12个小时的行车过程中，我就怕遇上地雷、遭到抢劫、被炮火击中。我们不敢停下来休息，也不敢下来喝水。
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正在驶离梦想。每次刚要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总会横生变故。这哪里还是生活？总是在路上，总是在逃命，绷紧了神经过日子，生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我与哈米德也越走越远，我都没能告诉他要出门。大学关门前，他曾过来跟我打招呼，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记得当时我是注视着他的后脑勺看他上车的，风吹起了他如丝般的头发，微微卷了起来。我没跟他说上几句话，但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对他的那份爱。既然现在我跟家人在逃亡路上，我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他。
战争已经正式告一段落，世界也开始照常前进。冷战结束了，强大的苏联解体了。阿富汗对苏联的战争也不再与西方国家有关系，晚间国际新闻也不再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们的内战结束了，全世界也都认为塔利班现在是我们的政府。阿富汗发生的事成了明日黄花。新闻媒体的头条头版已经被其他悲剧事件所取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悲剧走到了尽头，在很多方面这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忘了我们，而这几年恰恰也是阿富汗最凄凉的时期，是最需要帮助的阶段。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如果说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完完全全地把我们投到地狱的深渊。这样的人间地狱是一群自称为真主和伊斯兰教徒的人所创造的。但是，根据我以及千千万万的其他阿富汗人的生活经验判断，这些人一点儿都不像伊斯兰教徒。我们的信念中有和平、宽容和慈爱，与全人类的权利和价值相符合。
我希望你们明白，作为妇女，真正的伊斯兰教会赋予你们政治和社会权利。它给你尊严，赋予你们自由受教育的权利，让你们有权追逐梦想，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它还要你举止端庄、态度谦卑、待人友善。我认为在这俗世，伊斯兰教义能够引导一个人走上正途，过着正当的生活。我为自己是个穆斯林而自豪。我把你们俩抚养成人，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正派、坚强的穆斯林妇女。
这些自称塔利班的人，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的伊斯兰教义对我而言完全陌生，他们关于伊斯兰教的许多观点来自不同文化，但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这帮人开着卡车，扛着枪，向阿富汗人民承诺会保护街道安全、恢复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局部和谐。刚开始，许多人都相信他们，但很快这种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变成了恐惧和厌恶，对阿富汗的妇女和女孩子们来说尤其如此。
好在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年轻女子。你们真的非常幸运。
挚爱你们的母亲
冒着生命危险的求婚
1996年
在伯尔万，我们住在哥哥的司机家。尽管他家并不富裕，但还是把我们安排到一间附属楼内。他们不让我们亲自下厨，而是把所有饭菜烧好，让我们吃现成的。我们受到贵宾礼遇，根本不像是不受欢迎的负担。
喀布尔的形势继续恶化，于是姐姐和姐夫也逃难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姐夫是名警官，所以也有被塔利班抓获的危险）。后来我们决定让他们俩继续往北走，到一个叫普勒胡姆里的地方找栋房子，然后我们大家再过去与他们会合。伯尔万虽然眼下还算安全，但是距离喀布尔太近，安宁的日子不会很长。在北方，没有人强迫你穿蒙面长袍，对我来说，有这么个重要的理由就够了。
我的姐姐和姐夫到了普勒胡姆里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但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而塔利班在伯尔万节节胜利，步步逼近我们的住处。有一晚，我正在熟睡，米尔沙卡伊把我摇醒，大声说我们得马上上车。当时，游击队员封锁了萨朗关口。这是世界第二高关口。当年苏联人在山中央炸了个长达五公里的隧道，建成了这个关口，堪称工程史上的奇迹。这是一条单行道，也是通往阿富汗北部的大门，只有在干旱季节才能通行。
游击队担心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北部会招致更多的不安全因素，也怕人群里混杂着塔利班分子，所以他们封锁关口的决定虽然残忍，但也是出于军事策略需要。可这么一来，两边的人都无法走动，也意味着我们无法跟普勒胡姆里的家人会合。
哥哥从北方盟军指挥官那里弄来了一张通行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开两辆车经过关口：一辆载着我们，另一辆给随行警卫人员。我们一行人中有个妇女没有蒙面长袍，也没有遮蔽面纱，我就把自己的面纱给了她，自己只围了一条红色的围巾。战场就在附近，万一塔利班发现了我，我就会被打得半死。
随行的警卫汽车也是红色的，是一辆海拉克斯牌汽车。这样的颜色很有讽刺意味，我禁不住笑了。我真不知道还能怎样把我们变得更显眼，尤其是我自己。从家里出来，我们径直开向街道。到处都是逃亡的人们。有一辆大车朝我们开过来，车上塞满了人，个个面带惊恐的神色，有三四个人挂在车窗外，还有好多人直接躺在车顶。这辆车活像一个蜂窝。
车子开出村子，上了大路，融入了逃亡大车队。成千上万的人都因即将到来的塔利班而逃命。车子上全是人们的衣服、厨房用品、毯子和家禽，有什么都带什么了。汽车的边上也都挂满了人，能挂的都挂满了。
我看到一辆出租车上挂着一名男子。从外表判断，他是乌兹别克族人，圆圆的脸，杏仁形的双眼。他很像个游击队员，他的一条腿上鲜血直流，接着他跳下车，显然是抓不住出租车了。然后他朝我们的车子走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枪，他挥了挥枪，命令我们停车，但是司机没理他。于是他就瞄准轮胎开了一枪。轮胎马上就爆了，车子来了个急转弯，几乎要撞上这个男子。我坐在车子前部，担心他过来拽我下车，可是司机很冷静，依然开着车前进。那男子朝后面的车子拼命地射击，我不敢回头看他是否杀害了某些无辜的家庭。
人们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命，只想出城。时值初冬，去往萨朗关口的路上，寒气逼人。因为纬度高，呼吸困难，车内的寒气把我们的脚指头手指头冻得生疼。关口已经封闭，没有通行证的家庭要么待在冰冷刺骨的山头，要么开车回去直接进入塔利班前线。即使有通行证，穿过关口也要好几个小时。指挥官不想让关口另一侧的战士看到有大批难民涌入，不然就等于在说他们已经败退，所以每次他们只放行一部分车辆，尽量让一切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在车队里，我嫂子看到了她的表妹。她刚刚结婚，和丈夫以及一个星期大的婴儿坐在车子里，神情恐慌，原来他们没有通行证。在那么寒冷的天气里，如果走不了，婴儿必死无疑。因此，我们决定把警卫车先留下，让他们的车顶替。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警卫车里：行李包、钱、珠宝，把守关口的人说警卫车过会儿就放行。
安全通过关口后，我们沿一条环山公路上山，车子在悬崖峭壁上颤悠地爬行。通常我对这么高的破旧山路很害怕，但那天却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终于成功摆脱了塔利班分子。
嫂子终于成功找到一栋房子，房间不多，而且已经住了60号人。他们都是我哥哥的部下，以前都是警察，现在没别的地方可去。这也是为什么阿富汗有那么多非法武装力量的原因。一旦政权倾覆，他们就没得选择，只好跟从老领导，组成一支武装力量。但是，我哥哥并不想让我们被一大群男人包围，所以就遣散他们回家。
午夜时分，警卫车辆已经通过关口，将我们的所有家当运达。等行李包一被扛进屋，我就上前一把拿了过来，心想，里面的珠宝一定不见了。这帮来保障我们安全的人已把它们全部掳走，他们是当地另一名指挥官的部下，派他们来护送我们过关已经是给我哥哥面子了，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嫂子把行李包搜了个底朝天，就是找不到珠宝。她几乎要哭了，而且有点歇斯底里，接着她搜出一条手绢，大声擤鼻涕。我禁不住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出来，除了笑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只有手绢跟她打包时差不多。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总算安全了。
家国之殇再次让我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我当医生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塔利班已经全面禁止妇女上学，即使喀布尔足够安全（但事实上显然不安全），我回校念书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我整天待在普勒胡姆里，烧菜做饭，打扫卫生，在花园里喝茶。这是我母亲和姐姐们忍受过的生活，也是我努力摆脱的生活，我的心情变得十分沮丧。白天慢慢变为黄昏，进入漫漫长夜，接着又是慵懒的早晨。我只想闭上眼睛，挡住黎明的阳光。
这个时候，许多男学生、教师和教授都已经逃亡到国外，所以上大学也已经失去了意义。塔利班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