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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挺立着。我也象树那样，并为它所吸引。
我的理想是沉静。教堂是使情感不受干扰的场所。
我时常怀疑我的文化观念是否新颖，比如，它是现代的还是舒曼时代的。这种观念的延续至少对我是一个打击，虽然它实际上并未延续。就是说，十九世纪后半叶被抹煞了。应当指出，这纯粹是本能的发展，而不是思考的结果。
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前途通常指的是世界沿着我们目所能及的方向发展就能到达的目标。通往将来的道路不一定不是坦途，不一定就是方向多变的羊肠小道。
我觉得奥地利人（格里尔柏尔策尔，列瑙，布鲁克讷，莱伯）的优秀作品特别难懂，蕴藏着无比微妙的含意。它们阐述的真理从不似是而非。
好的事物同样是神圣的事物。这虽然听起来令人奇怪，但却是我的道德观的总结。超自然事物才能表示超自然现象。
不可能引导人们到达善，只可能引导他们到达此地或者彼地。善在事实的范围之外。
一九三O年
最近，我和阿维德在一家电影院看了一部旧影片，我对他说：—部现代影片对一部旧影片的关系，就好象一辆当代汽车对一辆二十五年前制造的汽车的关系一样，旧影片给人的印象荒诞愚笨。可以把影片的发展过程与汽车的技术发展过程相比较。但是，它不能与艺术风格的发展——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相比较。它也一定与现代舞蹈音乐非常相仿。爵士舞蹈和电影一样是可以发展的。区别所有这些发展与风格的是它们的非组成部分的精神。
我也许正确地说过，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
今天，优秀建筑师与拙劣建筑师之间的区别在于，拙劣建筑师经不住任何诱惑，优秀建筑师却能抵制它们。
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出现裂缝时，有人用稻草将裂缝塞住；但是完抚人的心灵时，他只用最好的稻草。
如果有人认为他解决了生命问题并自以为是地感到万事简单时，一旦他回忆过去未曾发现“答案”的时期，他就会明白自己错了。况且当时人们也可以生存。现在的答案似乎与当时的事物有偶然的联系。逻辑研究也是如此。假若存在解决逻辑（哲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曾经有过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期。那时，人们一定已经懂得如何生存和思考了。
恩格尔曼告诉我，他在家里的一个装满手稿的抽屉中翻弄时，豁然省悟到手稿对于他人是有用的（他说，当他阅读已去世的亲友的信件时也有同感。）然而，一旦他想象出版一本文集时，这项工作顿失魅力和价值，无法付诸实行。我说，这与下述情况一样：没有什么比一个自以为从事简单日常活动而不引人注目的人更值得注意。我们想象在一个剧场里，幕布拉开后，一个男人独自站在一个房间里，他来回踱步，点燃香烟后又坐下了。我们突然从局外以通常不能观察自己的方式观察一个人，好象在亲眼阅看自传的一章。——这当然是离奇的，精彩的。我们应该观察比剧作家设计的剧情和道白更为动人的场面：生活本身。然而，大家每天见着它，但没有留下点滴印象。这是真实的，可是人们不从那种观点看待生活。——恩格尔曼望着他的手稿，发觉它们巧夺天工（虽然他不愿意单独发表任何一篇），他认为他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和一切生命，一切事物一样值得探索。不过，只有艺术家才能描绘艺术品一般的单个事物。确实，事先对手稿没有热情的人单独地。特别是兴趣索然地对待手稿时，它们将失掉价值。艺术品迫使我们——可以说——从正确的角度看待它。离开了艺术，这个物与其他事物一样只是自然的断片。或许我们会热情地抬举它，但这不授予任何其他人权利使我们与它相对立。
（我不停地思索着一幅乏味的风景照片。这是一个对风景饶有兴致的人经历某事时亲自拍摄的；不过其他的人将非常公正地，冷冰冰地对它进行评价。冷冰冰地评价某物永远是公正的。）
不过，好象我不必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就可以取得世界的劣种aeterni。尽管存在着这个途径——我相信——然而它在世界之上飞翔，在飞翔时从上空进行观察。
勒南在《以色列人》中写道：“生育、疾病、死亡、疯狂、倔强症、睡眠和梦想都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在今天，只有少数有天资的人才清楚地看到，这些现象的原因隐蔽在我们的素质中”。
反之，绝对没有理由对此感到奇怪，因为它们每日都在发生。假如原始人不得不感到奇怪的话，狗和猴子就更是如此。是否认为人们突然清醒，第一次注意到这些永存于世的现象，从而理所当然地感到惊讶呢？——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假定。不过人们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现象的，他们只是突然开始感到奇怪。不过，这与他们的原始状态没有任何联系。除非原始人不对以上现象感到奇怪，否则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的确与原始人无异。勒南本人就是如此，假如他认为科学的解释能加深疑虑的话。
今天，闪电比两千年前似乎更为常见，更不令人震惊。
人必须清醒过来表示惊奇。大概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此。科学是重新使人入睡的途径。
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讲：当然，这些原始人群不得不对一切感到奇怪。事实上这些人的确可能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奇怪。——关于他们不得不感到奇怪的猜想是一种原始迷信。（这好象在猜想他们不得不畏惧所有的自然力量。另一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原始部落非常害怕自然现象。——不过，不能排除高度文明的民族也将变得非常害怕的可能性。他们的文明和科学知识都不能保障他们免除害怕。尽管如此，伴随现代科学的精神的确不能与这种害怕相提并论。）
勒南所说的闪米特族的“良好预付卷”（我很久以前昕到的主意）标志着他们直接追求具体物的无诗意的精神，这是我的哲学的特色。
毫无掩饰地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这是宗教和艺术分手的地方。
一篇序言的草稿
这本书是为同情贯串于书中的精神的读者写的。本人相信，这种精神不是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的主流精神。它们的文明的精神清楚地体现在当代的工业、建筑、音乐之中，体现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中，与作者的本意水火不容。这不是价值判断。诚然，作者没有接受为建筑而建筑的现时代，并且由于深感疑虑而不敢接近现代音乐（尽管没有弄懂现代音乐语汇）；然而，艺术的消失并不能证明对创造这种文明的人的贬损是公正的。在这样韵时代，真正的强者把艺术直接地摆在一边，转向其他事物。单个人的价值不知怎样得到表达。当然，这没有发生在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一种文化犹如一个大型组织。它给每个成员分配一席之地，使这些成员按照整体精神进行工作。按每个成员给整个组织作出的贡献来衡量他的权力，是完全公正的。但是，在没有文化的时代，力量是分散的，个人的力量在克服敌对势力的倾轧性对抗中衰竭。这种力量没有在人们的旅途中表现出来，大概仅在人们克服倾轧时所产生的热情之中表现出来。既使时代展现的景象不是伟大的文化成果的形成过程，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种景象不是它的本来意义，因为它是由最优秀的人物在为一个伟大目标进行努力，一个拥有最优秀成员的团体在为纯粹的个人目标奋斗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不引人注目的景象。
因此，我认识到，文化的消失不表明人的价值的消失，它仅仅意味着这种价值得到表述。然而，我不同情欧洲文明的趋势，不理解它的目标。——如果它有目标的话。——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铪分散在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朋友们写了这番话。
如果典型的西方科学家根本不理解我的著作的精神的话，无论他是否理解或赏识我的著作，对我来说都无甚区别。我们的文明以“进步”一词为特征。与其说取得进步是文明的特点之一，不如说进步是文明的形态。它的特点在于建筑。它全力以赴地在建筑一个更复杂的结构。明确的探讨也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它自身的目的。相反，我觉得明确、清楚本身具有很高的价值。
我对建筑一幢大楼兴趣索然，因为我对这幢大楼的基础抱有明确的看法。
所以，我和这类科学家追求的不是同一目标，我的思维方式也与其他人的不一样。
我写的每句话都力图阐明整个事物，不断地对同一事物进行复述。似乎这些话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一种事物进行观察。
我也许说：假如我非得依靠梯子才能到达我要去的地方，我就会放弃去那儿的念头，因为我必须去的地方是我现在站立的地方。
任何需要攀爬梯子才能获取的东西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一种运动在系列中与思想密切相连，另一种运动却始终对准同一个地方。
某人富有创建性，捡起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另一人却始终捧着同样的物。
冗长的序言的危险在于，书的精神实质必须明显地寓于其中，而不可能被描述。如果为少数读者写一本书，那是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它。这本书必定自然而然地把理解它的人和不理解它的人分开。甚至序言也是为理解它的人写的。
对某人谈论他不懂的事物是无的放矢，既使你多费口舌，他也无法理解。（这经常发生在你所爱恋的人身上。）
如果你不希望有些人进入你的房间，那就把门用他们没有钥匙的锁锁上。不过，没有必要向他们提及此事，除非你需要他们站在门外欣赏房间。
体面的做法是把门锁上，能打开锁的人才会注意到，其他人却不会注意。
然而，适当的言词是：我认为这本书与欧洲和美国的发展的文明毫无联系。
由于他的精神在环绕文明时才可能产生，所以它们有不同的目标。
必须严格避免一切宗教仪式（如高级神父的拍打），因为这类仪式很快变腐朽了。
当然，接吻也是仪式，而且它不会变腐朽。不过，只有真诚的接吻之类的仪式才是被允许的。
使精神简洁的努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当你撞到你的诚实的限度时，你的思想似乎陷入了混乱。无尽的倒退：你能说出你喜欢什么，那使你不走得更远。
我一直在读莱辛的著作（对《圣经》的评论）：
给它添上言词的外衣和风格……，它完全是同义重复。不过，玩弄伎俩时有时显得要说不同的，实际上雷同的话，有时显得要说雷同的，实际上或可能是不同的话。
如果我开始写一本书时没有把握，那是因为我对有些情况不了解。我喜欢开始时运用第一手哲学资料、形成文字和口语化的句子以及相关的书籍。
现在我们正处在“天下大乱”的困境之中。也许这是开篇之言。
假如某人仅仅超越了他的时代，时代总有一天会追上他。
一九三一年
有的人认为音乐是一种原始艺术，因为它只有一些音符和节拍。可是，音乐表面上简单，它的实体本身却可能解释这种明确的内容。音乐的实体包罗一切其他艺术的外部形式的、音乐隐含其间的无限复杂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是最深奥微妙的艺术。
有些问题是我从未接触到的。它们不在我的道路上，不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是任何哲学家都未碰到的（尼采可能从旁经过），而由贝多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