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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的原动力（如果这是适当的词）是一种属于土壤的、而不是属于种籽的原动力。（也许我没有自己的种籽。）在我的土壤上撒下一粒种籽，它的成长将与它可能在其他土壤上的成长不同。
弗洛伊德的原动力也是如此。我始终相信——不知什么原因——精神分析学的真正胚芽起源于布罗伊尔，而不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当然，布罗伊尔的种子必定是颗粒微小。勇气始终是首要的。
当代的人认为，科学家的存在是为了教育他们，诗人，音乐家等的存在是为了给他们快乐。这给他们某种启迪一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钢琴演奏，人类的一种手指舞蹈。
可以说，莎士比亚表演了人的情感的舞蹈。所以，他必须是客观的；否则，他就不会大量地表演人的情感的舞蹈——象他所谈论的。然而，他是在舞蹈中，而不是自然主义地向我们表演这种舞蹈的。（我的看法来自保尔·恩格尔曼。）
甚至最高级的艺术形式也有被称之为“风格”的东西，这种东西甚至可以被称为“个人惯用格调”。他们的风格还不如儿童的第一次讲话的风格。
一九四O年
因果联系观点的潜在危险在于，它引导我们说：“当然，这必然会如此发生。”然而，我们应该想到：它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的途径发生。
如果我们从人种学观点看待事物，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认为哲学是人种学呢？不是。它仅仅意味着我们站在局外的立场上，以便能更客观地观察事物。
我所反对的是我们所得到的一种先验的，完美无缺的观念。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完善观，它们都不是绝对灼。
我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为我们的不同于现实舶思想构思一种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末我们就会从一种崭新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讲真话比起讲假话来，只是经常地有点微微的不舒服，这就象喝苦咖啡比喝甜咖啡要困难些一样。可是我强烈地倾向于讲假话。
一切伟大的艺术里面都有一头野兽：驯服。比如，门德尔松那里没有。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把人的原始冲动作为低音基础。它们不是旋律（也许象它们在瓦格纳那里一样）。但是，它们是使旋律获得深度和力量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门德尔松可以被称为“复制的”艺术家。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为格蕾特尔建造的房子是极其灵敏的耳朵和良好的风度的产物，是（对一种文化等）高度理解的表现。但是，进发在空旷之地的原始生活、野蛮生活——这很缺乏。所以，他可以说这不健康（克尔凯郭尔）。（温室植物。）
一位先生在教学时可以从学生那里得到好的、甚至惊人的成果；可是，他可能不是一位好先生；因为情况可能是，当他的学生直接受他的影响时，他把他们提到不自然的高度，却没有培养他们在这个水平上的工作能力，所以先生刚刚离开教室后，学生们又马上加以抵制。或许我也是这样；我有时这样考虑过。（马勒尔在亲自指导学生的学业时，获得了优良成绩。他没有亲自指导时，管弦乐队似乎马上要垮台。）
“音乐的目的：交流感情。”
与此有关：我们可以正确地说：“他脸上现在的表情和以前的一样”——即使标准在这两种场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怎样运用“同样的面部表情”这些词呢？——怎样知道有的人正在正确地运用这些词呢？我是否知道我正在正确地运用它们呢？
可以说：“天才是依靠勇敢去实践的才能。”
力求被人爱戴，不求被人羡慕。
值得称羡的不是惶恐，而是受到抑制的惶恐，它使生活具有价值。勇气，而不是机智，甚至不是灵感，——这是一粒会长成大树的芥茉。在这种程度上，哪儿有勇气，哪儿就有互和死的联系。（我正在思考莱伯和门德尔松的管风琴乐曲。）可是，承认他人需要勇气并不能使你赢得勇气。
有些时候，某种措词必须从语言中撤走，送去清洗，——然后，可以将它送回到交流之中。
能看见正在眼前的东西是多么困难啊！
你一定不能勉强放弃谎话，同时又讲真话。
风格适当的写作直接将客车搁在轨道上。
如果这块石头此时纹丝不动，被牢牢楔入的话，那首先就移动一些石块放在它的周围。
如果你的客车在铁轨上扭曲的话，我们所能做的是使你在铁轨上挺直。然后开动客车是我们留给你的事情。
抹掉灰泥比移动一块石头要容易得多。嗯，你只得先干一件，然后再干另一件。
一九四一年
我的风格象拙劣的音乐作品。
不要为任何事情道歉，不要遗留任何事情；注意看它究竟象什么——但是必须留意有助于理解事实的东西。
我们的最大愚蠢也许是非常聪明的。
难以相信一个新抽屉是多么的有用，它被恰当地置于我们的档案柜中。
必须说新东西，可是它肯定全是旧的。
事实上，你必须限定自己讲旧东西——它肯定仍然是新东西。
不同的解释必须与不同的运用相一致。
一个诗人也必须经常扪心自问：“可是我写的东西的确真实吗？”——这不一定意味着：“这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吗？”
是的，你必须收集旧材料。但是在一座建筑物中，——我们年老了，问题又从手指上滑掉了，就象我们年轻时一样。我们现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不能抓住它们了。
科学家的态度是多么奇怪啊——：“我们对它仍然无知；但是它是可知的，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似乎它的进行不需要说话。
我可以想象，某人认为‘弗纳姆”和“梅森”两个名字互相适用。
不要提过多的要求，不要担心你所要求的东西会化为乌有。
经常问‘为什么”的人就象站在一幢建筑物前阅读导游手册的旅行者一样，这些旅行者忙于了解这幢建筑物的建造史，以至于妨碍他们观看这幢建筑物本身。
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配合旋律可能是—个特别困难时问题。问题是：如果我有倾向性的话，我应该对配合旋律抱什么态度呢？他也许已经找到合乎常规的、为人接受的态度，但是仍然感到这种态度不适合于他。什么样的配合旋律应该对他有意义，这点还不清楚。（在这方面，我想起舒伯特临死前想学习配合旋律的事。我认为，他的目的也许不仅仅是为了多懂点配合旋律、以便决定他在哪儿与配合旋律有关系。）
瓦格纳乐曲的主题可以被称为音乐散文句子。正因为存在“格律散文”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些主题能按照旋律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不构成一首旋律。瓦格纳戏剧也不是场景的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仿佛是一根巧妙纺织的线，而且不象主题和场景那样受到激励。
除了本质以外，不要把他人的例子作为你的指南。
哲学家们使用的语言似乎已经被过紧的鞋子挤变形了。
戏剧中的人物激发了我们的同情心；他们象我们所认识酌人、通常象我们所爱的和所恨的人：《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人物根本不能唤起我们的同情：我们从不感到似乎认识他们。他们象思想、而不象人一样列队从我们身旁经过。
一九四二年
数学家帕斯卡欣赏数论原理的美，似乎他在欣赏一种美丽的自然现象。他说，妙不可言，数有多么精彩的特性呀：似乎他在欣赏某种水晶体的对称。
有人或许说，造物主在数中创造了多么不可思议的法则啊！
你不可能建造云彩，这就是你梦中的未来永远得不到实现的原因。
飞机出现以前，人们梦想着飞机，梦想着拥有飞机的世界的场景。可是，正由于现实不同于人们的梦想，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未来一定会按照我们现在的梦想发展。因为我们的梦想蒙盖着纸帽、化装服装之类的虚饰物。
科学家的科普读物不是艰苦工作的产物，而是他们在满足于已得成绩的时候编写的。
如果你已经得到一个人的爱，那么为这种爱作出任何牺牲都不为过分；不过，任何牺牲都太大，以至于你买不到它。
实际上，正如熟睡和浅睡之间存在着差异一样，存在着深刻显现的思想和表面喧闹的思想。
不能拔苗助长。你所能做的一切是使它得到温暖，滋润和光线；这样它必然生长。（你甚至触摸它时也得小心翼翼。
漂亮的东西不会是美的。
有个人将被监禁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有扇未上锁的门，从里边可以把门打开；只要他没有想到拉门，而是想着推门的话。
把一个人放到错误的环境以后，一切事情都将不正常，他在各方面将显得不健康。把它放回到适宜的环境以后，一切事物都将生机勃勃，显得很健康。但是，假如他不在适宜的环境怎么办？那末，他只好在世界面前尽量显得象个跛子。
如果白色变成了黑色，有的人会说“它本质上未变”。然而，如果颜色变暗了一成，其他的人会说：“它已完全变了。”
建筑是一种姿态，不一定人体的一切有目的的运动都是姿态。按照一种预期的建筑形式设计的建筑也不一定是。
目前，我们在与一种潮流抗衡。不过这种潮流将会消失，而由其他的潮流所取代。我们反驳它的方式将不会被人们理解；人们将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讲这些。
从可疑的论据和隐蔽的针箍那儿寻求谬误。
一九四三年大约两千年前，有个人创造了这个图形而且说；它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成为机车装置的形状。
或许：有人曾经制造了蒸汽机的全部机械，但是不知怎样使用它推动物体。
你看作才能的东西是待你解决的问题。
天才是使我们忘记大师的才能的东西。
天才是使我们忘记技巧的东西。
天才在技巧的单薄之处暴露无遗。（《名歌手》的序幕。）
天才是阻碍我们认识大师的才能的东西。
只有从天才的单薄之处才能看出才能。
一九四四年
探讨哲理的人渴望思想平静。
为什么我不应在与言词原始的用法相抵触的用法上来应用言词呢？例如，当弗洛伊德称渴望的梦为希望实现的梦时，他不是这样做的吗？这里的不同在哪里？从科学的观点看来，一种新的用法的合理性是被某种理论所证明的。如果这种理论是虚假的，这种新的扩大的用法就必须被放弃。但是，从哲学上来看，这种新的扩大的用法并不依赖于对自然过程的真实的或虚假的信念。事实不能证实这一用法的合理性。没有人能对这一用法的合理性以任何证实。
人们对我们说：“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是吗？我也正是在你所熟悉的这种意义上使用它的。”（而不是在那种特殊的意义上”。）这种用法是把意义看作是言词本身携带的并且在每种用法上都能保持的光环。
哲学家是那种在达到常识性的观念之前必须在自身中纠正许多理智错误的人。
如果在生命中我们是被死亡所包围的话，那么我们的健康的理智则是被疯狂所包围。
需要思考是一回事，而有进行思考的才能是另一回事。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释梦学说中有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就是这一学说表明了以人的心灵描述想象中的事实的这种方式是如何的复杂。
这种描述是这样的复杂、这样的没有规律，以致我们几乎不能再称之为描述了。
一九四四年或稍后
我的论述难以理解，因为除了依然沾着一层旧观点外，还说了某种新的东西。
约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
有某种使人疯狂地要求被压抑的渴望吗？ （我想到舒曼，但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