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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伙苍白着脸，老老实实地把螺丝一个个拧开，“哗”的一声，铁板被掀开了，六个巨大的油箱，赫然出现在车底，每个油箱大约能装200升左右的汽油。
接下来，出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恐怖一幕，约旦海关人员将司机铐起来，让他将所有油箱底下的阀门打开，把汽油全部放掉。我们怔怔地坐在车上，透过车窗，看着汽油汩汩地淌了一地，海关的人就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拿出香烟互相点来抽。我顿时觉得后背冷汗涔涔，这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巨大的汽油炸弹上吗？伊拉克的天气燥热多风，万一有个火星子飘在地上，我们就整体被烧烤了！这一幕，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事情很明显，这个司机就是以我们的记者身份做掩饰，走私贩卖汽油。伊拉克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很受周边国家欢迎。伊拉克的汽油非常便宜，在巴格达，一辆普通汽车加满一箱油，折合人民币才几毛钱。驻伊大使馆的司机曾告诉我们，由于汽油太便宜了，每次结账太麻烦，他们就固定在一个加油站加油，年初扔下100美元，年底去结账，还没花完。当时联合国虽然对伊拉克有制裁，但允许用出口一部分石油和汽油换食品。因为汽油太便宜了，所以伊拉克民间有些人感到有利可图，就利用这种方式往外贩汽油。
2003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时，充分体验到“警察国家”的腐败——不但到哪儿都要“塞钱”，还要接受无孔不入的监视。十年后重返伊拉克，境况并没有好转多少，仍然遍地警察，身边也总有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因为这个倒霉的司机，我们在约旦海关被连番审问，经过再三解释，好不容易才说明白我们是记者，只是为了离开伊拉克而租了这辆车。后来，海关的人罚了那司机一笔钱，总算把我们释放了，前前后后总共被扣了近24个小时。
我从约伊边境口岸进出伊拉克大概有10次，虽不是每次都如此惊心动魄，但基本上每次都得脱一层皮。后来过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了经验，在进入伊拉克之前，我会在约旦境内买上几箱百事可乐，如果伊拉克海关这边有阻滞，我们就直接从车上搬两箱百事可乐，送到他们办公室。遇上好说话的人，对方大概会说一声“谢谢”，然后半个小时之后盖完章，如果遇上不好说话的，还得塞上50到100美元。
这次来到伊拉克办公区，没有可乐傍身，我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会遇上什么状况。深夜时分，整个办公区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一两辆小型巴士从出口那边出来，一看就是逃难出来的伊拉克人。
车停好之后，他们俩在车里等，我拿好护照，忐忑地走进一间昏暗狭小的办公室里，将护照递给办公桌那头的伊拉克官员，一个50岁左右的典型中东人，一脸胡须，一身西服，身材略有发福，可能是边检站的站长。
我恭恭敬敬地把三本护照递过去时，随手就把一张100美元的崭新票子，放在他桌上，说：“这是点小心意，我们之前刚从伊拉克出来，现在因为战事发生了，我们需要回去做报道，希望您能行行方便。”
站长先生查看了一下护照，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打着手势说：“不着急，不着急。”
我说：“好，那就等一等。”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看着他翻这个翻那个，就是不理我。
过了半个小时，我憋不住了，又问：“先生，现在天已经很晚了，越晚路越难走，您看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办一下手续？”
他还是打着哈哈说：“不着急，你先到车里休息，过一会儿再来。”
我只能无奈地回到车里，杨小勇和冀惠彦也很着急，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弄了这么久。
我有点沮丧地说：“就让我等着，没说成也没说不成。我钱也给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拿到钱好像没什么反应。”
他们俩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憋着火等。当时，整个办公区好像只剩下那位疑似站长的先生，按理说国内爆发战争，边境口岸的人一般会很紧张，但是那个人看上去很斯文，沉得住气，我也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雨一直下，又这么火烧火燎地等了近一个小时，过了午夜，我再次下车，跑到那间办公室坐着。站长先生一见我就说：“你来了？你们这个护照有点问题。”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糟糕，不会彻底给我们拒了吧？都走到这儿了，再要我们回去，那可是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啊！眼前这个伊拉克人，并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从巴格达到约旦，约旦到科威特，又从科威特星夜兼程地赶回来，他更不知道，我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信念，背负着怎样的责任而来，不行，绝对不能在这里被挡回去。
我咬咬牙，试探着问：“请问，有什么问题呢？”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护照上有前几日出境时的盖章，说明你们已经离境了，要再进去的话，需要由使馆重新发签证。如果没有签证的话，我不可能给你们盖章，让你们通过。”
我心一沉。其实，一路上我就在为此犯愁，我们之前的签证不是多次往返，所以一旦出境，理论上签证就无效了，站长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是合理的。
但是，在伊拉克，总是能找到与道理博弈的方法。
我连忙解释：“之前是因为临时性的任务离开伊拉克，还有很多设备和物品留在巴格达，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所以需要赶紧赶回去。”我还撒谎说，“昨天我去过你们驻约旦大使馆补签证，但是大使馆关门了。”
那时，伊拉克有许多驻外大使馆的确无法正常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话能不能骗过去。总之，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就坐在那间昏暗的办公室，面对这个正襟危坐的伊拉克海关官员，用尽浑身解数地解释恳求。
我说，我跟伊拉克外交部的某人是朋友，和新闻中心的某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您看，中国跟伊拉克关系这么好，我们中国的记者很理解、同情贵国的处境……说了半天，他终于松口说：“这样吧！我再研究研究这件事，你还是先回去，明天再来看一下。我那边办公室还有点事，我要去一下。”
我一看他要走，急了，赶紧又往他手里塞了100美元。他很敷衍地说了一句“OK”，便又把我支了出去。我内心就像有把火在焚烧，但也只能再回车里去等着，百无聊赖地听着雨打车窗的声响，在不安中又过了一个小时。
我第三次去敲那间办公室的门时，无人应答，我又去敲旁边办公室的门，敲了好半天，他才揉着眼睛出来了，估计我在焦急等待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办公室打瞌睡吧。
他一见我就说：“来来来，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给他点上，他跷着二郎腿坐下，依然是那种高傲的腔调：“我其实跟你们中国很熟的，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个复兴党的基层组织专门去中国访问过。听说你们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听说你们的邓小平很厉害，搞了改革开放，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不信共产主义了？”
我一看他脸上笑容很友善，似乎有跟我促膝长谈的趋势，感觉这事有门儿，不管什么话题，赶紧陪着聊。
之前一直很沉默的站长先生，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开始问东问西，问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怎么样，问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与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地位相比如何。这些看上去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耐着性子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有问必答，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期间，他甚至把话题拐到了计划生育上面，说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孩子降生是安拉的旨意，是延续生命的下一代，怎么能人为控制呢？
我就客串了一把计划生育的国际宣传员，头头是道地跟他解释：“您看，我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也并不算很丰富，如果对人口没有一定控制的话，人太多，资源分配不过来，大家就很难过上好日子。您想象一下，伊拉克才两千多万人口，国土面积有44万平方公里，而我们中国的人口有13亿，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俩在这个办公室，如果是搁在中国，就是二三十人在这屋里，根本就没有空间。”
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访谈”。心里明明急得要命，想着什么时候能赶紧给我盖章，赶快让我能进去，脸上却还得堆着笑，装出一副特别诚恳的样子，见招拆招，回答他各种稀奇古怪甚至很幼稚的问题。他甚至还问过，你们现在农村的女人，是不是还是那么一点小脚？
一番长谈之后，他就出去了，我以为他只是上厕所，结果快20分钟了还没回来。门外黑黢黢的，我四处找不到他，只好又跑回车上。冀惠彦出主意说，不行再给他塞点钱？我说，都已经给了300美元了，看来还不够。于是，我找杨小勇又要了200美元储备金，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揣着美元，我又回到那间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钟头，终于看见站长先生来了。我用平生最恳切的表情对他说：“站长，您看咱们刚才聊得多开心啊，这都后半夜了，我那两个同事已经困得不行了，您就帮帮忙吧。”说话间，顺势又塞给他100美元。
他依然没有松口，说：“你们这个签证，我确实没办法处理。”
我几乎已经是“死乞白赖”：“那个出境的章也不是特别清楚，您看是不是能通融一下。”
他看看外面，笑着说：“天快亮了，我马上要做礼拜了，你先等我一会。”说完，又消失在另一间屋里。
等他做完祷告回到办公室，突然又开始感慨说：“我们伊拉克人是多么伟大的民族！”于是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都有些茫然无措了，他突然声音高了起来，“我孩子多，五个孩子！”说话间，举起了一个巴掌，五根手指，挨个数着，“现在战争爆发了，该怎么面对未来，我也不知道，我的两个年纪小的孩子，现在连奶粉都喝不上。”
我一听这话心领神会，说困难，那就是资金还没到位，我兜里还剩下两张100美元，干脆一口气拿了出来，直接说：“是的，我很理解你们，确实是这样，这个给您，就当给孩子买奶粉的。”
他接过美元，笑了：“伊拉克人和中国人还是好朋友，你看着吧，这场战争打起来，就不会轻易结束。萨达姆不会投降的！我们的总统绝对不会投降！美国人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赶紧打蛇随棍上：“对！美国人就是霸权主义！”一些只在电视剧里看过的革命口号，就这么自然地脱口而出。
站长先生看上去终于足够满意了，他打开抽屉，把里面的各种印章，次第拿出来看看，说：“把你那两个同事都叫来。”
我赶紧把冀惠彦跟杨小勇都叫了进来，他依次打量着他们：“密斯特杨，密斯特冀——”终于拿起笔在一张表格上写着什么，然后拿着三本护照跑到隔壁屋，过一会回来递给我们说：“OK，你们可以去巴格达了。”
我还有点不放心，别稀里糊涂地被蒙了，赶紧当着他的面把护照翻开，看着上面那个“准入”的印章，心里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