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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平台全是我们的，我们想占哪个位置就占哪个位置，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可以大展拳脚了。
看着这个曾经寸土寸金，如今空空荡荡的平台，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豪气：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原因，当别人都走了而你还在这里的时候，高下立见，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记者的魅力就在于此。
路透社的一位女摄影记者玛格丽特·摩丝也留了下来，我对她印象很深刻，她是一位敬业的战地记者，半边脸在波黑的一次战地采访中受了伤，做过整容。一起在伊拉克采访的时候，我曾经看见她一只手拎着摄像机，另一只手拿着三脚架，还背着一堆器材，跑得比男摄像还快，非常干练。多年之后，我在新闻中看到，这位令我充满敬意的女记者，因患癌症去世了。
第一次遇到空袭时，我们都在平台上张罗，我在忙着连线，杨小勇在维护线路，冀惠彦扛着摄像机，一手拿着三脚架，一手在拍摄。
当时记者中风传一个消息，说在巴格达的媒体有些报道由于太过真实血腥，引起了美英联军不满，所以联军将新闻中心定为下一个轰炸目标，要警告一下在伊拉克的记者。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所以，空袭警报突然一响起，平台上所有人都很快地往下跑，跑到楼下一个居民区停车场的空地上。
我也刚准备往下撤，突然看到冀惠彦手里拎着机器和三脚架，朝人流相反的方向跑。我大声喊：“老冀，你干吗去？”
他头也不回地喊道：“我去拍炸点！”
我就知道他有这想法，连忙喊道：“太危险了，你别去！”
他很坚持，一边跑一边喊：“我得把这个炸点拍下来。”
在二楼平台上，有一个配电室一样的小房子，可以通过梯子上去，相当于一个制高点，冀惠彦显然是想爬上去。我马上回转头跑，跟上他，一把把他的三脚架拿上，跟他一块上到那个小房子的屋顶。
长期合作，出镜记者和摄像之间会形成一种默契，因为扛着机器的人看不见脚下周边，所以记者会帮他控制着。有时候冀惠彦为了取景，会后退两步，或者往旁边挪，我就要把他推住，以免他摔下去或者绊倒。我们就这样互相配合着，在那个屋顶上拍摄空袭。
2013年重返巴格达，我和冀惠彦站在天堂广场前来了一张感慨万分的合影。十年前，我俩曾在这广场对面的平台上亲密合作，冒着“导弹雨”，拍下了珍贵的画面。十年后，得知台里有派我重返伊拉克采访伊战十年的计划，老冀第一个找到我说：“重返伊拉克别忘了老哥哥我，我是一定要去的。”“伊拉克”三个字被一场战火，牢牢刻进了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最先看到，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总统府大楼方向，很亮的光一闪，然后是一股白烟，过了一两秒，一声巨大的闷响从周围的空气压迫而来，冲击着我们的耳膜。虽然没有直接的冲击波，那声音的震撼和地面传来的震动，也让冀惠彦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
1998年来伊拉克报道“沙漠之狐”时，我们也经历过空袭，积累下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目标往往会投两个导弹。所以，冀惠彦拿稳了摄像机，对着那个方向就没动，可能第一下没找准，镜头不够稳定，所以他胸有成竹，稳稳地等着。没过一秒钟，又是亮光一闪，冒白烟，巨响重来。
在爆炸声的余响中，我大声问他：“你拍到了没有？”
冀惠彦很兴奋地大喊：“拍到了，绝对拍到了！”
我说：“快，我们接上话筒，我现场报道一段！”
接上话筒后，我现场临时组织了一下语言，大概意思是：“我们现在正在巴格达，这里依然处在联军的密集轰炸中，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在新闻中心楼顶上工作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右前方传来了两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现场记录下了这个画面……”
这个珍贵的画面，令我和冀惠彦特别自豪，这一趟巴格达，我们算是没有白回来。那时，整个巴格达还有很多地方，都在同时遭遇空袭，我们让杨小勇赶快联系传送，我们接下来还能想办法赶紧拍到更多的东西。
当时，那个土耳其电视公司的帐篷里，还有一些其他媒体的记者。有人看到了我们的画面，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一下子都围上来，跟我说：“这个画面也给我们用一下吧！”
我心里那个得意啊！
以往我们要是想用一些外媒的珍贵画面，要求他们资源共享时，一般都要付相应的价钱。我不是没有商业头脑，但这正是为咱们中国媒体、中国人长脸的时候，所以我很痛快地回答：“没问题，for free（免费）！但是你们要打上‘资料来源CCTV’。”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OK，OK！”
后来，我看到美联社在传素材时，清清楚楚地在提示板上写着：“来源CCTV（中国）”。
这是我们2003年去伊拉克采访中，最自豪的一件事，我们拍到了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在首都巴格达最独家的一段画面，靠的是冀惠彦和我们整个团队一种不要命的勇敢，当然还有媒体人的专业和敬业。
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感觉如何，我一定会告诉他，那时的感觉就一个字——“爽”！在世界大事的话语权上，西方媒体总是占据主导，而这次，他们也得引用中国媒体的素材，在这次新闻大战中，我们拿下了含金量颇高的一分！
当天晚上，我们入住在新闻中心旁边的曼索尔饭店，又经历了几次空袭。夜里，在那个窗外就能够看到底格里斯河的酒店里，我们做了一件事：台里说《东方时空》要做特别节目，要录一段我们的访谈，每个人都要对着镜头，说说重返巴格达采访的感受。
冀惠彦先给我们俩拍，轮到冀惠彦被采访时，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拍。”虽说我不是摄像，但是这么多年来，看也看熟了。开机关机推拉镜头什么的，操作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
那一晚的录制，非常难忘。一直处于奔波忙碌中的我们，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思考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说一些真心话。外面仍然时不时地响起防空警报和爆炸声，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拼搏，如今又重回战场的我们，依然在茫然中守望理想，战争刚刚爆发第六天，前程未卜，明日未知，联军的地面部队会不会攻进来，我们所在的地方会不会成为空袭目标，甚至下一刻是否还活着，都是未知数。唯有平静审视，回溯历程，才会陡然发现那个浅显的事实：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不舍和牵挂。
面对镜头，感慨像滚烫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每个人都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人生，谈采访的感受，谈此时此刻的心情，谈自己对于新闻事业的认识。而当我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冀惠彦说起了他的母亲。
他说：“我们是2月5日出发的，6日是我母亲的生日，我之前一直没告诉她，我这趟要去伊拉克采访。每年老太太的生日，我都要买个蛋糕跟她一起过。但是这次因为之前要忙很多事，忙到很晚，没来得及提前订蛋糕。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蛋糕店，人家都要关门准备过春节，我跟他们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嘴皮子都磨破了，最后，那家店专门留了一位师傅，帮我现做了一个蛋糕。我拿上那个蛋糕，就上老太太那儿去了，跟她说：‘妈，祝您生日快乐！但是我今年没法陪您过了，我明天要去一趟新疆出差。’那时候，只能那么说，说是新疆，不想让老人家担心……”
说到这一段时，我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很清楚地看到他眼睛里有泪水打转，声音也开始哽咽了。我在《东方时空》当了多年记者，经常听到我们摄像评讲时说，哪个细节抓得好，什么时候该注意特写等等，那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把镜头推上去了，捕捉到那位硬汉军人记者热泪盈眶的眼部特写。
这是我认识冀惠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哥，非常优秀的记者，非常孝顺的儿子，在异乡流下的真诚的眼泪。
在那个尽情倾诉衷肠的夜晚，我们暂时卸下职业、责任和新闻理想的担子，赤裸裸地翻阅着自己的情感，就像是提前面对自己人生终结前的那一刻，为挚爱的家人留下最后悲壮的话语。
我也倾诉了许多，也想念着许多人，想念近八十高龄的父母，想念着还未长大成人的女儿，我不愿他们为我担心，却一次次踏上让他们担心的旅途。我没有太多漂亮的言辞送给他们，在镜头前游刃有余、滔滔不绝的我，在表达情感时，却非常木讷与词穷。所以，我只能在我擅长的环境里，面对镜头，说出那些真心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脆弱和真实，只能掩藏在暂时安全的夜色里，当第一缕曙光照亮这个罹受苦难的城市时，我们又将抛弃这些柔软，披上坚硬的盔甲，踏上那追逐真相、记录历史的征程。
10．别了，巴格达
在空袭和爆炸声中，我们度过了不眠一夜。电力基本切断，我们就打着手电拍摄。录制完访谈睡下时，已经凌晨4点多，但早上7点我们就起来了。哪怕只有3小时的睡眠，我们也是在不断楼上楼下折腾中断断续续睡过去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新闻中心的楼前，碰上了闾丘露薇。说句心里话，和她再次相逢在巴格达，感觉颇有些微妙和尴尬。一方面，由于她的勇敢举动，使得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央视，在一段时间内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我个人对此心情也很复杂，因为我曾经有意无意地帮助过她，如果她当时进入伊拉克时能打声招呼的话，我也不至于会如此被动，我多少有点被涮了的感觉。
当然，在我们见面时，我们依然以朋友的方式互相打招呼，寒暄，交流目前掌握的信息，问问现在还能拍到什么东西。当时的巴格达一片混乱，并不是想要去哪里采访，就可以去，虽然之前的官方“陪同”没有了，但是依然会有监视存在。我们聊了一下局势，聊了一下采访技巧，然后就分开，各自工作去了。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她的做法。后来她接受采访时，说她进入伊拉克时关掉了手机，没有跟她的台领导说，为了保护电视台，也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是跟我很类似的想法和故事，虽然我从未找她印证过这件事。
与闾丘露薇分手后，我们又到了几个街区和居民区，做各种采访，然后传送。一整天没歇没停地过去了，我都忘了那天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是有什么吃什么，抓着一口是一口。阿布给我们送了一次水和食物，然后说家里很乱，要回去看看，之后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我们在曼索尔饭店住了一晚，耳边尽是爆炸声和混乱声，觉得不安全，听说一些西方记者搬到了巴勒斯坦饭店。一打听，饭店客满，我们只好住到巴勒斯坦饭店后面一家招待所。
人生下来就会有天生的恐惧，更不用说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我们并非不怕死，之所以会在那个时刻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是因为有更重要的精神支柱在支撑着我们，有更重大的使命感在召唤我们，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勇气，能够压倒一切对死亡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空袭和爆炸继续，我们继续楼上楼下地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