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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装甲吉普车在前面开道，前后跟着我们两辆车，大概开了有一二十公里后，他们跟我们挥手再见。又是几百公里，看到了边境，看到了我们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车和人，再后来，我们来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当天晚上，驻叙利亚的女大使，还有使馆里的所有同志给我们接风洗尘和压惊。“你们是中国的记者，你们是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功臣”，这样的话当然听了不少。但是我们几个都打不起精神来，坐着喝闷酒，还借着酒劲说了一些气话。有些话是针对闾丘露薇说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闾丘露薇不仗义，她要是不出去，坚持跟我们攻守同盟，我们也许能够在伊拉克赖下来。
现在我已经有些释怀，我用冀惠彦跟我说的那段话，去理解闾丘露薇当时的处境。如果她拒绝她的老板，也许也会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又如何施展她的新闻理想？但是在当时，我们除了一吐不快之外，完全无话可说，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
从战场回到国内的我们，没有被追究违命之责，相反得到了莫大的包容和赞誉。台领导亲自拿着鲜花到机场接我们，报道组还被邀请做了几场汇报演讲，台里表彰我们“捍卫了中央电视台的荣誉，为中央电视台伊拉克战争报道工作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个人也受到了不少厚遇，从“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到“五一劳动奖章”，各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
2003年从伊拉克回国，我们一行人在机场受到了台领导“鲜花接机”的礼遇。照片中的我手捧花束，笑容灿烂，内心却有一道深深的伤疤，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痛。我曾在采访中“夸下海口”，除非“伊拉克把全部记者都驱逐出境，我们整个报道组才考虑撤退”，最后却不得不奉命撤离。这其中的委屈和无奈，让我在十年后依然觉得伤感。
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
2003年我们两进两出，却没能将这场战争全程报道下来，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这是毕生的缺憾；而由此在网上引发的口诛笔伐，固然我是个大大咧咧的西北人，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一直低调对待，但总有字句会灌进耳朵，在内心溅起波澜；并且，当年为了留在巴格达，我编造了一些谎言，为了保护团队保护央视，很多事情回国后不能坦然说出……种种复杂情绪郁结于心，一层一层，裹出一个坚实的茧，偶尔碰触，便隐隐作痛。
十年后回头来看，2003年出征巴格达，以斗志昂扬开始，却以郁闷和无奈告终。我感觉我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随后这十年的步伐，就一直别扭在这几秒钟之上。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那错过的“几秒钟”，足以划开一道伤口，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第二章
Chapter 2 2013伊战十年回访
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这场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十年后仍在延续。巨大的变革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家发展的轨迹，甚至会毁掉这个民族的内在品性和精神状态，使这个民族偏离方向。
重返伊拉克后，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如今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战争，并不是可以“重启”的游戏。
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1．十年重返揭秘伊战
十年之后重返伊拉克，返回我战斗过、依恋过、痛恨过，又梦萦魂牵的那个地方，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2012年底，一位朋友告诉我，从报纸上看到我又要去伊拉克的消息。我大吃一惊，查询消息来源，原来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梁建增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台里2013年重大新闻题材报道计划，其中有一项就是，在伊拉克战争十周年之际，台里准备派报道组，让曾经参加2003年战地报道的水均益重返伊拉克，回访那片伤痕累累的土地。
我有些百感交集。从1998年到2003年，5次进出伊拉克，每次都是我主动请缨，找领导要求临时组建报道组，要求特批经费，要求外交部门支持，哭着喊着要去。而这一次，我却是“被通知”前往。一时间，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这十年来，中央电视台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力、技术和设备都有了很大提升，新闻环境也有了很大进步。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心理承受能力也在逐渐增强，新闻环境更为开放和宽松，对国际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如今，中央电视台在世界各地建了七八十个记者站，当世界各地发生重大事件，无论是东南亚海啸、日本地震，还是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乱，央视都有了自己的记者在当地，或者就近赶到事发地点。重大事件，记者不到一线怎么行？如今看来，这已是理所当然的想法，但是倒回去十几年，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电视里看到年轻的同事，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第一线，我往往会由衷羡慕，甚至偶尔也会有些失落，再不会出现一群记者对新闻理想舍生忘死的追求，与国家政治外交方面的宏观考虑发生冲突；也不会再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记者，对一段未能如愿完成的报道，多年耿耿于怀……
在种种复杂的情绪中，我反复思量着，重返伊拉克，去，还是不去？但在2013年年初，当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正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却几乎是本能地回复：“去！”是的，我还是想去，无论是情结还是纠结，我都得亲自去解开。
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是孙玉胜副台长定的选题，盖晨光副主任牵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也寄予厚望，希望能做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向盖主任提议，此去伊拉克，再不用那种单兵作战小作坊式的做法，而是在新闻中心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一个联合作战团队，按一场新闻战役的模式来操作。至于领队，这次我就不做了，我希望以一个记者的身份重返伊拉克，一心一意做采访、出镜、策划节目，把带队的任务交给更有活力和能力的年轻人。
盖主任采纳了我的建议，确定了国际新闻部副主任潘林华做领队，又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些优秀同事，组建了一支报道组。随后，我们紧锣密鼓地开了几次策划会，最终确定，此行任务是去伊拉克揭秘战争，做五集专题纪录片《伊战十年》。
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比战时更加动荡和危险。
2003年的战争，敌我双方界限明显，我们开玩笑说：那时根本不用担心美国人的导弹打不准，99％的导弹都非常准确，他们的袭击目标，绝大多数集中在萨达姆的党政军等主要目标，对平民和记者的袭击，还是尽可能避免。
而今日的伊拉克，却处在一个半失控的状态，教派冲突、恐怖袭击、自杀式爆炸、路边炸弹层出不穷。站在巴格达某个路口，都不能确定那一刻是否安全，更不用说要去摩苏尔、提克里特这些充斥着极端情绪的地方了。
伊拉克战争之后，胜利了的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是鲜花掌声和热烈欢迎，以及一个推翻了独裁统治后，全新的中东民主国家样本，但事与愿违。
战后的伊拉克，只在萨达姆铜像被推倒的短暂亢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到两年，伊拉克就陷入了无边混乱之中。先是基地组织不断发动恐怖袭击，接着萨德尔民兵武装的反美斗争，还加上教派冲突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据统计，仅仅在巴格达市，每年就有一千多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爆炸和恐怖袭击。
当我与阿布重逢后，问他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时，阿布无可奈何地说：“水，今天的伊拉克没有安全的地方，我只能告诉你，哪个地方会好一些，哪个地方会糟一些。”
2013年重返伊拉克的报道组成员。盖主任确定了国际新闻部副主任潘林华牵头，抽调了许多关键岗位的“精英”，是个“老中青”组合。比如《新闻调查》的优秀编导李冰，直播组的摄像荣欣，我的老搭档冀惠彦等。我特别推荐了《环球视线》节目组的一个年轻同事叶尔夏特，他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做节目却很有想法，电脑多媒体什么的玩得特别“溜”。我认为这些新生代新闻人拥有新技术、新视野，是“重返团队”的新力量。
探访萨达姆被活捉之谜，是我们此次回访中非常重要的一集。抵达伊拉克之后，我们最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拍摄制作这一集节目。而去不去萨达姆被活捉的提克里特，让我们十分犹豫。
那是个十分危险的城市，逊尼派极端势力最集中的地方，老百姓群情激奋，正忙着示威游行，跟马利基政府抗争，时常会有恐怖袭击，不时有外国人在那里遇到麻烦甚至丢了性命。
逊尼派和什叶派虽然都是穆斯林，但是教派有分歧，彼此有长达千年的恩恩怨怨。逊尼派在伊拉克其实是少数，只占人口的30％，但在萨达姆时期，少数的逊尼派统治了大多数的什叶派，出身逊尼派的萨达姆，对什叶派实行高压统治，还发生过屠杀什叶派教徒的惨案。如今的伊拉克政府，却是以总理马利基为首的什叶派当政。
战后大量的什叶派上台，对以萨达姆及其统治集团为代表的逊尼派，施行了严厉的清算。这种行为也伤及了一些无辜，触动了广大逊尼派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很多逊尼派的人找不到工作，生存成了大问题。两个教派之间的敌视和对立越来越极端，经常爆发冲突。近几年，伊拉克隔三岔五地出现各种恐怖袭击事件，一大半是逊尼派的极端武装组织实施的。
提克里特是萨达姆的老家，在这里，萨达姆被视为反对现政府的精神符号，去采访萨达姆被活捉之谜，无疑是十分凶险的。我们雇的两个伊拉克司机是什叶派穆斯林，一听到提克里特这个地名就说：“NO！NO！NO！很危险！”但阿布却认为去提克里特没事儿，他信心满满地安慰我：“有我陪着你，不会有问题的。”
阿布是逊尼派，他家是一个很大的部落，在提克里特有很多亲戚。他说，提克里特的大长老是他的老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住旅馆不安全，就住到长老家，他们都有大庄园，会好好招待你们。”
我一想，这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在中东的很多阿拉伯国家，部落长老的能量不可轻视，有时比政府还管用。拉登当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藏身时，也是依靠长老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服领队潘林华就按这个法子，到了提克里特先去看旅馆，若觉得不安全，就投奔长老家。
2．萨达姆老家遇险记
从巴格达到提克里特只有180多公里，我们却走得特别慢，因为一路上经历了40多个大型检查站，小检查站更是不胜枚举。每个检查站都是重兵把守，有的需要出示证件和采访手续，有的需要打开后备箱或拿探测器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