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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那位律师突然说了句阿拉伯语，阿布很气愤地跟他理论起来。我赶紧拉住阿布，匆匆走出那会议厅。
阿布告诉我，那个律师说：“跟中国人也没法说，2003年他们跟美国人一起，在联合国支持打我们。”阿布很生气地反驳：“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当时中国跟俄罗斯在联合国是反对开战的，美国人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得到授权，中国一贯是支持伊拉克的。”
这个插曲让我颇有感慨。我所接触到的伊拉克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更多地在考虑他们国家或部落自身的利益，而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很模糊，并不知道中国在安理会的立场。我们常常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很多支持和帮助，无论是物资、技术还是医疗上，都做了大量的援助，在很多立场问题上，我们支持他们，却经常好心得不到好报，很容易被这些国家的民众遗忘。2003年，中国顶着很大的压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但是有些伊拉克人却认为，中国跟美国是一伙儿的。可见，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有些细节还是没有做到位，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报道组在清真寺门口的院内会合，冀惠彦告诉我，刚才有几个人冲过来警告他们，说中国人快滚回去，表情和语气都很激烈，让大家有些发怵。
我们跟各位长老匆忙道别，伊拉克小青年还在旁边拉扯我，要我们去参加集会。我们好容易才脱身，然后一路狂奔，赶往下一个采访地点。
最后一站是阿布联系的，采访萨达姆的亲侄子和他部族的一位长老，采访地点在这两人的家中。
惊魂未定的我，一路对阿布发脾气：“怎么有种深入虎穴的感觉，我们不会被绑架吧？”
阿布安抚我说：“没事没事，我安排的你放心。”
在一个偏僻村落的农家院子里，我们见到两位穿着长袍的长老，他们邀请我们到一棵大树下的火坑旁就座。两位长老都有故事，一个曾经被抓进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另一个对萨达姆当时的情况很了解。
我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引向关键人物——曾给萨达姆提供藏身之处的纳米克。终于，一位长老在讲述时突然说：“纳米克亲口告诉我，萨达姆不是从地洞里被抓出来的，他们先在纳米克家的房间里抓到了他，将他暴打了一顿，然后看见院子里有个地洞，就把他塞到那个地洞里，然后又把他拉出来，假装他们是在那样一个阴冷龌龊的地洞里活捉了萨达姆。这是纳米克亲口告诉我的。”
我赶紧追问：“纳米克跟您还有联系？”
他说：“我们今天还打过电话。”
我问：“那您能不能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用免提。”
在提克里特，我们采访到萨达姆的侄子，他是当地的一位长老，容貌十分神似萨达姆。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他因为这层血缘关系而受到了不小的牵连。
长老欣然同意，拿出手机开始拨号。我欣喜若狂，之前，我们通过若干个渠道试图联系采访纳米克，但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竟在这里意外获知萨达姆被捕关键人物的信息。
纳米克很快就接了电话，长老介绍说：“有个中国朋友在我身边，想跟你说两句。”
我顺手把别在衣服上的话筒摘下来，放在手机听筒边，对着手机说：“我是中国的记者，你是纳米克吗？我们跟长老在一起，刚才提到你，我们其实很想采访你，让你谈一谈当时的情况，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电话那头回答说：“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不便于出来说话。”
我一听他要回绝，赶紧又问：“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萨达姆到底是不是在你家的地洞里被美军抓获的？”
纳米克显然经过了多轮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变得很有战斗经验，他用一套听上去很像外交辞令的话回绝了我：“这件事我心里知道，我亲眼目睹的，我一定会跟公众说，但不是现在。我现在遇到了很多很多事，方便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那时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这相当于碰了一个软钉子，但是好歹我们与纳米克通了话，证实了他就在提格里特，也获知了萨达姆很可能不是从地洞里被抓获的。所以，这次采访也并非全无收获。随后，我们又采访了萨达姆的侄子，他还给我们看了一张他与萨达姆穿军装的合照，我们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素材。
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按计划我们要去纳米克当时隐藏萨达姆的地方，可是长老劝阻我们千万别去，说那里很危险。一方面是政府不允许，已将地洞封了；另一方面，逊尼派的极端力量也阻止外界进一步抹黑萨达姆，如果他们听说一群记者要拍摄这个地洞，一定会如临大敌。那里埋伏有很多狙击手，如果有可疑人员出现，他们会当场射杀。
萨达姆藏身的这个地洞，一度成为景点，有很多伊拉克人前往参观，有人出于缅怀，有人出于同情，也有人抱着一种送别暴君的欢庆心理。后来，伊拉克政府将那里封闭起来，砌了一堵墙围起来。据说还用水泥将那个地洞完全抹平了，这其实就是马利基政府的“去萨达姆化”措施的表现之一。
马利基政府上台后，萨达姆逐渐变成了逊尼派表达主张、反对马利基当权派的精神符号。所以，马利基政府从几年前开始，实行了一系列“去萨达姆化”措施，在伊拉克境内，让萨达姆的形象尽可能消失。
“去萨达姆化”之后，这是伊拉克境内遗留的唯一一座有“萨达姆元素”的雕塑，竖立在曾是萨达姆阅兵地的胜利广场上。这一双“手持宝剑”的雕塑，修建于两伊战争之后，是胜利广场的标志，曾象征着萨达姆政权的无往不利和不可战胜。手的原型是萨达姆的手，所用的材料是战争时期缴获的伊朗坦克和士兵钢盔。马利基政府实行“去萨达姆化”措施后，有人曾提议把这座雕塑熔化了，但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2003年，我们做过一个专题报道，叫作“躲不开的萨达姆”。但十年后的今天，想在伊拉克境内寻找到萨达姆的形象却非常困难了。以前，伊拉克第纳尔上印的全是萨达姆头像，如今，我们想买几套有萨达姆头像的硬币和邮票做纪念，却遍寻不着。最后阿布带我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地下市场，反复解释，还表示可以多给些钱，老板才战战兢兢地从柜台底下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可见，“去萨达姆化”在伊拉克境内做得很彻底。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阿布把我们带到一个叫多拉的地方，在一排正施工的房子旁停下。一个伊拉克人警惕地问我们来干吗，向导解释说我们是中国游客，走累了，看这里景色不错，想歇息一下，问他们能不能卖点吃的给我们。伊拉克人当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开始在河边摆桌子和塑料椅子。
阿布偷偷对我说：“你顺着我眼神的方向看，河边那片椰枣林当中，有一个豁口，远远望进去，有一堵墙，那后面就是当时纳米克藏萨达姆的小院。”
我问能不能过去，阿布坚决地说：“不行！”
说话间，从坡上开下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四个伊拉克人，在我们身旁转悠。其中穿一身灰色袍子的伊拉克男子，有意无意地盯着我们。我们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只能假装是游客，拿相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
等那几人刚走，阿布说：“这个穿灰袍子的肯定就是纳米克，刚才他和你通过话，现在得知有几个中国人来到这里，就想跑过来看一看。我刚才假装上厕所，从他旁边经过，听见他说话了，那声音跟电话里一样。”
我懊悔得一拍大腿：“你早说啊，我就直接堵上去采访！”转念一想，那人未必就肯承认是纳米克，但不试一下终究是错失良机。
我们远远地看着那片椰枣林，就是没办法过去。冀惠彦想单枪匹马去闯一下，被我坚决地劝阻了。镜头固然珍贵，但他若真被人扣住了，或者被打了黑枪，岂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却前前后后来了三四辆车，虽然没有直接找我们问什么，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被严密监视了。盘桓良久，我们还是放弃了采访和拍摄。提克里特给我们的感觉是危机四伏，再待下去恐怕夜长梦多，吃过阿拉伯大饼和烤鸡，我们决定连夜返回巴格达。
提克里特之行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满意，我们试图探寻萨达姆被俘的秘密，纵然挖出了一些线索，但离事实真相仍有距离。时间过去了十年，我们在伊拉克感受到的，却是时光的倒退，所到之处人人自危，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极端言行，让我们这些外来记者感到不安，甚至感受到某种威胁。
回去的路上，我对着摄像机，有些沉重地总结道：“现在，我们正在连夜返回巴格达，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提克里特的夜晚，在这个白昼都如同暗夜的地方，我们甚至无法预测下一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种动荡与不安，将过去十年的创口，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3．战后怪胎“绿区”
今日伊拉克，有一个战争催生的怪胎，那是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处独特区域——“绿区”。
所谓“绿区”，其实就是巴格达市中心，大概十平方公里的几条街区，一边连着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沿着拉希德饭店的边缘。这是战后美国出于安全考虑，为了保护英美联军、外国机构、承包商，以及当时立足未稳的伊拉克政客，所划分出的特别区域。
英美联军进入巴格达后，要在市中心安营扎寨，便以萨达姆设施完善的共和国宫为中心，圈出了“绿区”。最初只是用坦克、装甲车和铁丝网围起来，里面还住着两千多户伊拉克平民。因为工程量太大，联军没有驱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只是挨家挨户地进行了筛查，查明后发出特别通行证，允许他们住在里面。
如今，“绿区”外围的路口，盖起了四五公里长钢筋混凝土的防爆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筑起了铜墙铁壁。伊拉克的反美武装一度非常活跃，“绿区”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经常有汽车炸弹在“绿区”入口处引爆，甚至还有人用火箭弹进行无目标攻击。
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使得“绿区”与巴格达其他地方逐渐隔绝，自成一个独立繁荣的小社会。高峰时每天会有近十万人，许多外国公司在里面办公，还有汉堡店、小酒吧、中餐馆、邮局等等。
国际上很多人讽刺这个空中楼阁式的独立王国，称它为“黑区”，它存在于伊拉克，却和伊拉克人民没有任何关系。许多外国人来到伊拉克，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下飞机，上了重兵把守的安保公司车队，一路呼啸着开进“绿区”。住上一段时间后，再以同样的方式离开，脚都不曾沾过巴格达马路上的尘土。
在美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那部非常叫座的电影《绿区》里，就有这样讽刺意味十足的情节：美国的法律专家一猛子扎进“绿区”，在共和国宫豪华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威士忌，高谈阔论如何给伊拉克修订一部民主法律。
那些待在铁丝网和高墙里的人，就这样统治着对于他们而言完全陌生的伊拉克老百姓。
我们重返伊拉克后，几经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