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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的“老大”叫穆赫辛，一位西装革履、中等身材的伊拉克人。无论多么大牌的记者，哪怕是CNN著名的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尼克·罗宾逊，跟他打交道，也得下本钱。
大权在握的新闻中心，十分腐败。记者在当地采访，必须有一个官方派出的所谓“陪同”跟随，实际上就是伊拉克当局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探子，专门监视记者的一举一动。电视记者在大街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做现场、越洋的连线报道，只能在新闻中心配楼二楼的楼顶平台上，给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空间，让你画地为营。但是这块空间必须由穆赫辛批准，不用说又得花钱，一个是非常昂贵的“明码标价”，一个是相对便宜的“私人关系价”。私人关系靠什么建立呢？当然，还是塞钱。
慢慢地，各式各样的帐篷成为那个楼顶别样的风景。我们去了之后，先用欧洲广播电视联盟的帐篷，后来我又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租了个专属我们CCTV的小帐篷。至于地块的价钱，就由我去跟穆赫辛谈。
穆赫辛是萨达姆时代典型的“蛀虫”，虽然只是个中等级别的办事员，但那个时候，所有外国记者都得拍他马屁。比如你想在新闻发布会上找一个好机位，或者在密密麻麻的记者群里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就得给他“上供”。他火到什么程度？过生日时，办公室里记者们送的花儿有十几把，蛋糕成摞地堆在那儿，想贿赂他的人，每天络绎不绝。
从安置帐篷，到安放海事卫星，再到联系采访伊拉克官员、联系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我多次跟穆赫辛打交道，也就熟识了。时间长了，隔三岔五，你不见他，他还想你呢，常常派人来找我，老远就喊：“Shui； Morhsin wants to see you．（水，穆赫辛想见你。）”
我一听，坏了，又得“出血”了，就揣上50美元去了。闲聊片刻后，他用阿拉伯的握手方式道别，我就从兜里把手拿出来，手心里捏着美元，说：“哈比比（阿拉伯语，‘亲爱的’），那就非常感谢了。”一握手，他就从我手里把那50美元给拿走了。
有一次，穆赫辛又派人来叫我，我正想找他帮忙联系采访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探听紧张局势下萨达姆高层的口风，便一路小跑到他办公室，只见他神色诡异：“哎，水，过来！”
我凑过去，问：“什么事儿？”
穆赫辛压低了声音问：“你们中国有‘伟哥’吗？”
我一愣，心想，嗨，这个可真没有！但我有求于他，只能咬牙说：“有！”
他怕我没明白，又解释道：“就是你们中国的中药，那种东方的，能激发人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有、有、有！”
穆赫辛立刻兴趣盎然：“那你给我弄点儿。”
我满口答应：“行！没问题。”接着提出交换条件，“副总理的那个采访，你是不是能……”
他很豪爽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003年我们刚到伊拉克时，租用的是欧洲广播联盟（EBU）一个直播服务点的帐篷。这是我和欧广联的摄像师在谈工作。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这个异常昂贵、明码标价的平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家电视媒体，都在自己“购买”的一个两三平方米的空间里画地为营，抢着搭建帐篷，有时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回去之后我就犯了愁，跟冀惠彦嘀咕：“穆赫辛跟我要‘伟哥’，咱上哪儿给他弄去啊？”回绝他肯定不合适，我就想，能不能糊弄他一下。
我问冀惠彦：“你带的药里边，有没有上面没英文字，也没中文字，人吃了也没什么副作用的？”冀惠彦是个特别细心的人，他给我们报道组成员准备了一个常备药箱，每天早上都会敲门，给每个房间送三片黄连素，预防水土不服闹肚子。
冀惠彦想了半天说：“有种藿香正气胶囊，把盒儿拆了，里面的胶囊上没字儿。”
我有点担心，问：“这个药吃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冀惠彦笃定地说：“就是调节肠胃、防止上火，没什么副作用。放心吧，不会有事。”
于是，我揣着藿香正气胶囊，钻进穆赫辛的办公室。他一使眼色，问：“怎么样？”
“嗯，”我点点头，很神秘地说，“马库姆什盖勒（阿拉伯语，‘没问题’）！”
当时穆赫辛办公室坐着一些找他办事的人，他招呼我先坐下，然后就开始急急忙忙地打发那几个人。等他把人都支走了，我既矜持又神秘地把药塞给他，说：“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一次两片儿。”我还是有些担心，怕他吃多了会出什么问题。
接下来两天我都没敢见穆赫辛，一方面忙于采访，另一方面我也心里没底，生怕这家伙识破了大发脾气：“水，你怎么糊弄我，完全没有效果啊！”
到了第三天，我路过他办公室门口时，被他给堵住了：“水，过来过来！”
我心想，坏了，露馅儿了！硬着头皮走过去，他一下子把我逼到办公室拐角，表情诡异。也不知是福是祸，我心里直打鼓。
他终于开腔说：“那个药……”我没敢吭声，他又酝酿了一下，说，“那个药，呃……”
我试探着问：“怎么样？”
他咧嘴笑了，说：“Very very good！”
我当场就傻眼了，心想，不会吧？！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真的吗？”
“Very strong（很强）！”他满意地说。
这件事我回去给冀惠彦讲，给其他同事讲，给很多朋友讲，每讲一次大家都捧腹大笑，谁也没想到在中国普普通通的藿香正气胶囊，到了伊拉克竟然会产生奇特的功效。
2013年重返巴格达时，我很想见见穆赫辛，间问他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真的有用吗？那不过就是我们中国调节肠胃、预防上火的一味很普通的药啊。但是阿布告诉我，穆赫辛退休了，几乎没人见过他。很多萨达姆政权时期的风云人物，十年后即使没被清算，也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没有位置了。当年他们大肆敛财，可能也是因为时局动荡，以至于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吧。
托“中国伟哥”的福，我如愿采访到了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阿齐兹是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风云外交官，他英文很好，长袖善舞，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人、英国人和联合国的人打交道时，总是气场很足，常常一个人舌战群雄。阿齐兹身处伊斯兰教国家，却信仰基督教，是萨达姆政权里一个很另类的人物。
后来，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我在《国际观察》栏目里还报道过阿齐兹受审。人在台上和在台下完全是两回事，从萨达姆身边的红人沦为战后的阶下囚，阿齐兹整个人的精气神一下子就泄了，坐在法庭上的他满头白发，一夜之间仿佛老了30岁，畏缩潦倒，不复往日的神采飞扬，令人唏嘘。
阿齐兹到中国访问过几次，我采访过他两三回，也算“老相识”。那次采访，他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他内心里已经坚信，美国迟早是要动手的；第二，他有点责怪中国和俄罗斯等比较同情伊拉克的国家，认为我们没有帮上太大的忙，没有阻止过美国。
其实，在联合国几轮外交斗争中，正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威胁要否决安理会决议，美国才没能拿到对伊拉克动武的“尚方宝剑”。直到2003年3月16日，美国、英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四国领导人在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会晤，美国总统布什表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伊拉克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又要阻止我们，那我们几个国家和北约盟友，会组成一个自愿的联盟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我们，那我们哥儿几个就准备单干了！
最终，美国绕开了联合国，拉上几个“盟友”发动了战争。那个时候，无论中国怎么呼吁用对话和冷静的方式，来解决伊拉克问题，都为时已晚。
十年后再来看所谓的“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件，当然是子虚乌有，但当时却传得有鼻子有眼，我们这些身在风暴中心的记者，便需要拨开迷雾去追踪真相。
我们经常跟美联、路透、CNN的记者约好，去联合国办事机构外守着，和武器核查人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一动，我们就上车跟踪。对方发现我们后，就会想办法甩掉我们，在某个岔路口，他们的车队突然一分为二。我们那时欠缺足够的通讯设备，只能凭借常年的斗争经验形成的默契来行动，比如美联的车在前面，他们会从车窗里伸出手，指着某个方向，示意我们分头去追。
当然，核查小组也会阶段性地召集记者发布消息，往往却是：“我们这次的成果依然是高度怀疑，但这次并没有查到有效的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伊拉克当局也会利用媒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一次，穆赫辛把我们召集起来，参观一架西方国家指责说是“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的无人机。
飞机停在巴格达郊外一家普通工厂的空地上，看上去像是架大号航模，机翼也就一米多长。冀惠彦是军事记者，一看就知道，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装芥子武器或化学毒气弹，其实就是架洒农药的无人机。
眼看一切核查都无功而返时，一个惊天大转折出现了。
我身后就是西方国家指责说是“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的小飞机。老冀是军事记者，一眼就看出这飞机装载不了化学武器。后来证明这是一架用于喷洒农药的无人飞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萨达姆就这样一步一步被逼到了墙角。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出示了据说可以证明伊拉克拥有、制造和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量证据，一个代号“曲线球”的情报人员成为关键人物。据说他是伊拉克的前科学家，曾经在生产研制化学武器的秘密部门工作过，后来从伊拉克转到约旦，叛逃到德国，将情报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
有一段录音，是两个人在电话里交流。一个人说：“那个东西送到了没有？”另一个人回答：“上校，你放心，我已经送到了很安全的地方。”鲍威尔解释，他们是在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段电话被监听并且记录下来。
鲍威尔的证据让全世界哑口无言，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件事，仿佛就此坐实。鲍威尔演讲时，我们挤在穆赫辛的办公室看电视转播，我看见，穆赫辛不再不可一世，那种大限将至的表情，很真实地浮现在这个伊拉克新闻官员的脸上。
3．无奈的分批撤离
2月中下旬，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下了通知：下一个礼拜，第一批使馆人员要撤出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有可能会被勒令撤出。那个时候，中国在伊拉克的记者已陆续撤离，除了我们，只剩下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由我的老同事张兰华带队。
我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新华社也撤，我们留不留？怎么留？
整个报道组都很担心，我给他们鼓劲：“之前花那么大力气进来，就是要守到战争爆发那一刻！能坚持多久，咱们就要顶多久！”
可形势不容乐观。有一段时间，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