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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成块儿地塌下来，堆在那里。这种景象，在电视镜头里很有冲击力，我和摄像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
朝鲜炸毁宁边核设施电视截图。左上图中，走在我身后的即为CNN著名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
在废墟前，我还采访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金成，他似乎对看到的一切相当满意，认为这是朝鲜方面积极的一步。我还特意问他，觉得这次爆破的情况效果怎样？金成回答说，爆破很彻底，意味着冷却塔今后不能再使用。
可讽刺的是，2013年又有报道说，卫星图片显示宁边核设施正在恢复启动，朝鲜方面似乎重建了冷却塔。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金成和那几个美国人，正拿着照相机在炸毁的废墟旁照相，像是在旅游景点合影留念。而李英浩和其他朝鲜人站在另外一边。
这时，意味深长的一幕忽然出现了。只见金成邀请李英浩一起合影，李英浩接过相机，推辞说：“不用了，我不照了，我给你们照吧。”
我离他很近，出于助人为乐的想法，就主动地跑上去说：“来，我给你们照。”
我正要伸手去拿李英浩手里的相机，没想到他很果断地躲开了我，说：“没关系，我来照。”
金成望着李英浩，脸上的表情很恳切，继续邀请道：“让他给我们照，我们一块儿合个影。”
我劝说：“李先生，你把相机给我，我来给你们照一张合影吧。”
李英浩突然转向我，脸上的表情变得很严厉，坚决地冲我一连说出了好几个“NO”，然后拿起相机，“咔嚓咔嚓”，快速地给几个美国人照了相。我不明就里，扭头看金成，只见他脸上露出一丝失望和尴尬的表情。
我忽然恍然大悟，明白了李英浩为什么不愿意跟美国人合影。这不是在某个旅游景点，几个外国人碰到了，在一起合影留念那么简单。这是两拨不同的人，一位朝鲜官员和一位美国官员，他们俩在冷却塔废墟上的合影，肯定会成为美国媒体第二天的新闻图片。金成的执着和李英浩的拒绝背后，很可能隐藏着美朝两国的“难言之隐”。
采访结束后，我们上车返回平壤。当时朝鲜方面许诺，我们拍摄的电视素材，都可以通过平壤电视台的播送中心传出去。
我们当时算了一下，上车差不多是北京时间的下午五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赶回平壤，而这条新闻原计划是要上当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我们出发的时候，已料到时间会很紧张，所以特意带了一台便携式编辑机。于是，从宁边到平壤的那条土路上，我和编辑忍着剧烈的颠簸，完成了写稿、编辑、配音全部流程，制作了一条两分钟的“重大新闻”。
一路上，我们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心急如焚。我们的手机出了平壤就没有信号，跟国内也联系不上。而台里之前因为有我们在现场，所以早就确定，《新闻联播》会一直等我们这条消息。
好不容易，6点45分的时候，我们车进了平壤管界内，手机终于有了信号。我赶紧给台里打电话，说：“我们刚进平壤郊区，到电视台起码还得半个小时，再通过卫星把素材传回去，台里可能还得编辑一下，《新闻联播》的时间就过了，肯定来不及。”
但是，我不想轻言放弃，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们两手准备，一边我尽量赶，能赶上最好，赶不上的话，我现在通过电话把写好的报道，先给你念一遍。你找个可以录音的免提电话录下来，万一时间真不够了，就用这个录音报道垫播。”台里答应了。
我又在车上通过电话，把那条新闻播报了一遍。当时心里很着急，播报的时候还有点磕磕绊绊，中间有两个词还吃了“螺丝”，念得不是特别标准。
事后证明，做一个备份方案是多么明智！等我们赶到朝鲜中央电视台播送中心部门时，已经7点25分，还有几分钟《新闻联播》就结束了。我们飞奔着冲到楼上，拿着带子说，赶紧传回北京。结果，朝鲜电视台的工程师说：信号中断了。我们急得脑袋都冒烟了！结果，联系来联系去，折腾了一大通，等恢复信号，都已经是北京时间8点了。我叹息说：“还赶啥啊，连《焦点访谈》都赶不上了！”
后来我们弄清楚了，不是卫星信号的问题，是朝鲜电视台播送中心的某个技术环节出了问题，导致设备找不到卫星。如果当时能及时找到信号，带子放进去够快的话，说不定还能赶上《新闻联播》的一个尾巴，让观众们在第一时间，看到那幅震撼世界的画面。
虽然这次报道有些遗憾，但作为现场记者，我还是以录音报道的形式，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播报了那条重大新闻。这么多年来，我参与了多次重大国际事件报道，而2008年在宁边通往平壤的土路上，一路狂奔的那种紧张感，至今还不曾忘怀。
2．平壤印象
2008年朝鲜之行，是我第一次去朝鲜，虽然之前通过各种渠道，我对这个国家也有一些认识，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还是头一次。
对我这样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来讲，朝鲜曾经是一个发展得很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的电影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等等。小时候，我家里还订了一本《朝鲜画报》，每次翻看时，我都发自内心地羡慕朝鲜的小朋友，那么天真快乐，沐浴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这一切，构成了我对于朝鲜最初的印象。
后来参加工作当了记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过程，有那么一段时间，朝鲜淡出了我的关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忽然再次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中。只不过，这时的朝鲜，变成了一个封闭、贫苦的国家，时常出现饥荒。
这次去朝鲜，除了宁边冷却塔的采访，我个人还带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希望“搂草打兔子”，顺道了解一下今日朝鲜的真实情况，做一个记录性的报道。
在平壤，只有两家饭店有接待外宾的权利，一家是高丽饭店，还有一家就是我们住的羊角岛酒店。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前的涉外饭店，外国人只能住这两家酒店，没有别的选择。
羊角岛国际大酒店坐落于平壤市中心。大同江拐弯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岛，只有一条路通上去，朝鲜人在这个小岛上，建了一座大概40多层高的酒店，岛的形状像是羊伸出了一个犄角，所以叫做羊角岛。这个酒店之所以被选作涉外酒店，跟它的地理位置也有关系。它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通道通向市区其他地方，只要在入口处放上两个警察，管理起来特别方便。
酒店建于1995年，我们2008年去的时候，看上去依旧富丽堂皇，挑高的大堂非常气派，一面墙上雕着活灵活现的仙鹤。酒店一共40多层，据说有1001个房间，顶楼还号称有个旋转餐厅，平时没有重大活动是不会开的。酒店的服务设施也还不错，有餐厅，有小酒吧，后来我在新闻里看到，澳门赌王经过特批，最近在那里开了个赌场，朝鲜人不许进，外国人凭护照可以进去。
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羊角岛酒店的卫生间没有下水，没有地漏。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酒店的房间很干净，24小时热水，洗澡一点问题没有。坊间还传说，那家酒店里的第五层是不对外开放的，电梯都不停，两头消防通道的楼梯都被锁着。有游客试探过，通过一个小侧门进到那一层，发现了很多神秘的办公室，里面设置了很多闭路电视，监视着酒店的各个客房，说明很多房间里都装有秘密摄像头。对此，我没有去刻意考证其真实性。
我们住的房间虽然很高，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平壤的景色，却不能拿照相机和摄像机拍摄。因为接待我们的金同志，一见面就警告我们：“你们不要拍，不要以为你们在那儿拍没人看得见。如果你们拍了，后果会很严重的。”
怎奈我的愿望很强烈，所以跟金同志来了一番软磨硬泡：“金同志啊，中朝两国友好，我们中央电视台这次来，机会难得，能不能安排我们到一些地标式的地点，拍一点平壤的大好河山，日新月异的这种景象啊？”
我说了一通奉承话，金日成、金正日的纪念碑和雕像，在平壤随处都有，可以拍吧？平壤胜利纪念碑、金日成广场也能拍一下吧？这恰恰是向中国朋友介绍你们国家建设得好嘛……金同志终于答应帮我们请示。
第二天上午，正好我们有一段空闲时间，金同志说：“行，我带你们去拍，但是你们只能到规定的地方。我说可以拍，你就拍；我说能拍那边，你就拍那边；我说不让拍的，千万别拍。我会在现场看着你们。”我忙不迭点头，心花怒放，“欧了”，搞定！
金同志先带我们去了大同江边，隔江望去，一片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在江边一块广场上，我们居然看到有几个摊贩，推着平板车卖纪念品，金日成像章、明信片等等，琳琅满目。广场对面，隔着一条马路，有一个金日成的雕像。之后，我们又被带到一座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双人雕像前拍摄。雕像的造型是两人挥手向前，一副指挥朝鲜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姿势。
我明白，金同志带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些“规定动作”。所以，我悄悄告诉摄像，你摄像机尽量保持开机状态，多拍一些平壤市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无论是东西还是人，都尽量拍到一些细节和特写，比如穿衣戴帽谈吐举止之类。
为了多拍些素材，我们也采取了一些“障眼法”，摄像在拍摄的时候，我就有意无意地把金同志拉到一边，递根烟，跟他聊天，转移他的视线，为摄像争取空间。金同志在朝鲜外交部工作，也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所以跟他聊得起来。摄像和我也是多年一起工作配合的，很有默契，趁机拍了不少镜头。
平壤是朝鲜的窗口和样板。市区马路宽阔，路面整洁，高楼林立，有些楼看上去是新近盖成的。主要交通干线边的居民楼，看上去整齐划一。朝鲜仍是完全的公有制，老百姓住房完全是国家配给，所以居民楼从外表看一模一样，阳台上空空荡荡，没人晾衣服，也没人封阳台。据我观察，有的楼里房间，连窗帘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平壤的空气很好，因为它没有什么工业，经济发展也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污染不像我们这么严重。大街上的车也很少，平壤的公共交通工具普遍很破旧，公共汽车就是有辫子的那种电车，四个角都是圆乎乎的，与我们上世纪70年代乘坐的公汽很像，一看就是有年头的物件，车体破破旧旧，根本谈不上“空调车”这一说。马路上还能看到有轨电车，铁轨锈迹斑斑，只有轱辘压过的地方，才是油光水亮的。
平壤没有私家车，大多是苏联制造的那种尖鼻子卡车。偶尔会有一两辆伏尔加牌小轿车驶过，还有就是军用的大卡车，也大多是苏制的。有趣的是，马车和汽车会同时出现在马路上。有时候电车刚咣当咣当地开过去，一个农民拿着鞭子，晃悠悠地赶着辆马车过来了。这幅景象，就像我小时候在中国西北地区看到的一样。
走在平壤大街上的老百姓，穿着很制服化。男性基本上都是小翻领夹克，深蓝色和灰色最常见。女士都爱穿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