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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在《东方时空》带动起的电视新闻改革浪潮中，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其实就好像处在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候，我们是亢奋的，投入的，甚至是疯狂的。我们会为了一期节目“24小时等你”，吃方便面，睡办公桌，没日没夜。为了让节目好看，我们会挖空心思设计、策划、推敲每一个细节。通宵达旦开会、看片，在那个年代是家常便饭。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收获了成功，赢得了赞誉。但是，慢慢的，我们中的不少人也为那样的激情和疯狂付出了代价。崔永元就是其中之一。
崔永元是个完美主义者。《实话实说》创办后，崔永元既是主持人，又是栏目的主创人员之一。为了让每一期节目好看，有创意，他和团队吃住在办公室，每日里茶不思饭不想绞尽脑汁寻求突破。渐渐地，崔永元失眠了。祸不单行，恰恰在那个时候，《实话实说》栏目遇到了发展与安全的问题。
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小崔后来猛批的“万恶的收视率”。经过了初期的闪亮登场与成功，加上央视在收视率统计方法上的不尽科学，《实话实说》收视率开始下滑，栏目组内外压力骤增，崔永元更是焦虑不已。而所谓“安全”问题，主要是栏目的选题屡次因为“导向不正确”，遭到上级领导的点名、批评，甚至“枪毙”。双重压力下，终于，崔永元病了。而且，这一病使他永远地离开了《实话实说》，而《实话实说》栏目也因为他的离开，在经过了一段惨淡之后，寿终正寝。
据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李挺回忆，有一天，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带着《实话实说》栏目的主编海啸来找他，告诉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小崔病了。李挺主任说，他当时对抑郁症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这种病的严重性和可怕。当听了陈虻和海啸的描述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陈虻他们又来找他，说小崔自己提出要休息一段，并推荐了一位女主持和晶来替班。李挺主任说，当时他就意识到，崔永元恐怕不会再回到《实话实说》了。
李挺主任的判断是对的。在那之后，崔永元消沉了，他似乎对电视，对他倾注了心血的栏目失去了兴趣。很久，人们看不到他出现在电视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提出，想再搞一个栏目，是关于电影题材的。
作为新闻中心的主任，李挺说，他当时并不看好这样一个跟新闻不沾边的栏目，只是觉得，只要崔永元有兴趣还干电视，哪怕就是为了给他治病，也值得考虑。于是，在离开《实话实说》栏目一段时间后，人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崔永元和他的新栏目《电影传奇》。
几年后，我和崔永元就抑郁症有过一次专题讨论。那一次，是他在帮我。
2005年，我哥哥突然患上了抑郁症，遍求名医之后，我找到了崔永元。之前，我曾经很顾虑，怕小崔不愿谈这个话题。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于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俩坐在新闻评论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的餐厅里，进行了一次长谈。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抑郁症是一种越来越常发的疾病，它有遗传的因素，也有环境等外因的促发。我还知道了，抑郁症患者内心真实的活动，以及他们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小崔告诉我，他发病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是高度敏感的，几乎是软硬不吃。他说：那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你的节目真不错，我肚子里会想，哼，你是眼红我吧。反过来，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最近节目收视率一般啊。我心里会说，你懂个屁，你还不如我呢。有时候，白天有人无意对他讲了一句话，他会琢磨一天，到晚上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半夜拿起电话向那人问个究竟。
看着他在那里像个专业的心理理疗师一样，帮我一点一点地讲解，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更无法想象他心中的痛苦。那个下午，我感受到了他的脆弱、敏感，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善良。因为，到最后他也不忘耐心地出主意，教我如何开导我的哥哥。他说：“你就跟你哥说，没事，有我呢，我一定会站在你身边。你要给他希望。”
正是有了小崔的这番现身说法，我对症下药，找到了帮助我哥的方法，并使他在半年多后，成功地从抑郁病症中走了出来。后来，当我告诉崔永元我哥哥的情况好转时，他还不忘提醒我，抑郁病是会复发的，一定要注意。
我和崔永元不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但我的理解，我们是那种心有灵犀，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关系。二十年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栏目和事业。虽然偶尔会有短暂的交流，但都谈不上深入。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典型的追求完美。他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有点洁身自好。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崔永元跟我和白岩松一样，遇到什么不爽，找几个朋友，喝顿大酒，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也许就不会睡不着觉，得抑郁症了。
《电影传奇》之后，崔永元又做了几档栏目，包括《小崔说事》和最近的《谢天谢地你来啦》，但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些似乎都不能令他满意。给我的感觉，他一直处在一种纠结之中。这纠结有他对自己巅峰时期的耿耿于怀，更有对世态炎凉的不满，以及我们所处现实的无奈。于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崔永元做了一个勇敢的选择——离开他为之奋斗了20年的央视。
坊间对他的辞职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为了挣大钱，有的说他想从事教育，更有知情者爆料说，《谢天谢地你来啦》栏目在中央电视台连个名分都没有，经费不足，每次请嘉宾不给人家钱，害得小崔每每亲自出马，利用自己的名气欠那些嘉宾的人情。终于，小崔忍无可忍，愤而离去。
这种说法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前不久，当我听说央视一个频道每期节目花150万，请凤凰卫视的一位知名主持人和他的团队“友情客串”时，我还真有点相信了。但仔细一想，崔永元还不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问过他的真实想法。但我猜想，他一定是不愿再这样混下去了。他看到了现实，他知道自己还有梦想与追求。他希望趁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再拼一把，就像二十年前他在《东方时空》那样拼一把。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
3．大姐敬一丹
敬大姐是我们内部对敬一丹的尊称，和年龄、辈分无关。因为，在我们看来，敬大姐就像一位关心、照顾我们的大姐姐。更重要的是，敬大姐在做人做事，对待名利方面是我们的榜样。
当我和白岩松、崔永元一起跳槽加盟《东方时空》，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敬大姐早已是央视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了。那时候，她主持的《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深入人心，而敬大姐的知名度，是我们这些“野路子”半路出家的小年轻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当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我们听说敬一丹要加盟的时候，真的是既意外又压力巨大。
你想，对我们这些当时还对电视处在懵懂状态，凭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闯荡的门外汉而言，敬大姐这样的“大腕”和我们并肩而坐，那我们岂不会死得很惨吗？我们感到意外，那是因为当时《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初出茅庐，还并未得到观众的认可，敬大姐肯放弃《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这样的著名栏目，投身我们，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我与敬一丹主持新闻评论部年会。我是敬大姐眼中的小弟弟，我们相识于风华正茂的年纪，现在我们是相互知根知底的老朋友。
我们的老领导孙玉胜曾经回忆说，敬一丹是他力主要“挖”的，不过当时他打电话邀请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生怕她瞧不上我们这座小庙，所以基本上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是，让孙玉胜没有想到的是，敬大姐不仅当场答应了，而且还反而怯怯地问他：“您看我行吗？”
敬大姐后来当着我们的面，坦诚地说出了她当时的心态。她说，其实当时她还是有顾虑的。一方面，《焦点访谈》是个全新理念的新闻评论性栏目，对已经习惯了以一个播音员的角色，拿着编辑写好的稿子，在话筒前主持的她来说，《焦点访谈》当时追求的记者型主持人对她不是没有挑战；另一方面，大姐说，当时看到小水、小白他们那么年轻，有闯劲有干劲，还有特长，她就想：会不会有一天被他们甩下来啊？然而，敬大姐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盟《焦点访谈》。她回忆说：“我又一想，跟这么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跟这么一个有创新追求的栏目一起打拼，一定很有意思，况且就是被他们比下来也不丢人。”
说起来，敬大姐年龄并不算很长，比我就大几岁。但我感觉，她要比我们几个成熟得多。这可能和她插过队下过乡有关系。这么多年来，央视发生了许多事情，又有诸多的变故：栏目被调整、领导被调走、部门分分合合、节目起起落落，然而，在我印象里，敬大姐始终荣辱不惊，不计得失，一颗平常心面对一切。
就像许多单位一样，央视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不仅是栏目，对人也是这样。出现了更年轻、漂亮的主持人，马上力推。自然，老人老面孔多半就会渐渐“失宠”，失去机会，甚至任凭自生自灭了。敬大姐也会遇到这样的“潜规则”。
曾经，我们《焦点访谈》的几个主持人每个月轮流平均主持节目，我稍微有点例外，原因是我主攻国际大事，只有在国际上有重大突发事件时，我才采访主持《焦点访谈》。而敬大姐他们几个则是平均分配的。然而有一个时期，某位主持人却是大放异彩，频频出现，几乎独占了整个栏目的主持机会，像敬大姐他们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轮到一次机会。
记得有一次，我和白岩松替敬大姐打抱不平，嚷嚷着要找领导说理。敬大姐却反过来劝我们。她说，我这样也挺好啊，我可以多跟着编导下去采访，了解事情，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挺好，比坐在演播室里强。
类似这样的情况，这些年发生过不少，但我没有听到敬大姐抱怨过一次。偶尔，我们“四大名嘴”聚在一起，忆往昔，砭时弊，而当我们看到敬大姐乐乐呵呵，淡然的笑容时，又会自觉无聊，自叹弗如。
敬大姐说起我，提到最多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曾经为她泊过车。其实那件事到现在我根本就记不清了。但敬大姐却每次都能描绘得栩栩如生，并且还把我形容得特别威武高大。
她说，有一天她在电视台大院里转了几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但刚刚学会开车的她，却怎么也没办法把车停好。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她的车窗前。敬大姐形容说：“小水当时拉开车门，对我说，大姐，你下来，别管了，我来吧。”只见我上车，动作麻利地三下五除二就把车停进了车位。
“那动作，那技术，漂亮！”敬大姐回忆道，表情里透露着类似一个大姐姐对自己小弟弟成长的自豪。这些年来，无论我得意还是心灰意冷，敬大姐的问候总是让我感受到温暖。有一次，我直播完节目，看到敬大姐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