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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来了一条短信：节目不错，人也很帅，就是眼神不亮，眼袋有点重，多注意休息啊！
那一刻，一股暖流从我心中升起。我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做完节目，在电话里听到老父亲说，节目很好，就是有一个字你读错了。
敬大姐理解我这些年一直对《高端访问》栏目被撤销而耿耿于怀。2012年，我得到了一对双胞胎。敬大姐第一时间送来了祝福。而她的祝福竟让我一时差点潸然泪下——“小水，祝福你，得到两个小宝宝比你采访一百个国家元首都幸福，尽情地享受吧。”
4．怀念战友陈虻
陈虻是在2008年12月22日晚上走的。
通知的短信是白岩松发的，就四个字：陈虻走了。
那个晚上我正和几个同事喝茶聊天。之前已经知道陈虻住院了，而且知道陈虻得了癌症，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看到这个短信，我心里还是感觉有如晴天霹雳。
在他住院期间，我曾经和几个同事去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人事不省，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我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一下他，也没能跟他说上话。感觉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河流，却在眺望对岸那个曾经亲密的身影。
接到白岩松的短信，我马上赶往医院。进门时，老领导孙玉胜和李挺刚好从医院里走出来。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这两位陈虻的老战友、老朋友低沉着脸，眼含热泪，冲我点点头，只淡淡地说了声：“去看看吧。”
我直奔陈虻的病房，正好看到人们把陈虻的遗体推着送往太平间，我冲到前面，却只看见白色被单遮盖下的他被无声地推过，转瞬在我面前消失了。我失去了控制，一边仰着脸朝天破口大骂，一边冲着旁边的一个垃圾筒狠狠地踹了几脚。
深夜12点多的时候，我在太平间门口的空地上，扯着嗓子在那儿骂天骂地。我不知道在骂谁，但我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把这么才华横溢的一个人，一位我们许多电视人至诚的战友，在47岁的年纪就匆匆带走，连说一声再见的时间都没留下。
看到我那个样子，现场不少人跑过来安慰我。我红着眼睛，问一直守到陈虻生命最后一刻的李伦（陈虻的大弟子，时任《社会记录》栏目制片人），陈虻最后留下什么话了没有，李伦告诉我，陈虻到最后基本上是昏迷的，说不出完整的话，但好像总是在嘴里念叨着几个字。李伦说：“我凑近了费劲地听，才听清他在说‘话语空间’这四个字。”
听到李伦说出这四个字，我感觉胸口就像被重重地击打了四次。“话语空间”，这四个在陈虻弥留之际还在念叨的字，其实浓缩了我们这一代电视新闻人，十几年来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目标。
十五年前，包括我和陈虻在内的一群年轻人，或舍家抛业，或义无反顾，或慕名而来，或误打误撞，怀着一腔热血和对新闻事业的理想，加盟到中央电视台大旗下，在《东方时空》这艘快艇上打拼。陈虻就是这批人中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质、理想以及执着，代表着我们这群人追求的共同目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以及在新闻节目中表达真实的“话语空间”。
不幸的是，就在陈虻离开前后的那几年，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们对“话语空间”的追求，遇到了有形无形的压力与扭曲，我们的空间开始四分五裂，我们的队伍变得分崩离析。有细心的记者当时写道：2008年，中央电视台迎来了50周年台庆。这一年，陈虻热爱的（也是工作了十几年的）新闻评论部解散，部门重组。也是这一年，陈虻走了。
《东方时空》的另一位创始人，《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在悼念簿上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是战友，你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冲锋也没了。
生活不规律、过度劳累、体能透支，几乎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我们也时常抱怨没有正常的日常生活，工作像机器一样，活着干，死了算。但陈虻的离去，似乎又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重压。看到他离去，很多同事、朋友都联想到了他在职业理想与现实境遇间的辗转。所以，当时在我们对他的追忆中，在我们的热泪和哀悼中，我们更伤感于一代电视人的青春远去。我们的眼泪，为陈虻而流，也是为自己而流。
正是夹杂了这样一种悲情色彩，陈虻的去世和之后的告别仪式，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很多新闻业同行们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就像白岩松写到的那样：“好像所有人都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次因为陈虻去世，在同事乃至同行中爆发这样大的情感，我感觉这可能并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结束的感伤和喟叹。我们骨子里是因为眼看着一个兄弟就这么倒下了，而你无能为力。”
陈虻是《东方时空》的创始人之一，《东方时空》子栏目《生活空间》的制片人，后来成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算起来是我的领导。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人生轨迹差不多。我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的大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分别参加工作，所以我俩更多是以哥们相称，关系非常平等，也互相欣赏，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记忆中，在《东方时空》初期，我还找陈虻走过“后门”。
我在《焦点时刻》当记者时，去济南采访报道，在那儿认识了济南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她跟我们合作做了一期节目，反映济南工商银行一件好人好事。这个记者后来就跟我变成了朋友。她当时很有抱负，但对新闻报道不是特别感兴趣，特别热衷于拍纪录片、专题片、电影。她把《生活空间》看了很多遍，觉得这个栏目特别好，也是能够实现她抱负的一个地方，而且她对陈虻当时也是如雷贯耳，想要拜他为师。
这位女记者后来到北京找到我，向能不能帮忙让她见一下陈虻，看看能不能将她从济南台调到中央电视台来。我答应了她去问问看，然后就给陈虻打了个电话。陈虻很客气，问：“水兄，有什么事？”我向陈虻推荐了一下这位记者，他说，要到我这儿来，调进来是肯定不行的，现在我们用工制度就是这样，要不然这样，我这边可以先接收她，实习也好，临时在这儿来干也可以。
那个时候我们各个栏目有权自己聘人，只要部门认可就行，不像现在必须得是央视台聘或是企聘。陈虻答应得很痛快，而且跟我说：“水兄你推荐的人肯定差不了。我们现在做纪录片的队伍太小了，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壮大我们的队伍，多多益善。”
那个女孩在陈虻那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毅然从原单位辞职，加盟了《生活空间》。之后，她一发不可收拾，频频捧得各种奖项，先是我们部门的金奖，后来是台里的金奖，再后来在国家级甚至国际上都在不断地获奖。陈虻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这女孩真不错，是非常优秀的编导。
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当年那个只身来北京，通过我投奔陈虻团队的小姑娘，已经成为一个名气很大的电影导演了。她就是李玉。
后来评论部分了又合，《东方时空》拆了又聚，起起落落很多次，我与他见面更少了，但见面一定会聊两句。
再后来，我们搬到了“南院”（央视新闻评论部临时办公地，因位于电视台以南故而得名），陈虻则成了评论部副主任。当了领导，他开始值班，经常审片子，包括我们的节目。这时我才老碰见他。他经常叼个烟，一头长发出现在南院某个合成机房里面，身后站着一二十个人，在那里侃侃而谈审片子。那些年轻的编导一个个毕恭毕敬，眼睛里充满崇拜之情，听陈虻给他们讲电视台的故事，以及做电视的理念。
有时候，我们在南院食堂吃饭，大伙都吃完了，这时候才看见他一个人走进来，弄点剩菜剩饭胡乱吃点对付一下。那时我就知道他胃不好，时常提醒他注意饮食，而他总是敷衍地一笑，说，嗨，没办法，片子晚上播，审完他们好编（辑）啊。
我们算是《东方时空》的老人，经过十来年的历练，彼此心照不宣。我知道陈虻过得不太如意，他是那种对电视特别痴迷的人，优雅、执着，有自己的理念。任何人都希望被认可，但和他一级平辈同等贡献的人来比，陈虻在升职上总是慢半拍，甚至跟他同时担任领导岗位的很多人早已经升迁了，但他还是在一个很基层的单位当个副职。直到前些年，在去世之前的几年，他才被提拔为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而且排名靠后。
我并不关心这些官场上的事，但一切也看在眼里。我感觉他没有被重用，内心有些失落。因为在我看来，他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有一年台里搞部门主任年终述职，我们这些栏目制片人要参加。那一年是陈虻最郁闷的一年，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但肯定是因为工作，以及他个人的境遇，还有身体状况。
轮到陈虻发言时，他拿出了事先写好的发言稿，那是三张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他手写的发言内容。他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他那一年的工作——审了多少片子，纠正了多少错误，开了多少会，负责了多少特别节目的策划、制作、播出，等等。之后，他话锋一转，对当时节目的状态，对一些制度、人事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以一种特别巧妙的方式，进行了委婉的批评。那口气有点春秋笔法的意味，听得台下的我心中暗自叫好。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对现状并不糊涂，他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刻，他像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在呐喊，而且是发自肺腑的。
述职会后，我在电视台门口碰到正在抽烟的他。我凑过去跟他说：“主任刚才的讲话很有个性啊！”他说：“我把我想说的说了，人家听不听那是人家的事，但是也就这么回事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陈虻才不是那种“我说了，你爱听不听”的人。他的那句在他离世后广为流传的名言，正是他人生追求的写照——“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崔永元和陈虻是多年无话不谈的好哥们，他有几段话写得非常好：
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他的长头发、他的箴言一样的话语风格，让人误以为他是活得非常逍遥、丰富的人。其实根本不是，他生活得特别单调。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试图把这种工作方式总结成切实可循的经验，其实那里面无技巧可言，完全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我相信，他有限的心血就是从那时开始过度消耗的。陈虻不光是栏目的负责人，他像一个主讲，像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有这样的理念、意识、能力的人。一旦他们爱上了，就会坚持不懈，哪怕很痛苦、很寂寞，哪怕身体不行，哪怕累死。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别抖小机灵，老老实实在节目里卖傻力气、下死功夫——这些是陈虻教给我们的。
他是从基层干起的，懂得普通编导的艰辛。还有一点，他敢担责任。当官与创作，他知道哪个更重要……如果陈虻一心做官，以他的才华，他可以做更大的官，但他手里�